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存柱:世纪之交重读《共产党宣言》

  150 多年前,作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党纲,《共产党宣言》在伦敦问世,一个半世纪过去了,在21世纪到来之际,我们重新研读了这本各种语言版本序言和注释以及正文几乎各占一半的小册子。应该以何种方式来阅读这一个“历史文件”呢?作为作者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在1872年德文版序言里,已经树立了一个至今仍然具有重大意义的研读方式,而这种阅读共产主义理论经典的方式,在漫长的一个半世纪和各个不同地区,特别是那些建立或曾经建立过共产党政权的国家,却被视为一种“离经叛道”的方式,在特定的时期甚至连以这种方式来阅读的肉体也难以逃避以另一种所谓正确的方式阅读的人的消灭。

  那么,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以什么样的方式阅读的呢?还是让我们来看看他们在《1872年德文版序言》里是如何说的:

  “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某些地方本来可以作一些修改。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没有特别的意义。如果是在今天,这一段在许多方面都会有不同的写法了。由于最近25年来大工业有了巨大发展而工人階級的政党组织也跟着发展起来,由于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后来尤其是有了无产階級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其次,很明显,对于社會主義文献所作的批判今天看来是不完全的,因为这一批判只包括到1847年为止;同样也很明显,关于共产党人对待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的论述(第四章)虽然在原则上今天还是正确的,但是就其实际作用来说今天毕竟已经过时,因为政治形势已经完全改变,当时所列举的那些党派大部分已被历史的发展彻底扫除了。”

  我们注意到在这段引文中有这样的几个词:一、修改;二、过时;三、不完全;四、“随时随地”的实际运用。从中我们不难看到导师们对自己撰写的经典文献的态度。尽管只过去了短短的25年,他们还是认为某些地方要“修改”,这和那些只知道从经典著作的本本出发,不顾时代的发展和变化,认为自己无比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者”们要高明的多。在这段短短的引文里,马克思两次说到《宣言》里有的论述“过时”了,某些地方因为历史的局限性而“不完全”,而谈到《宣言》的一般原理的实际运用时,更是强调要“随时随地”地以历史条件为转移。由此,我们可以体会到导师自己树立的对待经典论述的科学态度,那就是要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而不能教条地不顾历史和地点的变化生搬硬套;也要以批判的眼光审视理论的真理性,如果仅仅是盲从,也难以摆脱形而上学的错误思路。列宁也曾引用过一位哲人的话:如果你从信仰开始,往往会以怀疑结束,如果你从怀疑开始,往往是以相信结束。是的,中国人在“文革”中是多么疯狂地甚至以极端的方式来表示自己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但是实践却证明那是一出荒唐的闹剧;而有些人面对世人皆知的所谓真理,如“地心说”,却能够以怀疑的目光仰望苍穹,最终发现了太阳系的秘密。我们以怀疑的眼光来阅读经典,是因为我们是在思考此时此地和彼时彼地的变化区别,是在寻求一般原理和具体条件的切入点,而不是盲目信仰,教条使用。所以,以发展的眼光来看经典,就必须要大胆怀疑;以怀疑的态度来研读经典,才能“修改”其中“过时”的部分,补充其中“不完全”的部分,马克思主义才能得到发展,以适应新的时代,来解决新的问题。

  年轻的马克思就是以“怀疑一切”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在短短25年里,马克思恩格斯就发现了过时和不完全的地方,那么,在150 年后的中国,即使我们要说《宣言》中有“很多”地方“不合时宜”,或者说《毛选》里“错误较”,甚至探讨《鄧小平文选》里有“可以争论”的说法,大概也不会骇人听闻,也不算危言耸听吧。

  本文并不是来探讨《宣言》里究竟有多少地方是“过时”的,这里,主要是想讲马克思恩格斯本人在序言里科学地对待经典理论的态度对我们今天如何阅读经典,特别是如何对待领袖著作的启发。曾经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领袖哲学可以休也》,文章虽然语言和态度“不合时宜”,但是其中提到的“领袖哲学”现象的确是共产主义运动和实践中的“特色”:共产主义的理论大多是通过“领袖哲学”来体现的,如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毛泽东思想,鄧小平理论,将来还可能会出现以“三讲”、“叁個代表”为内容的“江澤民思想”,在其它社會主義国家也一定有“胡志明思想”、“金日成思想”等等不一而足。而西方资产階級的理论,无论是300 多年前大革命的理论先驱卢梭,还是当代经济学主流的理论泰斗凯恩斯,都只是哲学家,思想家,并不是什么领袖人物,而社會主義的领袖们,几乎人人都是“哲学家”“理论家”。虽然我们不能同意“领袖哲学可以休也”的观点,但是,以何种态度和方式来对待“领袖哲学”,能不能怀疑经典著作,甚至怀疑当今领导人物的论述,至今仍然如哈姆莱特所忧虑的那样“是一个问题”,甚至是一个讳莫如深的问题。

  其实,只要回顾一下20多年前由胡耀邦支持发起的真理问题大讨论的实质,我们所讳言的问题其实并不是个问题,问题在于尽管有马克思树立的对待经典的榜样,尽管人人现在都认为当初“凡是派”的荒唐,但是,思想解放远远没有完成,对待真理问题仍然停留在讲坛上、书本里,在现实生活中,特别是对待领袖哲学时,人们的思想并没有“解放”。原因其实很简单:共产主义运动和实践中的理论经典,大多是领袖著作,领袖人物的理论观点的正确与否和他所拥有的绝对权力有关。特别是前苏联和中国又相继从封建社会跨入社會主義社会,政权建立和巩固的过程又经历了漫长的战争,封建特权思想的残留和战时对军事权力的绝对服从的需要的历史惯性,使得后来的领袖们往往被个人崇拜推上神坛。目前经过思想解放,个人崇拜的现象并没有完全从人们的视野里消失,它总是以各种方式显示出来,制约着人们完全独立地思考、研读经典著作。

  回顾一下历史也许能使我们清醒一下:当年全国江山一片红的时候,人人手中一本领袖著作的红宝书,毛选出版之时,全国人民更是争相抢购,好象当时还不能说“购”,是“请”。人们在“雄文四卷、明灯一盏”的学习过程中,又有几人能够按照马克思当初的方式来阅读、思考呢?思考的人有,如张志新,如遇罗克,但是前者被割断了发出坚持真理的呼喊的喉管,而子弹也凶残地穿过后者思考的大脑。当人们盲目地疯狂地欢呼万岁时,恰恰是偏离毛泽东思想最远的时候。前苏联的最后的统治者戈尔巴乔夫鼓吹自己的新思维的时候,又有几人能像现在这样理性而清醒地思考他的领袖哲学呢?而一旦风云突变,时过境迁,戈氏下台后他的著作立即成了一堆堆废纸。而被有些史家称为独裁者的斯大林,就更不用提屠殺了多少有着思考头脑的共产党员了。领袖哲学在领袖们当政时,总是被视为千真万确的真理,他们的一些事后看来是非常明显错误的东西,在当时是不会被指出来“修改”的。马克思当初没有修改《宣言》,并不是因为它没有错误之处,而是认为它已经“是一个历史文件”,自己“已没有权利来加以修改”,他们一直以自己树立的方式要求后来者根据实践的具体情况来“随时随地”加以运用,决不希望后来者将其视为万世不变的永远正确的“共产主义圣经”来崇拜。

  历史的教训是惨痛的,但是对今天来说,惨痛的历史也时时提醒着我们不要忘记马克思对待《宣言》的科学态度,那就是要我们以发展的眼光看待理论,更要以实践来检验理论的科学性,敢于怀疑一切与实践不相符的东西。联系到今天正在进行的“三讲”活动和“叁個代表”的宣传,我们同样要解放思想,在实践中“随时随地”地落实运用,而不是像有些人讽刺某些单位那样“认认真真搞三讲,轰轰烈烈走过场”。据说这句顺口溜流传较广,笔者在不同的场合听到来自南方和北方的两位朋友说过,这表明有些地方在“三讲”活动中的确有“走过场”现象。《南方周末》上不是刚刚报导有些地方官员以“正在忙三讲”为借口来推托对发生重大事故的责任吗?刚刚被判处死刑的前江西省省长胡河清不就是在“三讲”中以80%的选票顺利通过的吗?要不是昆明世博会上因“偶发事件”而暴露了他的贪官嘴脸,他现在已经高升到京城继续做官了。“三讲”并没有将一个省部级的大贪官揭露出来,看来通过实践,我们有理由怀疑仅仅通过“三讲”是不能够达到惩治贪官腐败的目的的,还必须从绝对权力的监督和新闻舆论的监督方面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全面的社会改革,否则仅仅发动经济改革,仅仅通过过几年来一次的运动式的“三讲”方式,是不能够消除腐败的,也不能够让全国人民看到共产党惩治腐败的决心和效果。

  实践更是共产党“叁個代表”的试金石。如果我们只是整天学习江澤民的论述,整天通过什么会议来表明“叁個代表”的正确性,也是远远不够的。当初国民党也提出要搞“三民主义”,也要通过军政、训政,在全国施行宪政,但是后来的独裁统治却背离了党的宗旨,最终被人民抛弃。人民当初选择了共产党,就是因为共产党的“叁個代表”。同样,共产党也只有通过实践来表明今天仍然具有“叁個代表”性,才能继续赢得人民的拥护,在21世纪把中国引向一个民主、统一、富强的明天。

  在世纪之交的今天,我们翻开《共产党宣言》,不但再次看到了150 年前在欧洲游荡的“幽灵”,也看到了马克思恩格斯树立的对待社會主義理论和党的政策的科学精神。有了这种科学的而不是盲从的精神,我们就不会再重蹈“个人崇拜”的文革覆辙,我们就更能对现实作出理性的思考和合乎逻辑的判断。

  马克思恩格斯告诉我们,对“领袖哲学”的盲从可以休也。

沐目摘自“中国文摘”

  作者:郑存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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