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官子木:细说中国人——大实话与虚伪性格

  某日看教育新闻,有一则消息是报导北京某幼儿园开展“今天我来当班长”的活动,记者拍摄的一组电视画面挺有趣:先是一个说话很大人气儿的女孩,向全班汇报这一天当班长的情况,然后小朋友们就开始竞选下一任班长。第一个站起来的是个小男孩,他的竞选口号是“我想帮老师做点事情”。就这么一句话,他边说边想,费了很大劲儿,显然是在背台词。第二个站起来的是一个胖胖的小女孩,她想当班长的理由是:“我平时当不上班长,只有这时才有可能当上班长。”她的言语自然流畅,看来确是肺腑之言。第三个竞选者也是个小女孩,她的竞选口号是“我想为小朋友们做好事”,语言也非常流畅,只是不太自然,仍有背台词之嫌。最后老师来作判决,老师认为第三个孩子的理由最完美,于是第三个孩子竞选成功就任新班长。

  看到这里,我为第二个小女孩的落选深感遗憾。想想看,要做好事不当班长也能做,而平时当不上班长的她,可只有在这次活动中才有机会当班长,居然还是没有如愿。我猜想,这孩子当天回到家,父母也许会指责她太傻,应该像别的孩子那样说些冠冕堂皇的理由,而这孩子有过此番经历后,再遇到类似场合肯定会迈入“背台词”的行列,从此学会为达到某一目的而掩饰自己真实想法,这就是虚伪性格形成的社会化过程。

  在此有必要强调的是,老师的做法并没有错,她为孩子们确立了“公而忘私、助人为乐”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同时也意味着,代表个人欲望的价值观是不受鼓励的。问题的复杂性在于相悖性的内容往往是并存的,即正向的价值引导常常会同时产生负向的行为暗示。

  按照我们社会的价值标准,“想当班长”只是一种个人的私欲,从思想层次上看,这显然是不能与帮别人做事、为大家服务的公益观念相提并论的。矛盾的是,小孩子表达的是合情合理的个人愿望,说出来的又是实心实意的大实话,这原本是无可非议的。于是,一种困境便显现出来,从感情而论,我很希望那第二个小竞选者能如愿以偿;从理智而论,老师的做法又是无可指摘的。

  价值观的确立是社会化的基本内容。相比较,西方文化比较强调个体主义的价值观,强调个人意愿的合理性;东方文化则比较强调集体主义价值观,强调集体的利益高于一切。在西方文化的价值观中个人利益有着合法的位置,而在东方文化的价值观中个人利益则处于压抑的地位。从实际生活来看,个人的意愿与社会的价值观之间往往是有差距的,如果社会完全否认个人利益的合法性,个体必将掩饰自己的真实意图而采取表里不一、言不由衷的表达方式,从而导致说假话和虚伪的行为表现。

  一般来说,西方人比较重视自我意识的个性发展,多鼓励儿童自由且自然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与情感;中国人则比较强调自我意识的社会性发展,多引导儿童逐渐学会在某些场合掩饰和控制自己的真实情感或真实想法。概括地说,西方的成人力图使儿童发现自己的存在、自己的需求;中国的成人则力图使儿童发现社会的存在、社会的要求。各国的年轻一代经历着不同的社会化过程是因为各国的社会环境不同,西方社会是个充满选择机会的社会,人们必须从小学会了解自己的需要并据此进行各种选择,如此才有可能生存于社会。中国人的个人选择机会相对较少,人们主要还是生存在一个以群体为中心的社会里,所以中国人必须从小学会如何使自己的行为服从群体需要,否则将很难适应社会。

  毫无疑问,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这两个方向,无论过度强调哪一个都不利于社会的正常发展。过度的个人主义因缺乏合作而易于导致社会的冲突和解体;过度的集体主义则因窒息了个体的创造性而必将导致社会发展的缓慢与停滞。如何在青少年的社会化过程中,掌握这两个方向的“度”或“分寸”,是东西方共同面临的课题。

  上官子木 1998 年12月21日

原载:中国青年报

  作者:上官子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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