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治平:腐败缘何惩而不败

  有一份权威杂志上的文章说,现在是腐败现象的“多发期”和 “高发期“。腐败的”出生率“大于”死亡率“。这话让人听了沮丧,更让人担忧。但事实却如此:腐败惩而不败,日趋严重的腐败正在把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推向”生死存亡“的关口–中央领导人在反腐败的问题上不止一次用到这个严峻的词。腐败年年惩、月月惩、天天惩,然而却越惩越兴旺。这腐败难道真是无药可救的癌症?因此,认识腐败的严重性,挖出腐败的根子,并采取果断坚决的措施反腐败,已经成了当前一个十分紧迫的课题。

  为什么腐败会惩而不败呢?

  阿Q 说:我祖先比你阔得多。腐败者说:我当官的老祖宗比我现在还威风得多–官本位的特权思想像腐蚀剂,侵蚀着一些当官者的头脑

  鄧小平指出:“搞特权,这是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尚未肃清的表现。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我国封建社会的官制先后实行过官、禄、爵、“九品中正制”、“七品官阶”等,等级森严。各个级别的官吏们都享有不同的特权。不仅如此,那些当官者的妻子、儿女也享有多种特权。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夫贵妻荣,封妻荫子,父紫儿也朱。就连当官者的亲戚朋友与仆人都要连带沾光。不是有言曰“宰相家人七品官”么?而且,官与权紧密相连,当了官就有权,就可以在别人面前耍威风,就有了发财的门路。–这种“官本位”、“权本位”思想并不是随着某种社会形态的改变就销声匿迹了的,它还顽固地残留在一些人的头脑里。过去,人们十年寒窗就为了当个官,而今天一些人,哪怕是一个开小车的司机,也要削尖脑袋捞个科级干部当当。一些不是官的人,如各种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都比照行政机关为省(部)级、厅(局)级、县(处)级或科级单位;许多不是官的人们,如作家、艺术家、教授、宗教工作者等,也大都与“官”的级别相对应,因而出现了厅级教授、处级和尚的笑话。那些本不是行政机关的单位为什么要比照行政级别?还不是为了利,因为级别越高,工资越高,住房越宽、汽车越豪华、医疗待遇越好……。当官有如此多好处,谁不想当官?或者说,由于“官本位”的影响,一些人往往把当官与特权享受、当官与发财联系起来。而在现实中,“官在地位在,人走茶就凉”。这种实实在在的社会现实,自然驱使一部分人追逐仕途,争官夺权,并把“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视为当官的要诀,进而以权谋私,搞权钱交易。所以,许多腐败便是“用公家的钱买当官的权,然后再用买来的权力为自己捞更多的钱”。

  在现实中,特权思想是随着职位的提升而逐渐膨胀起来的。许多人没当官或当小官时,谨小慎微,作风正派,也有造福一方的宏愿。但随着官位越来越大,摸罗拐、拍马屁的人多了,上贡品、塞红包的人多了。自己也觉得要像个官样子了,于是开始用公家的钱挥霍浪费起来,于是在不正之风的熏染下腐败起来。海南的大贪戚火贵、广西的大贪李乘龙,都是放牛娃出身,在参加革命工作时,表现相当突出。但到了一定职位后,特权思想就开始冒头了,慢慢地便堕入腐败的魔圈里。

  现在有人一分析腐败,有一句最现成的流行语:受资产階級的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影响。这句流行语不仅是学者对腐败成因进行分析时要提到,许多时候也成为那些腐败分子的自我辩护辞–几乎没有一个腐败分子受惩治时不可怜巴巴说到这句话。其实,这句话还有一个潜台词:谁叫你们搞改革开放,把资产階級思想引进来,害得我们堕入腐败的泥潭?如果没有开放搞活,我们就不会腐败。对此,笔者只想问一句:既如此,为什么资产階級生活方式的发源地腐败现象反而少?难道这腐败就是常见的那种什么乙型肝炎:带菌者本身没有事,只传染给别人?

  千里做官只为财–金钱的欲望壅塞了一些干部的心窍,把人拉上腐败不归路

  人都有某种欲望,许多时候则是理智压抑着欲望。但有时欲望则会使人“为300%的利润,甘冒上绞架的危险”。–马克思曾说过的这句话,在中国的老话里也可找得到注脚–“有钱使得鬼推磨”、“人无利息,谁肯早起”即是也。

  腐败者的利润从何而来,便是通过出租权力而获得。这出租权力的利润很多时候还不只是300%,可是无本万利–单说戚火贵贪污受贿1400多万元,该是他每月工资的多少倍?权力不是自己的,而出租权力获得的收入却可以塞进个人腰包,此何乐而不为?当然,一旦东窗事发,自己还是要付出成本的,有可能会“反伤了卿卿性命”。不过,许多人还存在着侥幸之心,认为逃过一劫就可享乐终身–金钱的诱惑太大了。

  考察那些因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等身陷囹圄者,大都源于贪利动机。有的由于工资低,收入少,为改善个人或家庭生活而犯罪;有的为过舒适安逸生活而贪污受贿;有的为赌博、筹措做生意本钱而贪污、挪用;有的由于结婚子女上学需要花钱而动用公款。那些敢贪、能贪,原因无他,便是手中有权–这是腐败者赚钱的唯一资本。

  由于金钱欲望的驱动,“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心态会进一步强化。一些腐败分子不仅为眼前的糜烂生活,而且考虑未来退位的锦衣玉食,乃至有“59现象”。加上市场经济的健全将使其权力圈逐渐缩小,其捞钱机会大大减少,此时不捞而时再捞?于是,借转轨的无序之机,把手伸得长长。

  其实,在腐败分子中,更多的人在内心深处已经发生了信仰异化–他们虽然戴着共产党给他们的红顶子,却时刻在想:红旗能打多久?耽心自己的位置能坐不长,耽心人民币会贬值……。想趁早把油水捞足,等到政权变了,自己有钱垫底,心里踏实一些–这样的人走上腐败之路则是理所当然的了。

  对外开放与市场竞争导致生活方式的急剧变化,生活水平悬殊与收入的差异容易导致心理失衡

  中国人过去穷怕了。穷怕了的人对财富的渴求,就像饿极了的人看见美食,只要不把肚皮胀破,总会贪婪地吃个不停。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财富普遍增加,一些意志薄弱的国家工作人员,看到那些他们不屑一顾的老百姓一夜之间成了腰缠万贯的大款,看到他们一掷万金的消费,看到他们驶着豪华汽车招摇过市的气派,想想自己两袖清风、穷斯滥矣的穷酸相,心里会生出一种不平衡来。尤其是看到那些平时匍匐在自己脚底下的小人物,现在像瓦块子有了个翻身之日。而自己虽当着个官,倒过来要仰人鼻息,巴巴结结地傍着人家求取施舍了。这心中的不平之气,无论如何难以咽下,于是筹划起自己的生财之道。正如一位当官的愤愤不平骂道:“妈的!老子革命一辈子,到头来比不上一个小流子!”然而,不平之气咽不下也得咽。按照政策,自己还要鼓励人家更富起来。当然,心理失衡之余,也想像大款们那样穿名牌、住洋楼、坐轿车、喝美酒、抽洋烟……,如果用那少得可怜的俸禄去高消费,无疑杯水车薪。于是便想办法捞钱,去傍大款,去用权利进行交易,以权易色,以权易钱,陷入腐败的泥淖。

  除此之外,在腐败中还有一些既当官又当“老总”的双重身份的人。如原红塔山集团老总褚时健、原湖南国际信托公司老总张德元之流,他们大都有厅级干部的职级,又是大企业的“老板”。这些人在位时威风显赫,尽情享受人间的荣华宝贵。随着“廉颇老矣”,要卸下大印了,他们的心中的不平衡便在58、59岁时期急剧膨胀起来了。想到离退休之后,风光不再,荣华富贵将如过眼云烟,觉得如果想保持往日的待遇,不趁此时大捞一把,更待何时。于是,在当权的最后几年,利用权力拼命为自己捞好处。在大量的腐败案件中,有一大批人便是临近离退休时犯罪的。褚时健讲述他私分300 万美元的心态时忏悔说:“当时新的总裁要来接任我。我想,新的总裁来接任我之后,我就得把签字权交出去了,我也苦了一辈子,不能就这样交签字权。我得为自己的将来想想,不能白苦。所以我决定私分了300 多万美元,还对罗以军说够了,这辈子都吃不完了。”

  当然,不一定是临近退休的干部才有不平衡心理。市场经济是一把双刃剑。既推动经济的迅猛发展,也因为等价交换与市场竞争机制引发的权钱交易、权力商品化以及市场经济追求盈利、追求价值所产生的“一切向钱看”观念等。在目前制约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不到“59”的国家工作人员在工资收入不高的情况下,当个人需要与其薪金收入发生矛盾时,一些意志薄弱者也有可能在金钱面前动心,经不起金钱的诱惑。为了补偿经济收支不平衡,于是便采用非法手段,拿原则作交易,利用手中的权力作砝码,去谋取私利。

  确确实实,收入分配与学历、职位、工龄、能力、技术水平、社会地位不协调,不成比例,这已经是一个全国性问题,是一个制度问题。同是一市之长,此地市长呕心沥血,昼夜操劳,使当地发生巨大变化;彼地市长得过且过、养尊处优,辖区多年面貌依旧;但他们在个人工资收入上没多少区别,在职务上甚至养尊处优者升得更快一些。例如,同是国营企业的一厂之长,前任庸庸碌碌,致使工厂负债累累、人心涣散,但他的工资奖金照领不误,后任锐意改革使工厂扭亏为盈,跃为利税大户,但后任的工资奖金却不比前任多,甚至因为不能使一些人捞钱欲望得逞而被人一封“黑信”弄得灰头灰脑。至于一般公务人员与外企人员或个体户相比,其收入差距就更大了。一个省级干部的月收入可能不如一个职业高中毕业的小女孩。一位法学教授分析他所接触到的一千余件贪污受贿案例中,发现有80%的犯罪分子是在这种“不平衡”心态的驱使下走上犯罪之路的。

  例如,广西放牛娃出身的玉林市委书记李乘龙,在当上书记后,很是开了眼界,出门前呼后拥,每天众人俯首听命,感觉既心顺气畅,又新鲜刺激。尤其是傍上一批大款兄弟、铁哥们儿后,见他们一个个锦衣玉食,那挥金如土的作派,让贫寒出身的李乘龙自惭形秽。相比之下,他妻子从1981年起就患了糖尿病,每年治病花去许多钱而无处报销;女儿读中学,他想让她进一所好的学校,却交不起校方规定的赞助费……假若有朝一日自己不在位了,全家人的生活、养老问题怎么解决?难道就一辈子清贫下去?他开始认为,自己含辛茹苦为玉林的经济腾飞作出了巨大贡献,而所得的报酬微乎其微,远不如那些大款兄弟,这是不公平的。他渐渐“觉悟”起来,并开始走上腐败之路。

  不挥法律利剑斩腐败,而把反腐败的希望完全寄托腐败分子的良心发现,殆矣!

  中国古代治国提倡“德主刑辅”,总是强调要以道德教化为主,而把“法治”放在可有可无的地位。这种治国思想同样影响着今天。今天虽然不再搞“刑不上大夫”那一套,但谁也不想把我们的领导人搞得灰头灰脑,出自己的丑。所以,对领导干部强调思想教育比用法纪约束方面多得多。我们总是教育干部要如何提高思想觉悟,做到拒腐蚀永不沾。而不多用法制去管理约束干部。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喊要加强干部的思想教育,起了多大的作用?倒是一些曾被评为劳动模范、被树立先进典型的干部成了大贪污犯。湖南的宋焕威、云南的褚时健,上海的杜春芳、江门的汤伯亨……这些人既有佳绩,口碑又好,头上的光环一圈又一圈,最后还不是栽了?为反腐败我们也搞过不少次全国性的拉网活动,出过种种规定,意欲让一些领导干部从腐败中觉醒过来,从而讲出自己的问题?在运动中,当然也有一些人向检察院、反贪局交代了自己的一些问题,但那只是些小小“游鱼”,真正的“大鱼”是不会跳出来的。因为有一些一些干部的问题不是讲出来或者作一番检查就可以万事大吉了的,可能要掉乌纱帽,要遭牢狱之灾,甚至要杀头的呀!所以,宁肯抱个侥幸心理,咬紧牙关不认账,只要自己的问题不转到司法部门,多折腾几次都没关系。

  “德主刑辅”的宽容政策,表现在执法方面重行政、轻司法,重“训民”而不重“治吏”。这样一来,只重视教育群众遵纪守法,而对领导干部则是法不责“我”的思想,从而使腐败分子有恃无恐,大肆作案。许多时候只是因为某个社会问题激起群众普遍不满时,才仓促处理以平民愤。特别是许多时候,行政执法也讲“经济效益”,在执法过程中“创收”,以罚代刑,使法律商品化、庸俗化;面对“关系网”,情大于法;涉及“大人物”,权大于法。

  不否认,我国对贪污、受贿犯罪设置了最严厉的刑罚,每年被判处死刑者都达到一定数额,但每年的数字都在增加。连严刑竣法都不足以有效地遏制腐败现象,这说明严刑竣法亦存在着无力和不协调的问题。而更重要的,则是对腐败分子还有一种“不忍”之心。总想到人家革命几十年,一下子栽得如此地步,从严处罚,于心不忍。据统计,我国检察机关在1990、1992年三年时间里,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案件134125件,其中被提起公诉的有66030 人,被免予起诉的有64518人,两者几近持平,而1990年被提起公诉的有23344 名,被免予起诉的则有30049人,免诉率如此之高,着实令人吃惊。《经济日报》去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据统计,某市1997年判决经济犯罪分子104 人,其中缓刑65人,有个基层法院判决21人,缓刑19人,占90% ;1998年判决97人,其中缓刑63人,占65% ;有个基层法院判决6 人,全部为缓刑,占100%,这些还不包括免予刑事处分的案件。而判处缓刑的经济犯罪案件,95% 是万元以上的大案。人们不禁要问:这样轻判,如何能遏制日益严惩的严重的腐败现象?”

  令人感到忿忿然的是,有好几个有全国影响的大案、要案,谁都觉得他们的罪死有余辜,谁都认为他们会处以极刑,但最终却让他们从地狱之门打了转身。造成湛江一块黑天的陈同庆,国人皆曰“杀!”谁知却让他“捡了一条命”–死缓两年。正如有人呼吁的:“而今这除了‘官与官’的原因以外,陈同庆还有什么能减轻处罚?”

  正由于缓刑太多,便有腐败分子提出不服判决的咄咄怪事。例如在去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原副主席徐炳松不服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8 月底对其一审判决,上诉到广西最高人民法院。他的理由是:其受贿50万元,不足以被判如此重刑。徐将自己的案件进行类比,认为某些同级高官贪污受贿数以千万计,判罪也不过无期或死缓,南宁市中级法院对其判决显然有失公允。徐认为,在受监管及入狱期间态度不错,配合调查侦讯,从而令当局不断“扩大战果”,挖出一批腐败分子,包括前省纪委书记,被立案查处。同时,徐炳松原来所主政的玉林地区,贪官污吏案继续受到追查,据悉所涉及金额数目一个比一个惊人。他认为,自己要求减刑是理所当然。

  由于宽松的惩治,使有些党员干部看到经济犯罪惩处较轻,即腐败的成本不高,仿效、侥幸、冒险心理进一步强化,不惜以身试法,而导致了腐败更加猖獗。应该肯定的是,今年判决成克杰,对相当一部分腐败分子是起到了巨大的震慑作用的,相信会有一些人在腐败时总会有点心惊肉跳的。

  腐败是政治之癌,是附骨之痈,切掉癌细胞,问谁可操刀?

  戏问医生:如果他身上有了瘤子,是否自己可以动手割除?几乎没有一个医生自问有这样的能耐。当然,如果只是一个小小的疔疮之类,那么不是医生也可以自己动手。惩治腐败,就正遇到这样的问题。腐败不是出在老百姓身上,而是出在一些当权的党政领导人身上,而惩治腐败偏偏也是他们。你说,像医生一样,他能给自己开刀么?据说有这么一回事:一位市长大人一边泡妞,一边看电视新闻,新闻正在播放他在反腐败倡廉大会作报告的镜头,他对情妇说:“这样子还神气么?”情妇笑他说:“你真是又当婊子又立牌坊”。还有一件却是千真万确的事:某县党校校长长在省城嫖娼被抓罚款5000元,灰溜溜地回县后的第二天,却在课堂上大讲特讲领导干部要讲正气,不能搞嫖赌。未曾想,他嫖娼被罚的事情早在当天晚上就传到了这个县城,因此,他的讲课引起哄堂大笑。

  自己惩治自己,最终的结果是出现类似“脱下警服就嫖娼,穿起警服又抓娼”的现象。而惩治腐败便有点像医生自己给自己动手术,不仅是负痛难以下手的问题,最根本是无法给自己动手术。一位经济学博士在《市场经济导报》杂志社举办的博士论坛上就“给司法腐败‘剥皮’”这一论题讲了这么一段话:“腐败产生的深层原因在于我国政府内部的等级组织管理制度。我国政府机构内部的运行是控制严格的等级组织进行的。等级组织内权力的运作是按照下级服从上级的原则来进行的。下级之所以必须服从上级(有时并非出于自愿),是因为上级基本上决定着下级升迁的机会或下级成员同相应的生产要素的结合方式。这样一来,上下级之间就存在着一种‘交换’关系,而且这种‘交换’关系具有长期性。由于机构内上下级之间形成了一种长期的‘交换’关系,由此便形成了不同的利益集团,在利益集团内部和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相互‘交换’好处就在所难免。这种利益集团的形成也就意味着相互包庇和原谅的政府机构内部转移风险机制的形成。搞腐败者无风险可担,而且还能从中获得许多好处,何乐而不为呢?”

  说到底,便是对权力制约的监督机制功能太弱了。

  在现行的体制里,监督种类不少,但实际效用不大。许多种监督机构,不过是庙里的菩萨–做个摆设而已。从表面上看,几乎权力运行的每一个环节都有监督,如人大监督、党内监督(纪委)、行政监督(监察、审计)、民主党派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还有法律监督等等。但这些监督有多少能到位,有多少真正起作用,贪官污吏自然清楚,百姓心中也非常明了。

  本来,操刀割癌者主要是人大,政协这样的机构,或者是公共权力的真正主体–人民群众。可是他们能操刀么?

  人大、政协从性质来讲,是最具有监督职能的权威机构。但是人大、政协的手不是操刀的,而是对党委政府的决策“举手”与“拍手”的,用老百姓的话说,是“党委挥手,人大举手,政协拍手”。

  有人说,人民群众是最好的监督者。但是,在权力本位的阴影下,老百姓像领导手中的一团面团,想怎么捏就怎么捏。除非涉及到本人的切身利益,谁愿意惹火上身?多数人采取的是“惹不起,躲得起”的态度。现实中,那些举报腐败分子的人,又几人讨得了好?

  也有人说,舆论监督有时比执法机关还厉害,如电视台的“焦点”节目、“实话实说”等,确实让一些腐败分子头痛,但是媒体又能管得了多少。许多时候,记者想要采访某个有问题的单位,总受到一些人千方百计的阻挠。影响太大的案件,如果没有上面定调调,媒体还不敢轻易报道–这是有纪律的。而且,媒体报道的腐败事件,且多半是已成铁案的事情,他们报道出来,只是让群众出出气而已。

  权力失去监督与制约,就会腐败,这成了一个必然的规律。安徽省蚌埠卷烟厂原厂长李邦福受贿案就是典型一例。李邦福在被捕前既是厂长又是厂党委书记,同时他还是蚌埠烟烟草专卖局局长兼党委书记,省烟草公司蚌埠公司经理兼书记。老百姓非常形象地说,这是“这是三块牌子一个门,六顶帽子一个人。”李邦福六权集于一身,权力根本不存在受制约的问题,不腐败才怪呢!

  有人说,有上级、有组织,还怕谁翻了天?而事实上,在一个地方、一个部门,最有权力的是一把手,在那一块天地里,就是他一人说了算。他们是作威一方的“土皇帝”。“天高皇帝远”,谁来制约?谁又敢制约?那些腐败分子之所以有恃无恐,就因为他们知道上级组织管不了那么多,这地方还是他们说了算。尤其是一把手,身边的人巴结唯恐不及。用人们戏言的,为了讨好领导,连领导上厕所也要奉承一番,说“领导您亲自上厕所!”所以,对领导的腐败不仅不会指出来,有时还会为其推波助澜,或者巴不得领导腐败,自己也跟着沾一点光。即使不想同流合污者,不是他们圈子里的人,腐败分子那些见不得人的事情,相当机密,不用说老百姓,就是一般干部都弄不清楚。所以,尽管有一些蛛丝马迹,但拿不到确凿的证据,如果举报,他反咬一口,叫你吃不了兜着走,你没扳倒他,他倒把你整得五痨七伤。

  一个不争的事实:任何权力寻租而产生腐败的事件,都是在政府干预的那一扇门里发生的。能做到两袖清风的,往往是那些号称“清水衙门”的政府部门

  任何一个搞市场经济的国家,还没有一个对市场采取完全不干预的政府。即使把政府当作“守夜人”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时代,也为政府行为保留了一定的活动范围。尤其是凯恩斯革命之后,几乎所有国家的政府都增强了对市场干预的力度。

  政府对市场的某一方面进行干预,确能弥补市场的缺陷。但往往公共权力在哪里发生作用,而用金钱租用权力的事件也如影随形地出现在哪里。政府对市场干预“度”加大,寻租活动也会愈演愈烈起来,–寻租成为政府干预市场的最大的副产品。而寻租的结果,必然使一大批掌握公共权力的人以权易钱、易色,乃至堕入腐败的泥淖。这样,干预–寻租–腐败成了市场经济的一条循环着的链条。

  干预–寻租–腐败为什么会形成一个链条呢?道理很简单。因为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意味着能够对市场履行某种权力。在市场的公平竞争体制尚未形成之前,这种权力在那些市场经营者的眼里,是可以牟取暴利的资本,是比老老实实经营赚钱得多的门道。所以,一些人总是削尖脑袋、打通关节去寻租,就为的买下一些官员手中的权力,并用买来的权去牟取更大的利。现实中,为了租用市场中干预者手中的权力,一些企业或个人还专门在其预算中列进了一笔庞大的开支作为寻租经费,美其名曰:关系费。例如,某个政府官员手中掌握着某工程的审批权,谁拿到了这个工程,谁就会赚个100 万,于是有人会拿出几万或上十万元去买下这个审批权。一旦掌握工程审批权的人接受了这笔租金,这个寻租活动便顺顺当当地发生了,权力与金钱发生交易,腐败的毒菌也开始侵入掌握工程审批权的官员的肌体了。

  政府对市场干预的范围越大、干预的方面越多,政府在市场的权力越大,其可供出租的权力也越大,让人寻租的机会就越多。而随着寻租者的竞争加剧–常常出现许多关系户争某项工程,这个人找经办者,那个人找经办者的上司,再一个人则找上司的上司。这个找权者的秘书,那个找当权者的老婆……所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许多权力经过寻租者一“炒”,权力租用费也水涨船高。而随着权钱交易的频繁,出租权力者的收入也越多,腐败也就越严重。这是有因即有果的必然现实。

  追根寻底,腐败是手中有权。没有权力,想腐败也腐败不了,想堕落也难以堕落下去。腐败最大孳生地就是经济领域,而绝大多数的腐败与腐败分子在经济领域的权限相适应的。可以说,腐败是附着在权力上的咒语,哪里有权力,哪里就会有腐败。

  党委、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程度越来越增大的原因,实际上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误读–把抓经济建设误认为是“抓钱”,误认为是直接参与经济活动。这种认识的结果便是牢牢抓住市场中某方面的控制权,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变成了“以抓钱为中心”。为了一个钱字,往往对市场的干预面越来越大。我们批评计划经济中的政府是万能政府,什么都管。现在的政府又何尝不是万能?经济活动凡事都要插一手,公司开业去剪彩;与外商谈生意去陪客;项目立项抓审批权……。某县政府一个办公楼的兴建,承办此事的基建办主任就收到五张字条,推荐五家不同的建筑公司兴建,这五张字条分别来自五个不同的县委领导。这叫蛇有蛇路,鳖有鳖路。各找各的靠山,只是难倒了经办人,最后只好把一个工程一分为五,有的承包水电安装,有的承包房屋基建,有的承包房子装修,有的搞围墙,有的搞排水设施……。最后工程成了豆腐渣工程。

  我们把监督机制一再加强,对腐败分子一再喊“严打”,但腐败之风仍不能刹住,寻租活动始终没有停歇,倒是花越换越多,活动越来越隐蔽,其原因何在?恐怕与政府对市场干预过多有关。我们喊“政企分家”谈了多少年,至今政、企还拉拉扯扯纠缠不清,我们喊“宏观调控”,但政府许多时候还直接参与着具体的经济活动。可以说,在政府对市场干预行为不减少的情况下,在政府对市场干预没有真正回归到“宏观”上来的情况下,要想有效地制止寻租、制止腐败,那始终只能停留在口号阶段,或者是“腐败惩而不败”,对此,相信许多人都有同感。

  作者:傅治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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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条评论 »

  1. 小冰 说:,

    2008年07月19日 星期六 @ 05:3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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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没看见教授的文章了 很受教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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