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沁:外逃,贪官及一个贫穷阳萎的中国

  ——写在柏林墙崩塌周年纪念日

  1989年11月9号,柏林墙—睹高达4米、长近160公里、竖立了整整28年的墙彻底倒塌了,德国由此完成了国家统一;共产極權统治下的无数东德民众获得了自由和解放。数以万计的东德人在这个倒塌了的,无数人冒着生命的代价才能越过的,写满了伤痛的柏林墙下尽情欢歌,歌声至今仍回响在历史的上空;而东德人终于可以跨越当年用生命为代价才可以跨越的世界上最壁垒森严的高墙,尽情地呼吸自由的空气。

  东德建立柏林墙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防止东德人民的大逃亡。其原因非常简单;二战后,东德在苏联支持下建立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实行苏联模式的所谓“社會主義制度”,而西德则在美、英、法等国支持下,遵循普世价值,建立了自由民主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这两种制度,乃天地之别,东德经济萧条,官员贪污腐败,百姓食不果腹,各种自由权利均被剥夺,民众的抱怨与不满日益加深。而西德经济繁荣,人民享有充分的自由和民主,因此成了东德人民心目中的天堂。离开东德、投奔西德是东德人的愿望。

  这一事件印证了美国总统肯尼迪在西柏林市政厅柏林墙前掷地有声的题为:“我是柏林人”的讲演,“自由有很多困难,民主亦非完美,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建造一座墙把我们的人民关在里面。”但是,为了这睹柏林墙,无数东德人付出了代价甚至献出了无辜的宝贵的生命,实践着:“不自由,勿宁死”的勇敢选择。

  这使我们想到,中国的逃港潮也曾一浪接一浪,在大陆和香港接壤的深圳成为中国的“柏林墙”,无数人冒着生命的危险,不顾边防明枪示警,前往香港,而第二天,深圳湾的海面上漂浮起无数尸体。中国,如今号称GDP世界第二,奢侈品购买力世界第一,然而,连国内本有的富豪都保不住,无数精英和富豪在腰包鼓鼓囊囊了钱袋之后,选择的是移民国外。一项统计调查显示,资产超过1000万的中国富豪有46%正在考虑移民,居住到中国以外的发达国家,另有14%正在办理移民各项手续,还有三分之一受访者称已经在可提供投资移民的国家投资,继续着大逃亡。与此同时,国内大量贪官外逃已经形成中国社会独一无二的风景线。资料显示,目前藏身在世界各角落的中国外逃贪官约计500余人,涉案金额达700亿元人民币。中国贪官的出逃除了东窗事发后,临时决定的以外,都会事先经过一翻详尽的设计巧妙安排,包括转移资产——准备护照——猛捞一笔--辞职/不辞而别——藏匿寓所——获得身份,同样是逃,一种是富人合法的逃,另一种是贪官非法的逃,但二者却也有着惊人相似,就是逃往国外,唯一不同的是前者卑鄙猥亵,贪赃枉法,后者正大光明,自遂其愿。目前国内一方面是天宫一号升空,迭迭不休大赞国际宇航事业的突飞猛进,另一方面是官民冲突,群体事件增多达每年10万起,人民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多少实际改善,当劳民伤财与不断在利比亚问题上,和国内陈光诚等问题国际化和外交上频频出丑。当一个大量贪官外逃的国家,一个在国际上空虚贫乏的阳萎的中共和国内贫穷的人民的凌厉攻势与高GDP,卓越的宇航成就形成鲜明对比的时候。东方不亮西方亮的神话也似乎吞吞吐吐一般不堪一击,逊色了几分吧?

  历史告诉未来,无论中共如何地不情愿,如何地一厢情愿。历史的车轮是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无论中共如何地阻拦,人民向往自由民主的意志和信念的不屈意志是无法用任何形式来阻挡的,尽管付出的代价或许是如此悲壮,当民主和自由与时代的潮流以一种形式相互碰撞的时候,一厢情愿也枉然。另一方面,先哲有言,“绝对的权利导致绝对的贪腐”,中国目前的一党专制独裁制度如果不根本改变,就无法根本杜绝官员贪腐的问题,无论哪个国家都一样,体制和社会制度的根本改变才是治标又治本的根本解决办法。

  钱沁于2011年柏林墙崩塌纪念日

  作者:钱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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