李月军:政治文化对文革的支撑与推延作用及其有限性

  “文革”政治文化变迁是完全适应“文革”理论与实践进行的。

  畸形政治文化一旦形成,便具有了相对独立性,开始发挥特有功能,为“文革”提供了从理论到实践上的合法性,并对“文革”政治系统及其政治实践具有明显的导向作用。它将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体制锁定在既定政治文化路径内运行,并引导甚至是支配政治系统及其政治实践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沿着原有方向发展。

  畸形政治文化的这种功能主要表现为它在一定时期内对“文革”起到强烈的支持与推延作用。

  一、畸形政治文化为“文革”提供了合法性

  “文革”期间,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生活处于“共同贫困”状态,政治法律制度极度残缺,人民的政治权利被践踏剥夺。在这种情况下,经济与政治运行的实际效果不可能为“文革”提供真正的合法性。

  “文革”的合法性主要靠畸形政治文化来维系,即由政治文化对政治系统运行的正当性作出说明与诠释。因为,不单存在政治系统是什么的问题,而且还存在政治主体把它认作什么的问题。

  政治主体是在经过定义了的政治社会中活动的,不只是对纯客观政治社会现实的反应。其中起“定义”作用的就是政治主体所拥有的政治文化。只有从当时特定政治文化角度来观察“文革”,才能更全面地解释人们为什么能够在那样实际上是不合理的社会政治中生活十年之久。

  从政治文化效用的角度概括地说,就是当时畸形政治文化赋予不合理的政治社会运行以合法性。进而言之,受畸形政治文化全方位支配的政治主体认为当时的政治社会运行状况是正常的,能够根除政治社会中的弊端,引导他们进入理想社会,并带来实际利益。

  所以,人们把自觉地对国家、政府、上级乃至特定个人的服从当作自己的义务,对在今天看来极不正常的政治社会状况不作怀疑,直到各种政治社会矛盾激化到足以使他们从畸形政治文化的迷雾中醒悟过来。

  这是“文革”合法性更直接而又更深层的方面。限于篇幅,这里仅就不同层次政治文化的相互体认和政治制度的合法性进行说明。

  1 、指导理论的合法性

  如前所述,在政治文化整体结构中,毛泽东晚年错误政治思想(即“无产階級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占有绝对至上的地位。这是以大众政治文化对其绝对认可为合法性基础的。

  “无产階級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阐明了发动“文革”的基本原因、基本方法、长期性及其在思想领域的根本纲领等,从而为“文革”提供了全面的理论指导,成为“文革”延续十年之久的主要政治文化动因。

  作为“文革”的指导理论,它不但自身为“文革”提供了合法性,而且它在整个政治文化中的绝对主导地位与合法性,也转化为“文革”的合法性。

  “无产階級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从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理想社會主義的美好愿望出发,却导致整个社会政治系统运行脱离了社會主義轨道。

  首先,“无产階級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阐述了“文革”的政治哲学。它主张“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来观察社會主義社会”,来划分敌我两类矛盾。在这里,对立主要是无产階級与资产階級之间、资本主义与社會主義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最终必须统一于无产階級专政。

  这就把原本与极丰富的世界相联系的对立统一规律简化为“一分为二”,片面强调矛盾与对立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进而把社會主義发展动力绝对地归结为极端扩大了的階級斗争。这是对对立统一规律的曲解与教条式运用。

  更为关键的问题是,划分階級的标准是模糊的、难以准确把握的政治思想标准。在階級斗争严重扩大化与全社会处于极端狂热的情况下,这种庸俗的政治哲学观念所导致的只能是在无产階級与全社会人民内部人为地制造对立。

  按照上述对立统一的逻辑,这种人为制造的对立,又必须统一于无产階級专政,这样就造成了无产階級或人民内部不同利益集团阶层间的相互专政与斗争。“文革”中诸多的斗争与流血冲突无不与这种绝对对立与绝对统一的政治哲学逻辑密切相关。

  每次斗争都充满“有你没我,有我没你、无产階級必胜、彻底划清階級界线”意识,这只能导致剧烈的冲突与武斗,而这正是作为一场政治社会内乱的“文革”的重要特征之一。

  其次,毛泽东在建设理想社會主義道路上,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他将階級斗争扩大化,最终发展成为“无产階級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并将之看作是存在于社會主義社会全过程的中心矛盾。其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这也反映到党内来,党内存在着“走资派”。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就“必须把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會主義革命进行到底”。“无产階級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階級实行全面的专政”。[56]

  正是对階級斗争严重性的过分夸大,致使他在建设理想社會主義的实践中“所受到的推动力更多地来自对旧势力复活的恐惧,而不是对未来的憧憬”。[57]正是这种对旧势力复辟的担心乃至恐惧,使得毛泽东决定用“文革”的方式来现实他的社會主義之梦,才使得“文革”指向被认为是无所不在的反革命与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势力,进行无休止的政治斗争与思想斗争。

  在所谓政治战线与思想战线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指导下,进行的是对党内外正确、比较正确力量乃至无辜者的打击活动,尤其是对知识分子的残酷迫害。这是符合当时集体公认政治文化价值标准与政治思维逻辑的,在人们看来是应该如此,是合法的。

  也正是政治文化为之提供了合法性,使得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所谓社會主義革命实践得以发生和长时期持续。在当时政治文化背景下,人们认识不到其内在的非法性与反客观性,这又是“文革”的一大“特色”与重要内容。

  再次,这种理论认为,“文革”以大民主、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为主要运动方式。这鼓动起来的只能是无政府主义运动。“文革”的这些指导思想以“革命”、“无产階級专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面目而出现,在人民心中是最高指示、最新指示,具有不可怀疑的合法性。那么,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发动的无政府主义运动也就具有合法性。

  复次,“文革”在思想领域的纲领是“斗私”“批修”。这种指导思想内化为人们的政治意识之后,为“文革”中泯灭个人利益的一系列行为运动提供了合法性与政治文化依据。“当时是很理想主义的,……并没有想要反抗,很顺应,很听话……有时也想偷赖,斗私字一闪念,就是这个。不要太多的‘我’字在身上就是了”[58]。

  至于“批修”,则由于“修正主义”概念不清,在当时階級斗争严重扩大化的情况下,只能导致更大的混乱。而“批修”理论则为这种混乱提供了政治理念上的认同基础与合法性。

  从政治文化内部来说,在大众政治文化对上层政治文化认同与服从的同时,还存在着上层政治文化对大众政治文化、各亚政治文化及其支配下的政治行为认同的问题。

  这主要表现为上层政治文化对大众政治文化、各亚政治文化的支配与矫正。这也与“文革”的发生、持续密切相关。从“文革”之初红卫兵运动的兴衰到后期周邓为首的务实派与“四人帮”为首的文革派谁都不能完全实现各自的目的,其中都渗透着上层政治文化特别是毛泽东个人政治态度与意识的作用,也体现了它本身蕴含的在治与乱之间进行选择的两难与不可调和的矛盾。

  2 、政治体制的合法性

  在典型的依附型政治文化中,大众政治文化支配下的政治主体,根本没有独立的政治人格,意识不到政治自我的存在。他们的政治意志与政治意识只能是唯上是从,也就提不出与自身实际利益相关的政治要求,只是在“大民主”口号的鼓动下被动地参与“工具性”政治运动,影响不到政治的实际运作。

  能够对政治体制运行进行输入,并起到实际作用的只有上层主导政治文化。主导政治文化支配下的政治主体充当了政治输入“守门人”的角色,对来自政治文化的输入(如政治要求等)以自己的政治价值标准进行选择取舍。少数反对“文革”的异质政治文化非但不能输入政治体制的运作过程,还遭到血腥地镇制,当然也不可能对“文革”起到根本的抑制作用。这样,只有上层主导政治文化支配下的政治主体的政治意志、政治要求才可能输入政治体制的内部,可能影响政治的决策过程。

  既然下层政治文化输入不了政治体制,更不可能参与具体的政治决策过程。政治决策过程完全为上层主导政治文化及其政治主体垄断。“文革”中,政治体制中的决策及其某些执行过程是典型的“黑箱操作”与“神秘政治”。

  比如,“文革”的发动就是在主导政治文化内部极小范围内秘密谋划的,这也是导致“文革”初期,包括中央一些领导在内的全国绝大多数人对之不理解的原因所在。“文革”中其他绝大多数政治运动决策也都如此。

  在依附型政治文化的软环境中,政治决策一旦作出,则会顺利得以执行,几乎不会遇到任何阻力。普通政治主体面对政治决策,不加思考就按照去做了。最为典型的表现是“落实最高指示不过夜”。因为,政治体制的输入、加工为主导政治文化控制,政治体制输出的结果只代表主导政治文化的意图。大众政治文化不可能意识到政治体制及其实践的问题所在,更不可能将真正符合自己利益的政治要求传到政治决策中心。

  另一方面,由于主导政治文化的“守门人”作用,少数真实的信息反馈不到政治决策层。这样,大众政治文化只有赞同、附和或默许政治体制的运行实践。在表面上,这恰恰与政治上层宣传的“全国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文革’取得了全国性伟大胜利”相吻合。

  虚假的政治文化信息反馈作为进一步决策的依据,非但不能起到修正调节政治体制运行的正面效应,反而只能使决策者作出推动“文革”的决策,对“文革”起到火上浇油的作用。畸形政治文化使政治体制的反馈机制偏失,从而导致政治文化信息的传递失真,决策失去了基本的正确依据,整个政治体制单向运行而缺少必要的纠错机制与预警功能。

  还有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畸形政治文化看来,政治体制合法性几乎为毛泽东的个人至上政治权威的合法性所替代。同许多新兴的国家一样,新中国政治发展中面临着一个关键问题,即“如何把合法性从个人身上转移到政权上来”。[59]“文革”结束前中国非但没有实现这种转移,相反却把它推向反面。

  “文革”期间,随着专制政治体制的逐步形成,毛泽东居于整个政治体制的顶端,个人崇拜的极度发展。在人们的政治意识中,对毛泽东个人政治权威的认同几乎完全代替了对专制政治体制的认同。这实际上强化了普通政治主体对政治体制的稳定性依附关系,也为毛泽东利用专制政治制按个人意志发动和维护“文革”提供了制度上的便利。

  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不难发现,主导政治文化控制了整个政治体制的运行过程,大众政治文化认识不到专制政治体制的危害。尽管政治输出及其导致的结果实际上是违背大众各种实际利益的。但是,对作为主要输出形式的政策、指示等仍然得到依附型政治文化的支持与服从,并将之转化为政治实践。

  因为,畸形政治文化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为整个政治体制提供了合法性支持。它使政治主体对政治体制及掌权者(在多数政治主体那里二者是合一的)形成了一种坚定的内在信任,“即使当局输出或失败行为对成员造成了不断的打击,支持仍可能继续存在。”“它诱发了牢固的政治情感并且不会因对输出失望而轻易耗尽。”[60]

  美国政治学家罗斯切尔也指出:“当政治体系的成员认同体系具有统治的合法性,就可以弥补长期的不良政策绩效,同时对政治体系采取与其利益相悖的行为表示认可”。[61]

  尽管政治文化中的政治心理、政治意识、政治价值观等最终是由政治主体的实际利益决定的,但是,利益的变动引起心理变化需要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积累转换过程,需要政治心理逐步克服自身固有的惰性,“文革”时期由于主导政治文化的蒙蔽又延长了这一过程。在这一过程结束之前,既定的畸形政治文化则对“文革”起到了支撑与推延作用。

  畸形政治文化使政治主体把有损于自身利益的政治体制的运行及其结果看成是实现其利益的途径,自己的政治要求将可能在不久得到满足。在这种政治心理与意识的支配下,投入到这种运动中去,为“文革”之火加柴。

  加之,大众政治文化完全成为主导政治文化的附庸,而主导政治文化铸就并极力维护专制政治体制,那么专制政治体制也就在主导政治文化那里具有天然的合法性。政治体制的整个运作过程都得到了政治主体的认可与接受,整个政治文化成为专制政治体制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专制政治体制在畸形政治文化那里取得了合法性,也就使“文革”在专制政治体制的支持下,向着由主导政治文化设想并为大众政治文化认同或默许的方向发展。

  (二)政治文化造就了“文革”所需的政治主体

  畸形政治文化对“文革”的支撑与推延作用是多方面的,但这些作用都必须以政治主体为中介,通过支配其政治行为与活动来实现。限于篇幅,这里主要论述畸形政治文化是如何通过支配政治主体(主要是政治个体与群体),从而为“文革”提供了主体动力,使之成为持续性群众性运动的。

  1 、畸形政治文化为“文革”提供了动力支持

  第一,畸形政治文化引发了政治主体的心理紧张,使政治行为有了政治心理内驱力与政治动机。

  政治动机是引起政治行为的直接原因,它揭示了政治行为活动的内在动力与目标方向。政治动机对政治主体的推动作用来自政治主体的内驱力与政治需要。“文革”政治文化极力强调、夸大階級斗争,把它提高到关系到党与国家命运的高度,使之成为社会共识与社会性政治需要,并将之置于压倒其它一切需要的地位。

  階級斗争理论与意识重要的特点就是强调矛盾与斗争,这打破了政治主体的政治心理平衡,政治主体处于人人自危的心理紧张状态。心理不平衡引起了消除这种内心的不平衡与紧张的内在内驱力。在单一结构的依附性政治文化支配下,政治主体只能通过参与群众性政治运动,寻找斗争对象,进行所谓“革命”,以缓解心理紧张,使心理进入平衡的范围。

  近乎凝固的政治文化结构导致长时间的政治心理失衡与紧张,从而产生了强大的心理内驱力,为政治动机提供了内在的动力。政治动机的方向也直接决定着政治行为活动的方向。

  “文革”中,政治行为动机当然是主要来自政治主体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习得的特定政治观念、政治规范与准则。当时政治文化所规定的政治理想与目标成为政治主体的政治动机。强大的政治心理内驱力也就得以在这个方向上发挥作用,为政治动机转化成政治行为提供动力。

  另外,“动机的强度与原有的对政治系统的认知有关[62]”。在“文革”时的专制社会政治体制下,一方面,普通政治主体对政治系统运行认知模糊,政治行为动机的强度主要是靠政治强力宣传鼓动起来的。这暗合、激活了人们心中的某些传统政治文化因子,使政治行为动机、政治热情呈现出盲目而极端狂热的状态;

  另一方面,认知能力低下,也就是说愈是不了解政治运行的实质,愈是容易被政治宣传或政治鼓动所支配所愚弄。在他们看来,政治文化完全适应上层政治意志变迁是完全合理的,这无形中增加了普通政治主体对损害自身利益的政治行为的心理承受力,其政治动机也就不会轻易改变。

  第二,畸形政治文化结构与功能的单一性,决定了政治主体行为的方向。

  由于一系统内部要素增减与结构变动必然引发其功能变化,所以,“文革”政治文化系统中亚政治文化的减少,单一的结构直接导致了政治文化功能发生畸变。“文革”时期的政治社会化过程,就是上层政治文化同化大众政治文化,吞噬异质亚政治文化的过程。

  亚政治文化主体剧减与整个政治文化系统要素内容多样性减少,使大众政治文化主体具有了与主导政治文化相同的价值取向,造就了“文革”需要的政治文化素质。而政治价值取向是整个政治文化体系的制导系统,担任着把握政治文化总体向度的角色,也决定着政治文化系统发挥功能的方向。

  所以,“文革”时期,政治文化的主体能量指向主导政治文化的价值取向这一方向上,使政治文化系统功能呈现单一指向。由于“文革”是在主导政治文化设计的路径内发生、运行和持续的,所以,在单一功能的政治文化的支配下,政治主体的能量与行为成为“文革”的动力。

  第三,畸形政治文化泛化使“文革”的动力支持更为强大。

  如果说单一性的政治文化决定了“文革”中政治主体动力合力的方向,那么畸形政治文化的泛化则使这一方向上的政治主体数量急剧增加,从而使“文革”的动力支持更为强大。

  作为“文革”发动与运行的方式,“大民主”仅被理解为按照多数人的意志来统治,而其价值合理性与程序原则被剔除。但多数人的意志由于政治文化泛化而严重地政治化,成为主导政治文化的附庸,为主导政治文化役使的大众政治文化主体数量大大增加了,结果是越来越多的政治文化主体具有了与上层政治文化相同的政治价值指向。而主导政治文化则体现的是极少数人的政治意志。

  所以,主导政治文化赋予多数人所谓的权利是虚置的,是专制的手段。这种被上层政治文化赋予特定目的的多数人的权利成为决定性权力。而在只有民主没有自由、平等、法制的条件下,看似体现多数人权利或权力的“大民主”恰恰孕育着更加隐蔽的专制主义文化,它只不过是上层政治文化支配下多数人直接参与的暴政,即社会专制。

  这种社会专制表现为在泛化的政治文化支配下的社会政治成员,按照主导政治文化要求进行自我约束,使自己的政治行为不超出其要求的范围。社会成员对上层政治文化形成了高度的依附。而且在二元对立的政治思维模式支配下,对实际上与自己相相似的社会成员可以任意进行诬蔑,称其为“階級敌人”,对之实行专政。

  也就是说,政治泛化使少数人的专制政治意志成为多数人的政治意志,更重要的是其价值偏离了正确的方向。“大民主”也就成为少数人支配下的多数人暴政。整个社会就成为一个专制的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中,社会本身就是暴君,这时“即当社会作为集体而凌驾于组成客观存在的各个个人时,它的专制手段并不局限于通过政治机构而做出的措施”[63],已经渗透到社会每个角落的政治文化也以非强制的面目执行强制性权力对全社会的专制功能。

  “文革”时期,大大小小的群众批斗会造成的人人自危状况就是例证。而且,“这种社会专制比许多种的政治压迫还可怕,……这是由于它非常深地透入人的生活各个方面,由于它奴役了灵魂本身。”[64]绝大多数社会政治主体具备了双重性格,他们的灵魂与意志被主导政治文化所奴役,又充当了“文革”专制不自觉的间接主体。这使得少数人专对多数人的专制表现为多数人的自我或相互专制,国家政权对社会的专制表现为社会对社会的专制。

  2 、政治文化的“超稳定性”转化为“文革”的持久性

  一般说来,政治文化的稳定性,即使是僵化的稳定性也会带来短期的社会政治稳定,至少不会是政治行为的无序与动乱。然而,“文革”政治文化的“超稳定性”带来的却是长时期的政治社会动乱。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有:

  (1 )“文革”政治文化的结构中,主导政治文化通过种种方式与手段控制整个政治文化,使政治文化呈现出“超稳定性”,也使主导政治文化中“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的思路在整个政治文化中占据支配性地位。

  “革命”就是乱,乱就是革命,越乱越好,越乱越能达到“天下大治”的政治观念深入人们的政治意识之中。在这种意识的支配下,政治主体的政治行为也就呈现出长久混乱状态,政治主体又可为其破坏性政治行为找到合法性的理论依据。

  (2 )政治文化“超稳定性”下面所隐藏的是个体政治意志表达的随意性。支配多数普通政治主体的不是系统的“文革”政治理论,而是这种理论经过社会化与传统政治文化相互作用,在人们心中形成的政治心理、政治意识,而政治心理、政治意识具有自发性、非系统性和很大的随意性。受它们的支配,政治主体的政治行为也就表现出极大的随机性。

  另外,由于政治文化的基本概念(如修正主义、走资派等)的内涵界定十分模糊,当时的政治机构与组织又对之难以作出权威性解释,人们在剧烈政治社会运动造成的强大压力下,在为自己的政治观点寻找论据时,只能是对毛主席语录按各取所需的原则进行引用,而不问具体情况和条件,来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性,并以此为根据,对“階級敌人”展开攻势。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辩清谁对谁错,于是就“斗争”,进行“革命”,由此引起的只能是社会政治动乱。

  这种以对主导政治文化绝对认同为前提的社会政治体制内部动乱,不可能自动产生与“文革”政治文化不同质的新型政治文化,不可能动摇前者的主导地位,也就不可能威胁到以强制性权力为后盾的整个政治文化的“超稳定性”。于是就出现了“超稳定性”政治文化与长期政治动乱并存的奇特现象。

  (3 )畸形政治文化“超稳定性”结构内的狂热政治感情对政治行为活动起重要的支持作用。因为“政治感情投注的深浅在很大程度上内在地决定着个体参与政治活动的持久性。”[65]。政治感情的热烈与冷漠,政治行为动机的强弱则是由政治文化的内在维度决定的。

  就“文革”时畸形政治文化而言,其内在维度就是它的以单向度为基础的“超稳定性”。“文革”时期狂热持久的政治感情是这种“超稳定性”的典型表现形式。

  “文革”时期特别是前期,政治主体对“文革”政治实践投注了近乎狂热的政治感情。对毛泽东宗教式个人崇拜是唤起政治主体(主要是指政治个体与群体)巨大政治热情的主要原因。

  个人崇拜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崇拜者把自己的一切命运与政治权利托付给被崇拜者。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形成发展过程,也就是政治主体丧失独立政治人格和政治理性的过程。

  对毛泽东的宗教式个人崇拜使崇拜者和毛泽东之间形成感情上的互动与呼应。由于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有其深厚的客观历史基础与稳定的传统心理基础,作为被崇拜者,毛泽东在崇拜者心目中具有“救世主”的地位,特别极易唤起崇拜者的高度而持续的政治热情。加之,“文革”时期政治制度极度残缺,政治文化整体的依附性等多种因素,使狂热的政治感情并没有超出现有体制与政治文化结构,不具有反体制与反政治文化的性质,只能是对“文革”政治实践起到支撑的作用,而不是相反。

  3 、政治文化泛化与“文革”中的治行为互动

  “文革”从文化领域入手,旋即发展成为政治运动。由于政治社会化过度,政治文化泛化,“文革”很快演变为一场群众社会性的运动(从参与者与影响的范围来说)。“文革”发展成为社会运动后,消蚀泯灭个体政治文化的理性判断与理性思考,强化和放大了政治文化原有的盲目从众等政治心理。

  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社会与集体性政治行为具有相当的同一性,但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差异性。而政治文化导向作用不可避免地要冲出单纯的个体水平,在社会层面上形成对集体政治行为的作用,这种作用主要反映在政治文化的社会政治行为趋同或存异的消解能力。”[66]群众性社会政治运动与畸形政治文化互为因果相互强化,是“文革”延续十年之久重要原因之一。这主要体现在群众性社会政治行为的互动过程中。

  现代社会心理学与政治心理学的研究都表明:

  (1 )处于群众性社会政治运动中的个体行为间存在着互动,其方式有暗示、感染、模仿等。

  “文革”采用“大民主”的运动方式,从参与主体来说,它是典型的群众性社会政治运动。

  “文革”中连续不断的对“修正主义”分子、“资产階級当权派”进行的批斗运动,给参加者以强烈的直接暗示:不要违背主导政治文化的要求。依附型政治文化支配下的政治主体容易接受这种无需说服、无需讲道理的暗示。处于群众运动中的个体容易受其他个体与群体氛围的感染,从而有意无意地模仿他人特别是为群众认同的某种行为或情绪。

  感染实质上是情绪的传递交流,相似性是感染的基本条件与心理基础。

  这里的相似性包括:情境相似、态度价值观相似、社会地位相似几方面。[67]“文革”中群众社会性运动为群众行为中的感染提供了情境方面的相似性。“文革”同质泛化的政治文化为之提供了社会政治态度、政治心理与价值观方面的相似性。至于政治主体社会地位的相似性前面已作了大体说明。

  处于群众社会性运动中的个体,在被他人和群体感染的同时,也会以自己的行动与情绪感染他人。这样,同一群体中不同个体间相互感染,相互模仿,激起强烈的情绪,引起行为上的共振,导致非理性政治行为发生。

  从反面讲,群体中具备强大个性、足以抵制暗示、传染、不去模仿他人的个人寥寥无几,因此根本无法逆流而动。[68]“文革”时,依附型政治文化支配的政治主体(尤其是政治个体和群体)具有相似的政治心理、政治意识、政治价值观,没有独立的政治理性判断能力,这使得他们在情绪与行为方式上更易相互感染、模仿、认同,导致群情激愤和行为共振,造成破坏性后果。

  (2 )社会性群众行为容易产生群体压力,群体中大多数个体行为与意见会产生一种无形的力量,使群体内个体成员自觉不自觉地与大多数人保持一致,这种力量就是群体压力。

  在“文革”群众性行为运动中,同质泛化的政治文化是大多数个体意见行为一致的深层基础。导源于“文革”政治文化的多数意见与行为造成的群体压力十分强大。因为,一方面它以强制性权力或武力为后盾。“文革”中群众派性斗争中,权力特别是武力造成的群体性压力是具有强烈的镇慑作用。另一方面政治个体浓重的政治依附意识,难以违抗群体压力,从而屈从于它,参与到群众运动中去,找到群体归属感与心理安全感,同时,政治个体也完全丧失了自己的政治个性与政治自我。

  (3 )群体行为中的典型心理。

  ① 从众心理。

  从众心理是“文革”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它会引起从众性政治行为。从众政治行为往往表现为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在政治运动中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文革”时种种运动之所以能够一哄而起,短时期内吸引众多的人参加,从众心理起了重要的作用。

  笔者的伯父谈及自己参加“红卫兵”大串连运动的感受时说:“看到别人去北京串连,我和几个同学也就去了,哪里知道什么是‘走资派’啊!很多人都和我们的情况一样。”[69]

  ② 匿名心理。

  即当个体处于群体中时,他往往就觉得自己所属的群体活动的责任是分散的,包括自己在内的作用任何个人都不必为整个群体的行为负任何责任,约束个人的道德和社会机制在狂热的群体中失去了效力,群体盛情的狂暴,会因责任感的彻底消失而强化。[70]这种心理最易导致破坏性群众运动。作为一场群众性社会政治运动,“文革”造成的巨大损失与运动中的匿名心理导致的群体性破坏性行为密切相关。

  实际上,社会政治运动中存在的行为互动、从众匿名等心理作用、群体压力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例如,从众心理与行为受到群体压力、感染、暗示、模仿、匿名心理的强化,又会强化它们。群体政治行为产生的群体压力也会加重从众心理。

  “文革”时依附型政治文化使它们间的相互联系更紧密,相互作用更强大。在畸形政治文化与群众性社会政治运动的互动作用下,政治文化上层与下层之间、不同政治主体之间发生了政治思想感情上的共鸣、政治思维模式与行为方式上的共振,运动频率相近,运动幅度增大,共同推动着“文革”沿着畸形政治文化设定的方向运行。

  在这种情况下,单个或少数政治个体、政治组织不可能扭转“文革”的方向,阻挡它的前进。正如胡耀邦在1972年时说的:“‘文化革命’是个大潮呀,谁也挡不住!”[71]

  (三)畸形政治文化对“文革”支撑与推延作用的有限性

  畸形政治文化为“文革”提供的合法性实际上是非常脆弱的。一方面是由于畸形政治文化内部存在着多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另一方面是因为它所支持的政治实践没有直接的社会进步性可言,合法性的根基主要取决于政治统治结果,如果政治统治违背了社会政治发展规律,就会导致政治体系的合法性危机。

  “文革”政治统治导致灾难性后果使畸形政治文化的实践基础缺少根本的合法性来源。所以,畸形政治文化对“文革”的支撑与推延作用是有限的。

  1 、畸形政治文化自身的内在矛盾

  第一,反主体性。

  作为一种观念与文化形态,政治文化内在原动力的大小最终由其主体实际利益需求决定。离开了政治主体的实际利益需求,政治文化就不可能具有持久的动力之源。正如马克思所说:“‘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72]“文革”政治文化是一种脱离了政治主体现实利益的宗教式文化形态,主张“一切由政治挂帅”,单用“抓革命”来“促生产”,摒弃物质刺激,并剥夺政治主体最基本的合法政治权益,希望通过政治运动本身来激发与保持政治主体的政治热情,从而陷入了禁欲主义的政治道德歧路。其反主体性昭然若揭,如政治主体的独立政治人格急剧萎缩,政治文化泛化导致独立道德人格的极度缺失与集体政治意识对个体政治自我意识的有效取代(集体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国家专制权力意识对社会权利意识的有效取代,这都是有违人的本性与利益需求的。

  显然,“文革”政治文化把自己存在发展的基本动力与基础抽空。畸形政治文化的这种无根性与反主体性,注定了它自身存在深刻的矛盾,从产生之时它内部就生长着自我否定的因素。政治文化泛化又导致全社会性认同的错误政治价值取向付诸实践,全社会为之付出了沉痛代价,这必然会加速反主体性这一内在矛盾的激化,也缩短了畸形政治文化走向灭亡的进程。

  尽管主导政治文化主体也通过各种手段强化畸形政治文化,使之为“文革”在一定时期内提供合法性,但是,这种反主体性的政治文化为政治实践——“文革”提供的合法性是缺乏利益基础的,是难以长久维系的。

  “文革”时期,统治效果也是反主体的,而畸形政治文化却使人们将它认作是合理的,是适合主体发展利益的。这二者间的矛盾最终是不可调和的,只能导致政治统治合法性的危机。从根本上讲,前者对后者具有最终决定作用。因为“统治的‘效果’是产生和维持合法性的保证。”[73]所以,政治统治合法性危机的结果必然是畸形政治文化走向灭亡。这是畸形政治文化对“文革”的支撑与推延作用有限性的自身内部根源。

  第二,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内在张力。

  有的学者认为:“正是因为把那些看起来无可置疑的理想和价值推到极端,才产生了文革的邪恶与野蛮”。[74]“文革”政治文化之所以使“文革”成为“文革”不仅在于它把自己设想的空想性政治理想(军事共产主义理想)推向极端性,更关键的问题还在于政治主体把空想性政治理想当作可能实现的现实来接受,并以此为蓝本来解读社会政治现实,作为政治行动依据,以之改造现实世界。

  “文革”的悲剧恰恰发生在政治文化所构筑的内心理想世界与社会现实世界的接壤处。当社会政治主体将政治理想付诸政治实践时,空想性政治理想与现实政治文化之间过大的张力便开始起作用。现实政治社会基础与政治文化不能为政治理想提供可行性素材,人们在空想性的政治文化支配下的一切活动都是畸形政治文化向政治实践领域的侵入和扩张,这样人们在自觉不自觉中充当了“文革”政治社会运动的弗弗西斯。他们所能借助的政治文化是现实的政治文化,而现实的畸形政治文化只能把美好但空想性政治理想无情地拉回到现实中来,美好的理想变为错误。

  这见之于政治社会实践则是动机与结果间的种种悖论:以乱求治只能导致乱、追求民主却带来专制、想建设完美的社會主義而可能实现的只是军事共产主义等等。是这种种悖论构成了“文革”的特色。

  在空想性的政治理想与残酷的政治现实强烈反差之间,人们陷入了深深的困惑、迷茫之中。因为,“一种良好的价值观,一旦被绝对意识形态化,它所造就的理想与现实的不可逾越的反差,形成了人的制造物对人性的泯杀,势必引起人们对理想追逐的惶惑,造成苟且现状的窘迫。”[75]

  然而,在自身本能利益需求等种种因素的支配下,人们最终还是要在困惑中反思,逐步走出窘迫状态,放弃不切实际的空想。民谣《打着红旗去要饭》正是这种窘迫状态的反映,也表明民众对政治空想的嘲讽与初步觉醒。而当民众觉醒到来之日,就是畸形政治文化灭亡之日,也是畸形政治文化对“文革”的支撑与推延作用终结之日。

  第三,内部结构性矛盾。

  如前所述,“文革”政治文化具有单一结构及与之密切相关的保守性、排他性、封闭性。

  封闭性政治文化的自我强化功能是其对“文革”支撑与推延作用的一个重要原因,恰恰也是这种化功能加速了畸形政治文化的灭亡。

  本来,相对的封闭和适度的隔离是一个政治文化系统区别于其它政治文化系统的必要前提。但“文革”政治文化却将之推向绝对,过分的封闭性吞噬了适度封闭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因为“当爱国主义和政治忠诚被误认为是排斥世界文化价值时就会产生歪曲了的和政治上有害的文化理想”。[76]

  具体来讲,畸形政治文化的排他性、封闭性成为在政治文化结构层面上导致政治文化系统活力减退的重要原因。

  现代系统论认为,系统与系统以及系统内部各个要素之间存在的破缺(差异)与涨落(动态性差异)是系统内部及系统之间形成物质流、能量流与信息流,充满活力的重要原因。如果系统没有差异“也就没有活力了,不能发展了。系统要有活力,要向组织程度更高的方向演化,就要有涨落和破缺……”[77]。

  主导政治文化与各种亚政治文化之间的适度差异、本土政治文化与外来政治文化适度差异,是彼此进行交流,使整个政治文化系统保持适度矛盾、充满活力的基本前提。

  就亚政治文化而言,它在整个政治文化结构中对主导政治文化有一定矫正作用。这种作用可能通过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它能否得到适当地发挥受到主导政治文化和整个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影响。

  当作为代表了特定社会成员的政治信念和政治价值取向的亚政治文化以比较明显的形式凸显而与主导政治文化发生矛盾时,主导政治文化如果能够正视这种差异,对之进行较客观的分析,进而从这种矛盾中发现自己的不足,就能为政治运行和政治决策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然而,纵观建国后到“文革”结束前的政治文化建设历程,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就在于我们主观地扩大了这种差异,认为亚政治文化、异质政治文化(主要是资本主义政治文化)对主导政治文化已经构成巨大威胁,于是就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对之进行围歼。

  这所导致的严重后果就是“文革”时期的政治文化系统中各要素与各子系统趋同,相互之间的差异性锐减,特别是泯灭了主导政治文化与亚政治文化间的合理性差异,形成了单一性结构的政治文化模式。对异族外来政治文化(主要是西方资本主义政治文化)更是采取绝对的拒绝、排斥、打击的态度。

  畸形政治文化绝对化了的封闭性虽然大大减少了亚政治文化和外来异质政治文化对主导政治文化与本土政治文化的干扰,但这是以主导政治文化、整个政治文化系统乃至政治社会系统动力资源的极大损耗为代价的。因为,主导政治文化夸大自己与亚政治文化、异质政治文化间的差别,并以强制方式取代它们,以此来消除政治文化系统各要素间必要适度差异性与张力,使主导政治文化与亚政治文化、本土政治文化与外来政治文化之间不可能相互渗透、相互融合、彼此吸收对方包含的有益于自己的能量与信息。

  可见,“文革”政治文化的排他性与封闭性是主导政治文化与整个政治文化系统丧失运动发展的持久动力的重要原因。随着政治文化系统活力的减退,政治文化对“文革”的支撑与推延作用也逐步减弱,直到完全丧失。

  贯穿于“文革”始终的政治动乱、代表正确与错误政治文化力量之间的斗争就是以上诸种政治文化内部矛盾的现实反映。

  2 、畸形政治文化的实践基础丧失了根本合理性

  从实践对认识的作用来说,作为一种观念与文化形态,“文革”时期的畸形政治文化是在政治实践中形成、发展、完善,并接受政治实践检验的。前面讲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主要就是说明各种政治实践活动如何塑造畸形政治文化的。

  一场社会政治实践运动,只有具备了世俗社会政治价值合法性与客观历史价值合理性的统一才能具有永不衰竭的动力。就主体参与范围来说,“文革”是一场阶段性社会运动,但是从整个社会运动发展进程来看,其实质却是以阶段性社会运动出现的“反社会运动”。因为“如果一个运动以追求绝对的均质、追求整合——即使以人民之名进行的整合——等为名,企图排除少数,无论这个少数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这个运动便同社会运动相反。”[78]

  “文革”恰恰是一场追求全社会范围内的绝对均质(整个社会文化、行为对主导政治文化、行为的绝对尊从)、排除掌握真理的少数的运动。它在社会各个领域造成的灾难性后果足以证明其反社会性与反客观历史性。

  适应“文革”运动而产生的畸形政治文化,为“文革”提供的只是世俗政治价值(由于政治文化的泛化,政治价值基本上也可以说是社会价值)的合法性(即符合政治主体共同的政治观念准则或政治行为规范),这主要表现为它对“文革”的支撑与推延作用上。也就是说,“文革”的政治实践主要是靠畸形政治文化提供的合法性来支撑的。

  然而,这种世俗政治价值的合法性与客观历史的合理性是违背的。世俗政治价值合法性所遵循的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在畸形政治文化泛化的情况下,多数人的政治意志实质上为少数人的政治意志欺骗、支配,表面上“少数服从多数”,实则是恰恰相反,多数服从另一些少数。

  客观历史合理性则遵循“社会进步”的原则,它是任何人都逆转不了的。尽管二者都可能为社会政治运行提供合法性,但相比之下,后者更具根本性、总体性的决定作用,是衡量来自政治文化的世俗政治价值合法性与政治实践合法性的最终尺度。

  从客观历史合理性要求来衡量,畸形政治文化为“文革”政治实践提供的世俗政治价值合法性是错误的。这种合法性只在“文革”这一特定的社会政治体系中才能成立,才有意义,实际上导致的是社会倒退与社会专制。它把非历史合理性当作历史合理性与必然性,它受客观历史合理性的终极支配,又与之有不可调和的矛盾。这是导致畸形政治文化对“文革”支撑与推延作用有限,并最终消逝的又一内在原因。

  既然作为畸形政治文化实践基础的“文革”本身是不具有社会进步作用,不具有客观历史合理性,那么,它所塑造的畸形政治文化,也不可能具有历史客观合理性。畸形政治文化为“文革”提供的合法性也没有实践根基。同时,泛化的畸形政治文化为“文革”提供了全面的合法性,它与所支持的政治实践深入社会方方面面。这造成这样一种后果,即来自政治文化的世俗政治价值合法性对客观历史合理性的取代程度愈高,它与客观历史合理性的接触面愈大,接触程度愈深,二者之间的矛盾就愈容易激化。畸形政治文化对“文革”的支撑与推延作用减弱的速度也会因此而加快。

  由于畸形政治文化自身内在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文革”政治实践的反社会性,使得它们在各自自我否定的同时,彼此也由同向度的相互支持向不同向度的相互否定转化,这也使畸形政治文化对“文革”的支撑与推延作用不断衰竭。

  综上所述,畸形政治文化是“文革”政治实践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并为之塑造着特定的政治主体,提供着主体动力。然而,由于畸形政治文化自身不断积累着的不可调和的内部矛盾,它支持的政治实践——“文革”就不可能具有任何的直接社会进步性。所以,它对“文革”的支撑与推延作用也就不可能无限持续下去,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简言之,畸形政治文化的双重性是“文革”得以延续十年之久,但不能无限期地延续下去的深层原因。

  作为一场政治社会性运动(就主体参与范围来说),“文革”不仅严重扭曲了政治文化的结构、性质、功能,而且破坏了政治文化生存与再生环境,给新时期政治文化建设留下了一系列难题。

  比如,原有主导政治文化的合法性锐减,新型主导政治文化急待重建,但又不能完全抛弃原有政治文化传统(主要是如何对待毛泽东政治思想与权威的问题);大众在对原有政治文化失去信任以后,大众文化出现空白,大众政治文化大面塌陷,社会政治信仰幻灭,政治价值标准缺失,政治态度极度冷漠;同时,“文革”政治文化因其“超稳定性”而沉淀于社会成员的内心深处,构成政治文化重建的深层障碍,还有如何对待资本主义政治文化等等。

  注释:

  [1 ]对于政治文化的确切含义,政治学界见仁见智。本文使用的是中观政治文化概念,即政治实践活动在社会成员观念上的反映与积累,包括政治心理、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态度、政治价值观、政治意识、政治思想、政治理论等。

  [2 ][55]孙正甲著《政治文化学概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12月第1 版,第6 、48-51 页。

  [3 ]政治社会化是指一定政治文化形成、维持、变动的过程。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9 月第1 版,第501 —502 页。

  [4 ]这里的“法”主要不是指严格意义上的法律之“法”,而主要是指非法律的“集体公认的标准和价值”。参见吕元礼、谢志强著《权力与个性》,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1 月第1 版,第6 页。

  [5 ][59](美)加布埃尔。A.阿尔蒙德,小 G. 宾厄姆。鲍威尔著,曹沛霖等译:《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2 月第1 版,第29、40页。

  [6 ]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著:《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 0 年8 月第1 版第231-261 页。

  [7 ]参见(美)余英时著:《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4 月第1 版,第61-100页。

  [8 ][17](美)詹姆斯。R.汤森,布兰特利。沃马克著,顾速,董方译:《中国政治》,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4 月第1 版,第30-31 、75页。

  [9 ]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上海三联出版社1995年5 月第1 版,第280 页。

  [10]陈独秀:《一九一六年》,载《青年》第1 卷第5 号。

  [11]孙立平:《中国近代史上现代化努力及其失败原因的动态分析》,载《学习与探索》1991年第3 期。

  [12][62][65][66]王卓君著:《文化视野中的政治系统——政治文化研究引论》,东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 版,第171 、152 、153 、151 页。

  [13]石光树:《李维汉建议鄧小平肃清封建遗毒》,载《百年潮》1999年第5 期,第8 页。

  [14]《毛泽东选集》(第4 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 月第2 版,第148 7 页。

  [15]李泽厚著:《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1 月第1 版,第155 页。

  [16]详见(美)施拉姆著:《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乌托邦主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1 月第1 版,第52—60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9 月第1 版,第8-11页。

  [19]文聿著:《中国“左”祸》,朝花出版社1993年2 月第1 版,第178 页。

  [20]萧功秦:《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政治态势与前景展望》,载《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5 期。

  [21]资料来源:1999年4 月29日,作者与国防大学王年一教授谈话。

  [22][53]王火著:《在“忠字旗”下跳舞》,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年1 月第1 版,第3 、5 ,79页。

  [23][75]王海光著:《旋转的历史——社会运动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9 月第1 版,第52-53 、2 页。

  [24][29]嵇文甫著:《学习毛主席著作存稿》,河南人民出版社1960年6 月第1 版,第15-16 、2 页。

  [25]《人民日报》1949-10-1-①。

  [26]周励著:《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北京出版社1992年版,第79-80 页。

  [27]《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年2 月第1 版,第810 页。

  [28]梁梁执笔:《一个红卫兵发起者的自述》,载《中国青年》1986年第6 期。

  [30]《学理论》1966年第3 期第2 页。

  [31]乐黛云:《中西跨文化研究五十年》,载《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9年第4 期。

  [32]转自李宝俊:《历史的抉择:中国50年外交政策的战略性调整》,载《教学与研究》1999年第6 期。

  [33]政治主体是在政治体系中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各种构成要素,它是政治权力的载体和对政治运用产生主导作用的政治实体的总和。它有这样几个层次:

  1 、处于政治关系中的人,包括群体的个体;

  2 、政治性组织;

  3 、国家政权及公共权力的物质附属物,即军队、监狱、法庭等。

  参见汪玉凯等著:《政治主体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 页。

  [34]王人博,程燎原著:《论法治》,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16 页。

  [35][38](美)乔。萨托利著,冯克利等译:《民主新论》,东方出版社1998 年12月第2 版,第80、112 页。

  [36]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1988年版,第82页。

  [37]张涛著:《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史》,经济日报出版社1992年6 月第1 版,第233 页。

  [39][47]张鸣,乐群主编:《“文化大革命”中的名人之思》,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4年8 月第1 版,第6 、14、39、2 页。

  [40]杨健著:《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朝花出版社1993年第1 版,第30页。

  [41]于东升:《孤寂而冷漠的花朵——且说样板戏》,载《青年思想家》1992年第1 期。

  [42]李炳印:《“文化大革命”时期乱改地名的历史教训》,载《青年思想家》1991年第4 期。

  [43]秦晓鹰著:《历史的错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8 月第1 版,第119-120 页。

  [44]郭笙主编:《新中国教育四十年》,福建教育出版社1989年6 月第1 版,第36、38页。

  [45](美)西摩。马丁。李普塞特著,张绍宗译:《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9 月第1 版,第31页。

  [46][63][64](英)J.密尔著,张友谊等译:《论自由》,外文出版社1998年11月第1 版,第115 、5 、5 页。

  [48]洛伊宁格尔著,王山译:《第三只眼睛看中國》,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5 页;转自张博树著:《现代性与制度现代化》,学林出版社1998年11月第1 版,第227 页。

  [49]王毅:《“万物生长靠太阳”与原始崇拜》,载刘青峰编:《文化大革命:史实与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8 页。

  [50](美)斯图尔特。施拉姆:《论无产階級文化大革命在中国政治发展史中的地位》,载萧延中主编《从“奠基者”到“红太阳”》,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年6 月第1 版,第309 页。

  [51]柳建辉:《“文化大革命”初期党中央健康力量抵制“左”倾错误的四次重大斗争》,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研究资料》第68辑,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 版,第124-145 页。

  [52]黄金南等著:《系统哲学》,东方出版社1992年9 月第1 版,第14 7页。

  [54]故宫博物院编辑:《故宫博物院藏工艺品选》,文物出版社197 4 年5 月,第1 版,前言。

  [56]《沿着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红旗》1967年11月6 日社论。

  [57]王景伦著:《走进东方的梦——美国的中国观》,时事出版社1994年7 月第1 版,第257 页。

  [58]陈明洋:《牛田洋的“精神原子弹”》,载《南方周末》1999-7-30-⑦。

  [60](美)戴维。伊斯顿著,王浦劬等译:《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华夏出版社1999年1月第1 版,第335 、331 页。

  [61]J.Rothschild:Political Legitimacy in Comtemporary, in B. Benitch(ed)Ligitimation of Regimes , Beverly Hill : Sage Publications Inc, 1979, P38.

  [67]周晓虹著:《现代社会心理学:多维视野中的社会行为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5 月第1 版,第328 页。

  [68](法)古斯塔夫。勒庞著,冯克利译:《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1 月第1 版,第21页。

  [69]资料来源:1999年7 月28日,作者与其伯父的谈话。

  [70]参见朱永新,袁振国著:《政治心理学》,知识出版社1990年10月第1 版,第172 页;(法)古斯塔夫。勒庞著,冯克利译:《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1 月第1 版,译序第11页

  [71]罗:《我的精神导师胡耀邦伯伯》,载《南方周末》1999-7-16-④。

  [7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03 页。

  [73](印度)莱恩。N.夏梅:《论毛泽东的权力、权威及合法性概念》,载萧延中主编《从“奠基者”到“红太阳”》,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年6 月第1 版,第181 页。

  [74]刘青峰编:《文化大革命:史实与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序言第 X页。

  [76](苏)B. B. 姆什韦尼耶拉泽著,王浦劬等译:《政治现实与政治意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11月第1 版,第296 页。

  [77]湛垦华著:《系统科学的哲学问题》,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9 月第1 版,第20页。

  [78](法)杜阑:《文革是一场反社会运动》,载刘青峰编《文化大革命:史实与研究》,香港中文大

  作者简介:

  李月军(1973- ),男,汉族,山东茌平人,法学硕士,1997年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学士学位,2000年毕业于西安政治学院获法学硕士学位,现为中国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部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政治制度史、政治学理论。邮政编码:100091,联系电话:010 -66767459

  侯尤玲(1972- ),女,汉族,山东郯城人,历史学硕士,1997年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学士学位,2000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硕士学位,现为唐山师范学院历史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世界近现代史、美国女权理论。邮政编码:100091,联系电话:010 —66767459

作者单位:李月军(军事科学院军史部),侯尤玲(唐山师范学院历史系)

原载《中国研究》

  作者:李月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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