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龙:中国社会的三大污染

  权力污染

  一、官场

  官场无疑是权力污染的“重灾区”,行政权力的腐败也是导致整体社会环境恶化的罪魁祸首,是一切“污染”之根本,后面的种种污染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源头所在。这是人们谈论最多、垢病最多、意见最大的疑难病症,体制内体制外对此纷纷出谋献策,却久治不愈。

  具体表现形式五花八门,前提是手中握有以国家力量为后盾的行政权力,并且有适当的权力实施对象。在运用权力的过程中,不是积极服务于公共职能,而是处处积极牟取个人或者小团体的利益,并有向利益最大化发展的倾向。学术概念上的解释是,政府行为的经济化企业化,权力的市场化并积极寻租。

  在显性的权力污染中,百姓感受最深、最为咬牙切齿的莫过于腐败。这几年,腐败出现了一些新的倾向,比如腐败的网络化集团化,一挖一窝式的腐败已经见怪不怪;腐败的高层化,被惩处的官员级别是步步高升;腐败面的急剧扩大,纵向横向大多难以幸免。据统计,早在1997年上半年,平均每两天就有一个省部级高官、一天就有9 个厅局级干部受处分,发展蔓延速度之快,让人震惊。今年的反腐重点更是大刀向大官头上砍去。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官至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成克杰因为受贿罪被判处死刑,在此之前,被枪毙的有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广西的李乘龙,海南东方市市委书记戚玉贵等等。大量的贪官落马也反证了权力市场化在面上传播的深入,以及权力“污染”在谋求利益上的共识。

  去年,一位国家领导人曾愤怒地说:“现在是不是是官就有价?”市场的原则已经在权力市场中开始盛行,明码标价,买官卖官,在许多地区已经不再是新闻。腐败的制度性倾向是我们不得不警惕的兆头。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当腐败成为一种投资回报式的思维理念已经悄然植入人们心中,并形成一种社会“共识”,那才是最大的权力污染。种种民谣或顺口溜都在表述着这样的认识:升官不发财,请我也不来;当官不收钱,退了没本钱。

  显性的权力“污染”让人触目惊心,而隐性的权力“污染”更让人可怕。由于政府行为的市场化,必然导致政府功能的弱化,造成其社会功能的紊乱。由此,政府在许多领域出现“失位”或者“越位”行为也就司空见惯,这就造成了权力的滥用或者是不作为。

  在隐性“污染”当中,决策失误是很有国情特色的一种权力污染。虽然从动机上讲不具备显性污染的痕迹,但可以从政府行为本身的缺位和越位上得到解释。比如,广州的乙烯厂、河南中原制药厂、川东碌碱工程等大项目,这些十几亿几十亿元的投资付诸东流却找不到责任人,一句“决策失误” 可能就没有下文。据不完全统计,由于所谓的”决策失误“导致的损失较单纯腐败带来的损失要大得多,这也就是说隐性的权力”污染“所带来的害处更大。

  相对于权力的滥用,政府的“不作为”更是无处不在。由于有利益的行政行为大家都积极“有为”,而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则能躲就躲,积极“不为”。前段时间,在特区深圳发生过小孩掉进马路上的沙井事件,在各个部门之间周转一圈之后,最终居然没有任何部门对此负责。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二、其他职场

  权力“污染”不仅存在于行政领域。我们不难看到,只要是掌握一定权力的公共服务部门,都有将权力准行政化的倾向,并利用它来牟取经济上的利益:当你躺在手术床上的时候,你可能担心的是会不会给医生的红包少了?当你在招生办公室外面焦急等待结果的时候,心里思量的是别人会送多少钱?至于面对其他“老虎级”的部门或实体,更只有战战兢兢的份儿了。几乎所有的社会服务领域都能够找到这种权力“污染”的痕迹。权力“崇拜”的痕迹更处处可见。这种对职业权力的普遍滥用,不仅使关系之风盛行,也为行政腐败建立了雄厚的后备军。当一个门卫都可以只对给钱的人放行时,有谁敢保证,一旦他掌握更大权力时,他不会把一套权钱哲学更充分地发挥?

  权力利益意识深入人心,影响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在一个权力“污染”的环境中生活,每一个手中掌握一定权力——无论是行政权力还是其他职业权力——的人,都可能是一个潜在的“腐败者”。在普通职业中熟练地进行权钱交易的人,虽然受权力范围的限制只能小贪,但何尝不是在为大贪作“操练”?这可以解释腐败分子为什么能够不断“前腐后继”,源源不断。

  不仅在“公家”“阿爷”的部门中如此,在企业中也同样。国有企业自不待言,而许多私营企业中也遭遇内部贪污的问题。三株在发展的顶峰时期,就是因为内部掌握一定权力的人的集体腐败,使得吴炳新不得不一再“整风”,而企业的衰败也同此紧紧关联。这种普遍的权力污染对人们心态的严重侵蚀,倒是社会真正长久的隐患。

  信用污染

  一、没有信用的痛苦

  在没有信用的社会中生存,真是一种负累。生活变得越来越可疑,而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在承受着没有信用的痛苦。

  早上起床喝牛奶,你会问奶里是不是掺了水?在市场中买烧鸭,你又担心来自“地下加工厂”的“名牌”;抽烟的时候怀疑是假烟,喝酒的时候没准喝的正是假酒。穿着警服的未必是警察,挂着军牌的汽车大多不来自部队;走在路上,一个陌生人冲你一笑,你马上会警觉起来:这厮是不是有什么企图?在路边声称“考上大学没钱交学费”可怜兮兮的小女孩可能就是丐帮中的要员或大将;付钱的时候,对方多怀疑你的是假钞,而找钱的时候,你又担心对方的是假钞。儿子兴高采烈告诉你数学得了100 分,你可能又在怀疑这小子是不是抄了同学的答案?……

  一个在俄罗斯做生意的中国倒爷,刚到哈巴罗夫斯克的时候没有戴皮帽子过去,当地冬天的气温达到零下30度,他外出送货的时候冻得不行,捂着耳朵在雪地里跑,这时“啪”的一声,一顶皮帽子扣在了他头上。回头一看,一个俄罗斯汉子站在他面前,用生硬的汉语说:“明天”,同时又用手指指表,再指一指脚下。

  这个手势语言已把一切表达得很清楚了——“中国小伙子,天气这么冷,不戴皮帽子怎么行?先戴上我这顶吧,明天这个时候,来这里还给我好了”。按理说,这个中国倒爷应当弄明白了对方的意思。

  然而中国人的信用悲剧偏偏就这样发生了。第2 天,倒爷不但没去还人家的帽子,还洋洋得意地嘲讽起借给他皮帽子的那个俄罗斯人:“你猜‘????儿’这个词是怎么来的?傻瓜等帽子——????儿,哈哈……”

  这个倒爷的笑声,毫不留情地把我们在信用方面一贯的民族自豪感和优越感击得粉碎,“一诺千金”“抱柱之信”“诚信”等等名词成了一个个毫无意义的哈欠。估计俄国人没有想到,当年能够勒紧裤带还债的中国人,变化得如此之快。

  二、市场经济就是信用经济

  信用崩溃,这些在建设一个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遭遇的尴尬,是我们所始料不及的。市场经济就是信用经济,面对这样一个脆弱的信用体系,市场经济也就成了一个先天不足的婴儿,甚至可能就是一个口号。

  据分析,在发达市场经济中,企业间的逾期应收账款发生额约占贸易总额的0 .25%~0 .5 %,而在我国,这一比率高达5 %以上,且呈逐年增长势头。涉及信用的经济纠纷、债权债务案件以及各种诈骗案件大量增加。收到货不给钱,给了钱也别想得到货。据统计,1998年全国法院受理的经济纠纷和债权债务民事纠纷案件为289 万件,

  约占法院全部受理案件的51%。正所谓没有信用的市场经济处处是陷阱。也应了那句著名的笑话:10亿中国人,一人骗一回,够骗一辈子了。

  据专家估计,欺诈案件的年增长率已经超过了30%。而中国消费者协会调查后得出的结果更让人吃惊,仅1998年,全国就有68.4%的消费者受到了商业欺诈行为的侵害。

  经济信用,社会信用,国际信用,政府信用,这些信用都是环环相扣,互相影响的。经济信用丧失,必然导致整体社会信用的下降,进而必然导致国际信用的下降。由于中国企业生长在一个缺乏社会信用的环境中,它在向外举债的时候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以广东国投破产清盘为例,对广东乃至全国利用外资的负面作用巨大。广东国投进入破产程序,其本身是符合国际惯例的。关键的问题是广东国投的那班人,以假借的政府信用为大旗,把借到的钱当成是赚到的利润,这就是缺乏信用的典型特征。受其影响,国际有名的信用评级机构都降低了中国企业的信用等级,这绝不是偶然的。

  借债还钱的道理天经地义,但“贷款不如不还”这样的观念一时间却是深入人心,引以“识时务”。大肆逃废银行债务在中国“蔚为壮观”.据报载,河北某县205 家改制企业中,竟有167 家以各种名目和手段逃废银行债务,涉及贷款本息3.2 亿多元。而人行广州分行公开曝光的粤、桂、琼三省首批认定的逃废债企业则达105 家,涉及贷款本息近60亿元!当然,这些还仅仅是冰山一角。

  如果说权力污染造成更多的是社会外伤的话,那么信用丧失则可能是我们未来立足最大的内伤。信用体系的建设同法律体系的完善直接关联,而信用的崩溃反证了法律建设的诸多漏洞,以及执法过程中权力污染的相应结果。

  的确,商业信用的建立需要时间,向市场经济转轨必然导致的混乱并不能完全解释信用体系的崩溃。法律的完备、心灵的调节,才是正道。因为,信用的崩溃使得每一个参与者都必须支付高昂的成本,无一逃脱。另外一种言论说,整体社会信用的丧失并非坏事,因为,当大家都遭遇到同样的社会成本时,可能也是对社会信用的建设起到推动的作用。骗,说不定反而能够骗出一个有信用的世界来。但愿如此。

  环境污染

  在思考环境问题时,必须明确两点:一,环境问题是人为问题,发展不是环境问题的借口;二,环境问题的影响超越一般的生活感受层面,而对社会的整体发展将会构成深远的影响。在这样的架构中理解环境污染就会发现,环境的污染并不仅仅是个环境问题。年初的沙尘暴让北方人,特别让养尊处优的北京人吓了一跳。其实,在此之前,其他地区的环境问题已经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了,只是此次震惊了北京。

  一边是这样的场景:不再是蓝色的天空,沙漠悄然走近的步伐,哭泣的森林,目不忍睹的河水,随处可见的垃圾场等等;一边又是这样的局面:依然的落后与贫困,人们起码的环境意识的淡漠,各自为安的麻木等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最新公开发表的一份报告显示:根据估算,1995年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对我国造成的经济损失达到了1875亿元,占当年GDP 值的3.27%。环境已经成了发展的最大代价。并且,这种代价还会呈放大效应。是哪些因素酿造了环境污染这杯苦酒?

  对资源的过度开发,发展过程中的人为因素,无序的城市化随初级工业化产生的副作用,僵化的环境治理思想和体制等等都是理由。而环境意识的薄弱,或许才是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环。行政的力量在这里不可能起到太大的作用,公民个人意识的苏醒,发展思路的重新定位才是根本。

  难以想像,在一个环境污染严重的地区会居住着一群高素质的人群。反之亦然。这让人想起六七十年代的台湾,当种种社会问题在沉积、在病化时,一批人主动起来,从自己做起,积极参与清洁整个社会的力所能及的工作。环保意识的提高或苏醒,集中反映了一个地区或者国家的文明程度,以及公民的责任意识。

  环境的污染已经直接影响到我们关于社会整体性的发展思路:以往以生产型为主导思想的城市建设理念,单纯依靠资源的经济发展思路,先污染后治理的惯性思维,地区经济发展失衡的恶果等等。环境问题的突出对于我们来讲,是最好的警醒。

  北京累了,迁都的声音已经响起;城市里人满为患,我们才意识到农村问题的严重;看到西部贫困的身躯,我们才意识到这同其资源的透支密不可分……环境问题最能反映出我们发展思路的弱点。在人口众多、资源有限的背景之下,可持续性发展不应仅仅是一个口号。

沐目摘自“纵横”

  作者:骨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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