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早:陈胜变了荆轲

  清末的安徽革命,与诸省有些不同。安徽的豪杰,很多跑到外地去,做出惊天事业,如合肥万福华在上海刺杀广西巡抚王之春,桐城吴樾在北京行刺留洋五大臣,寿州孙毓筠在南京刺杀两江总督端方,合肥倪炳章于广州发动燕塘起义,合肥范鸿仙于江苏组织江浙联军,休宁程家柽于京师卧底肃亲王府……哪一桩不是革命史上的大事件?

  反过来,皖省的革命,推动者中却有许多外地人。如今要说的,头一个就叫徐锡麟,没人不知道他。

  赴日“镀金”

  徐锡麟为什么会去安徽?

  光绪三十一年(1905)八月,绍兴府学堂副监督徐锡麟联手陶成章、龚宝铨等人,创办大通学堂。看上去顺理成章:前一年朝廷准各地私立学堂,徐锡麟身为一府的教育主管,创办大通学堂,也算响应政府号召,足堪嘉奖。

  内里却满不是那么回事儿。据陶成章《浙案纪略》记录,“锡麟开办大通学校之本意,原为劫钱庄匿伏藏获之所”,因为技术力量不够,“同志中无通驾驶术者”而作罢(也不知道他们原计划要怎么劫钱庄,还需要通驾驶术者)。既然搞不成窝点,徐锡麟就想鱼死网破了,“欲于开学日集绍兴城大小清吏尽杀之,因以起义”。

  他让陶成章帮他通知浙江各府党人同时响应。陶成章虽然人称“焕强盗”,与王金发齐名,倒还没这么热血冲动。他力劝徐锡麟说:浙江并非“冲要之地”,对周边地区辐射影响不足,“欲在浙江起事,非先上通安徽,并以暗杀扰乱南京不可”。

  徐锡麟听从了陶成章的建议,将大通学堂改成了大通师范学堂,姑且培养人才。想必在两人的讨论中,去安徽—暗杀—起事—吸引南京注意—浙江同时响应,这样的想法,已经有了雏形。

  徐锡麟是一位典型的实干家。一旦想好计划,马上丢下刚开学的大通学堂不管,一心盘算怎么去安徽起义。众人计议,最好能够进入陆军,掌握军权。大通学堂诸人,徐锡麟最大,已经三十三岁,陶成章也有廿七岁。然而徐锡麟说“不要紧”,他找了个富商许仲卿捐了五万两银子,给光复会五位同志都捐了官,他自己是道台,陶成章与另一人是知府,另外还有两个同知。

  捐这个官不是为了“指省候补”,那样任用太慢,而且也进不了陆军。他们捐官是为了让浙江巡抚寿山送他们去日本学陆军,因为朝廷其时极重留学生,日本回来的人大都能得重用。要达此目的,光有官衔没用,徐锡麟又去求他的姻亲、前湖南巡抚俞廉三。他则答应帮俞活动浙江铁路总经理一职。俞廉三果然极力帮忙,不但帮他们说服寿山批准五人赴日学习陆军,还写信给驻日公使杨枢新,一力拜托。

  日本之行并不顺利。陆军留学生监督王克敏怎么看这群人也不像留学生—一是年纪大,二是举止太土—便以“自费生”为由,阻止他们进陆军预备学校振武学校。徐锡麟又拍电报给俞廉三,俞廉三又电浙江,请巡抚致电驻日公使,证明他们是公费生。王克敏又在体检上做文章,结果五个人都不合格,尤其徐锡麟近视得厉害。

  怎么办?陶成章等四人决定留下来学习法政或警务。徐锡麟倒不是不想留下来,但他的眼睛近视得太厉害,年纪又大,谁会取他?还是要回国。走之前,两位光复会大哥又讨论了一次。徐锡麟认为军权不可得,掌握警察权也不错。陶成章则认为要么直接统军,要么搞团体暗杀。两人说着说着争了起来,但也没争出个结果。

  影视和绘画作品中的徐锡麟,用艺术的手法,分别描述他浴血奋战和英勇就义的场景。

  安庆的外乡人

  徐锡麟筹资捐官,动用俞廉三的关系,赴日留学,回国候补,花了偌大本钱,当然不只是为了刺杀一位安徽巡抚。

  徐锡麟入安徽官场,是在下一盘很大的棋,重点在于长江中下游的易手。这也是光复会的一贯主张。然而徐锡麟归国后的一系列举动,甚是奇怪。一方面,他确是在尽力实现入皖计划,如六月赴京,改省分发安徽引见,徐锡麟在致友人函表示:“麟此次到京,奔走终日,无片刻之暇,大约安徽兵权或可到手”,他还请托在日某位朋友学造纸币,以备将来起义成功发行军用票,不容易被人造假。

  另一方面,徐锡麟又多有歧动,比如同是六月,他又跑去保定,试图刺杀练兵大臣铁良,不成,又前往天津,打算刺杀直隶总督袁世凯,袁世凯“疑之拒不见”。徐锡麟难道不知,这两次刺杀,一旦发动,不管能否得手,筹划经年的入皖计划必成泡影?

  更奇怪的是,徐锡麟八月往武汉访俞廉三,跟他大谈要在北京开报馆,请谁谁谁当主笔,又致函友人,称打算在奉天组织一间垦务公司,“寓兵于农”,资本需三十万至一百万。若说这些举动,都是为了迷惑外界,掩饰他入皖的目的,则徐锡麟十一月跑去杭州见浙江巡抚张曾敭,明显也有不轨意图,否则以徐锡麟曾贿赂前任巡抚寿山的交情,寿山焉有不拜托张曾敭看顾之理?可是张曾敭居然跟袁世凯的反应一样,“疑之,拒不见”。

  徐锡麟屡次谋刺清廷大员,这才起程往安庆就职。但是他的表现,一点都不像是要去安庆谋夺军权,反攻江浙的样子。据吕公望回忆,徐锡麟在杭州白云庵告别光复会诸友时说:“法国革命八十年始成,其间不知流过多少热血。我国在初创的革命阶段,亦当不惜流血,以灌溉革命的花实。我这次到安徽去,就是预备流血的,诸位切不可引以为惨而存退缩的念头才好。”

  徐锡麟去了安庆,恩铭委以陆军小学堂会办之职。这是光绪三十二年(1906)十一月的事。转过年,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徐锡麟便将妻子徐振汉遣回绍兴家乡。陶成章后来解释说,徐是因为“每月所入不过数十金”,养不起妻儿才行此举。但后人大都认为他是在为行刺恩铭作准备,已经抱了必死的决心。

  陶成章记载,徐锡麟在安庆初时非常不如意,官场的那套礼仪他没学过,常常在觐见酬酢时出乖露丑,被同僚笑话,想按起义计划去联络安徽的新军,又因为“口操绍兴土音”,跟新军弟兄鸡同鸭讲,无法像在浙东联络会党那样见效。因而徐锡麟郁郁不乐,“屡思归浙”,在皖同乡都劝他不要着急,关键是上次张曾敭不肯见他,两人势同冰火,回浙江也未必有什么好果子吃。

  幸或不幸,姻亲俞廉三在此时又伸出了援手。俞廉三与皖抚恩铭有师生之谊,前任浙抚寿山又是恩铭的连襟,故此在俞廉三来信“务加重用”的请托下,恩铭改派徐锡麟为巡警会办,加授陆军学校监督,还奏请朝廷,加徐锡麟二品衔,所谓“私恩”,确实不可谓不厚。

  徐锡麟陡然蹿红,难免为安徽官场所嫉。便有人在恩铭面前说徐的坏话,大抵是在乡行为不端,曾经留日,不可不防之类的话。以恩铭与徐锡麟的连带关系,本不该对徐有所疑忌,但想必徐锡麟豪燥决裂的做派,实在不像个做官的人,不然何以袁世凯疑他,张曾敭也疑他?当安徽臬台世善暴死之后,徐锡麟谋升此职,恩铭没有同意,而是奏升了安徽首道毓秀,没有让徐独当一面。

  这就埋下了一个隐患。徐锡麟谋划起义,此时能动用的力量,便是巡警学堂的三百名学员。这些学员均已成年,且每人配有一支九响的毛瑟枪,可算得一支武装力量。但徐锡麟只是巡警学堂的会办,相当于常务副校长,学堂的“督办”即校长例由臬台兼任。清末军队、警察中,顶头上司最有权威,徐锡麟以会办的副职,要让学员听从,颇有难度。徐锡麟供述誓言必杀恩铭,亦必杀毓秀,便是这个道理。

  两个徐锡麟

  在后来的记载与回忆中,实际上存在两个徐锡麟,一个深谋远虑,打算利用安徽的地当冲要,做一番大事,他时常于星期日,约教员学生,驰马郊游,暗中窥察安庆地理形势,以谋大举。他密刊木质印信一方,文曰“江皖革命新军总司令印”,并印就反清文告数千张,“先期暗结日本留学生、南洋革命党及内地宁皖党人”。

  而另一个徐锡麟,仍然深陷冲动狂热之中,似乎在安庆的使命便是博浪一击。他虽然带着巡警学堂师生四处踏勘,但直到起义,知道他用意的不过陈伯平、马宗汉等二三人。陈伯平拟就了《光复军告示》,他只是在告示后加上几条“杀律”:

  “满人不降者杀。反抗本军者杀。乘机打掠者杀。造谣生事,妨害治安者杀。仍为汉奸者杀。”

  虽然徐锡麟提前发难,有革命党人叶仰高在上海被两江总督端方拿获,供出有党人已打入安徽官场的原因,但是否真的需要如此仓促起事,颇可商榷。

  安徽巡警学堂的学生分甲乙二班,每班二百人,训练三个月为一期,甲班毕业后再训练乙班。徐锡麟的原计划是“甲班学生训练期满,把这批毕业学生分发到各军警机关工作,从事秘密活动,联系和发展革命力量,准备待机起义;等到乙班学生训练期满,再利用举行毕业典礼的机会发难”,如今连甲班的训练尚未期满,安庆的新军也不能说联络妥当,而由秋瑾负责响应起义的浙东会党也未集结完毕。反过来说,虽然有人说此时恩铭对徐锡麟已经起疑,但从恩铭把缉拿革党之事仍然交托徐,又欣然参加甲班毕业典礼来看,他对这位老师、连襟联袂推荐的下属仍是“信之不疑”,直到徐锡麟都在他面前掏出枪来,他还问:“会办持枪何用,岂要呈验乎?”

  因为恩铭要去总文案张次山家贺其母寿,巡警学堂甲班的毕业典礼又被提前了两天。五月廿六日毕业典礼,前一天下午,徐锡麟召集少数学生讲话。很明显,这些学生都是他平日的亲信。徐的讲话大意是,“明天是本会办带领全体同学起义救国之日,师生都要同心协力,患难与共……同学有难,本会办当披发缨冠而救;本会办有难,诸同学也应当披发缨冠而救……”而这一番感人肺腑的言辞,因为“说的是浙江土话”,大部分学生都没有太听懂。

  第二天上午,徐锡麟集合全体学生训话,要学生“行止坐卧,咸不可忘”“救国”二字,“反覆数千言,慷慨激昂,闻者悚然。然众学生均不察其命意之所在”—也就是说,还有三个钟点便将举事,整个安庆城内,知道徐会办今日要杀官举事者,只有他自己、陈伯平、马宗汉三个浙江人,这,这有点开玩笑了吧?

  恩铭当然也不知道,他到了学堂,听到巡警学堂收支委员顾松通过臬台毓秀密禀说“徐道台不是好人,请大帅不要在这里吃酒”,于是辞谢午宴,于是,他的死亡也就提前了。

  行刺成功,造反失败

  徐会办呈上学生手册,突然大声说:“回大帅,今日有革命党起事。”这是个暗号。恩铭刚问了句“徐会办从何得此信”,陈伯平扔上来一个炸弹,但没有爆炸。

  虽然一直不断有人向恩铭密告徐锡麟是革命党,但恩铭也许一直不太相信这种说法:如果造反是为了功名富贵,那么一个三十五岁的二品大员、受巡抚信用的红道台有什么必要造反呢?

  此刻容不得他不信了,徐锡麟一面说着“大帅勿忧,这个革命党,职道终当为大帅拿到”,一面掏出了双枪。可是,徐锡麟是个大近视,距离这么近,他居然看不清恩铭的要害,持枪乱放一气,恩铭身中七弹,嘴唇、左手掌心、腰、左右腿都受了伤,但无一致命。徐锡麟子弹打完了,跑进内室装子弹,手下的巡捕背起恩铭往外跑,陈伯平追上来放了一枪,这一枪要了恩铭的命。

  徐锡麟装好子弹冲出来,发现恩铭已经不见了,只剩藩台冯煦还呆呆在站在堂上,似乎没回过神来。徐锡麟推了他一把:“冯大人你快走,不关你的事。”冯煦急急忙忙跑了。徐锡麟又去找毓秀,也已经踪影全无。

  徐锡麟抓住了顾松,问他如何知晓自己是革命党的秘密,顾松说,日本方面给会办的信都是用胶水黏的,有几封因为受潮,封口裂开了,我偷看了信,知道会办是革命党—就算信封胶水受潮无法可想,秘密信件就不能整点密语隐文吗?

  徐锡麟没有告诉学生今日要起义,只是派了一个人守住门口不让学生走,觉得刺杀恩铭后,一呼百应,自然学生们就会揭竿而起。他没想到枪声一响,场面大乱,一个人怎么拦得住汹涌的人流?大部分学生都随着省里官吏跑掉了。

  谁都知道起义首要夺取军械,但徐锡麟并没有派人事先控制军械所负责人,结果负责人带着钥匙跑掉了,巡警学堂学生虽然占领了军械所,地下室弹药库却打不开,能找到的枪弹互相不配合,战炮上也缺少机铁。

  徐锡麟倒是想到了派学生去跟六十一标的官兵联络,请他们进城来领子弹,共同举事,但这人明显派出太晚,占领军械所之后才出发,此时安庆四门紧闭,禁止行人往来,信根本送不出城去。

  徐锡麟在军械所遇到了安庆巡防营统领刘利贞,未带军队,徐对刘说:“你是汉人,我们推翻满清是民族革命,你应当协助,现在请你到电报局去监视电报机,不准人向外发电报,起义成功之后,你自然有大官做。”刘利贞答应着走了。刘回去后立刻反水,组织巡防营向军械所冲锋,徐锡麟等无枪无人,力战被擒。

  陶成章说徐锡麟“动与人忤,然性慈爱人”,真是没有说错。他不杀冯煦,轻信刘利贞,战事不利,陈伯平提议焚毁军械所,与清兵同归于尽,他认为这样会导致安庆城“玉石俱焚”。

  此人自然极是汉子,在供词中承担了全部罪责:“众学生程度太低,均无一可用之者,均不知情。你们杀我好了,将我心剖了,两手两足断了,全身碎了,不要冤杀学生,是我逼他们去的。”别人问他是不是受孙文指使,他坚称“我与孙文宗旨不同,他亦不配使我行刺”。

  面对伦理方面的指控,徐锡麟说出了惊世骇世的一段话:“尔等言抚台是好官,待我甚厚,但我既以排满为宗旨,即不能问其人之好坏,至于抚台厚我,系属个人私恩;我杀抚台,乃是排满公理。”他是在以种族规则为旗,与世俗伦理作战。

  伦理反过来要惩罚他。恩铭的夫人希望按照“张文祥刺马”的逆伦案例,将凶手剜心后再斩首。如果是别的家眷,也不见得有人理会。但恩铭夫人是庆亲王奕匡之女,有司不敢不重视她的要求。藩司冯煦念及徐锡麟的活命之恩,暗中指使刽子手先杀人再剜心。

  徐锡麟惨烈的死法,与秋瑾的被处斩一道,为上海中外报刊大肆报道。虐杀与杀女人,是西方现代文明中最不能容忍的做法。清廷在丁未年一役大大失分,为四年后的崩盘埋下了伏笔。

  行刑前,循例为死囚摄影一张以备案,拍完,徐锡麟说:“面无笑容,怎么留示后世?再拍一张!”但不笑的、笑的相片,都没有能留下来。

  来源:《南都周刊》

  作者:杨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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