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锋:“实践标准”不能代替“百家争鸣”

  “实践标准”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理论的提出不仅破除了对华国锋“两个凡是”的迷信,而且成为我党改革开放以来始终坚持实事求是路线的重要指南。然而,我们在运用“实践标准”时存在着一个不易察觉的不良倾向:那就是以“实践标准”代替“百家争鸣”。理论提出后不许人提不同意见,而是打着“实践标准”的旗号坐等理论被实践证实。如此以来,从前的教条主义又变成了新的教条——“实践万能”。

  实践是不是万能的呢?当然不是。“实践标准”是不能脱离理论上的“百家争鸣”的。离开了“百家争鸣”的“实践标准”将起不到任何作用。“实践标准”自1978年提出以来,我们一直在提。不仅如此,我们还一直倡导实事求是。这固然表明我们对实事求是路线的坚持和重视,可是从另一方面它不也正说明了我们在很多事情上并未实事求是吗?为什么一贯倡导“实践标准”却又总是不能实事求是呢?这其中的原因恐怕不是坚持“实践标准”力度不够能够解释的。窃以为,“实践标准”之所以没有导致有效的实事求是,就是因为我们在倡导“实践标准”的同时忽略了“百家争鸣”的重要性。“实践标准”≠实事求是,“实践标准”+ “百家争鸣”才 =实事求是。这是因为:

  第一,实践(经验或事实)是需要理论阐释的。以前我们总是以为事实(经验)与理论是截然分开的。事实(经验)可以单独存在。然而美国学者汉森通过很简单的心理学实验告诉我们:单纯的事实(经验)是不存在的,它们总是依赖于一定的理论背景而出现。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以前有人试图证明地球是不动的。他拿出了实践来证明:抛一个石头上天,它又落回了原地。根据以前普通的经验,假如地球是动的,那么石头是决不会落回原地的,可见地球是不动的(证毕)。现在我们知道了惯性的概念,知道了牛顿第一运动定律,当然要嗤笑此人的无知。可是对那些不懂物理学理论而只是凭自己的经验来判断的人来说,这个“实践”的证明绝对是有说服力的。事实上,古希腊一位主张“地动说”的智者(阿里斯塔克)对这个反驳就哑口无言。由此可见,实践本身证明不了什么。在不同的理论预设(它们通常是不易察觉的)下,同样的实践甚至可以证明截然相反的结论。毛泽东时代教条主义盛行。但是当时的理论也不是就只有理论上的证明,也有不少“事实”和“历史”在证明毛泽东理论的伟大(比如,“大跃进”的正确性就有亩产万斤的“实践”证明)。有人会说,那些都是假事实,但是既然事实都是渗透理论的,你又如何保证我们今天的“事实”是“真事实”呢?科学哲学家费耶阿本德指出,事实是很容易被“污染”(被不正确的理论背景和理论预设污染)的。只要实践离开了多角度(即“百家争鸣”)的理论阐释,只要部分人还握有绝对的话语权,“实践”就永远是在证明其理论的正确性。这样一来,“实践标准”就完全沦为封堵异见的保护墙而失去了检验真理、发现真理的作用。

  第二,没有“百家争鸣”过的理论是干瘪的。理论提出后需要不断丰富和发展,这是我们早已明白的道理。我们经常说某某理论是对某某理论的丰富和发展,这说明我们并不想理论停留不动,并不想把理论弄成僵化的教条。然而,纵观中国的历史,一个理论提出后几十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还是停留在原地打转的现象并不少见。胡适就很有感触的在其《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指出过,中国哲学自战国以后就中绝了。后人除了对前人的理论做做注解几乎没有多少属于自己的内容。西方马克思主义各种流派风起云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也有近百年了,可是最后发展下来竟只剩下“实事求是”这几个字。而“实事求是”是我们自己的老祖宗早就说过的。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恐怕不是用“中国人不善于理论思维”就能敷衍过去的(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固然是一部不可多得理论作品,《孙子兵法》的理论性也不遑多让)。没有自由的、充分的对理论进行多方面的探讨和论争,缺少进行这种讨论的宽容、宽松的环境才是我们理论干瘪的真实原因。而理论一旦干瘪就将导致教条。这是我们许多经验主义者始料未及的。他们以为,只要时刻贴着地面前进,“摸着石头过河”就不会有教条主义,却不知道教条主义的形成固然与理论脱离实践(即毛泽东说的“本本主义”)有关,需要用“实践标准”纠正,另一方面也与我们的理论过于干瘪和稀薄有莫大的关联。理论一旦失去了丰富的内涵,一旦变成了官方固定的条文,就势必形成教条(甚至连“实践标准”本身也会变成教条)。事实上,破除教条主义危害最有效的武器不是“实践标准”,而是“百家争鸣”。中世纪为了破除教条主义而发动的宗教改革打出的旗号就不是“实践标准”,而是每个人都有自由解释《圣经》的权利。每个人都可以对《圣经》有不同的理解和看法。理论一经丰富,权威的、一尊的、固化的教条自然瓦解,再也不用人为地提倡实事求是。所以避免教条的办法不是抛弃理论(完全采取经验主义的态度),而是让理论丰富起来。而理论要丰富就离不开“百家争鸣”。

  第三,“实践标准”只是一种事后检验。运用实践标准只会出现两种结果:一是实践证明了以前的理论是正确的,这当然皆大欢喜。另一种情况是实践发现以前的理论有错误。这固然可以及时阻止我们继续犯同样的错误,但是已经造成的损失却是再也无法挽回了(实践证明毛泽东的“人多力量大”并不正确,但是这样的实践又于事何补呢?)。换言之,实践标准要么证实以前理论的正确,要么发现和批判我们以前不正确的地方,却并不能指导我们今后能够实事求是地走正确的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实践标准”是消极的而非积极的,因为它只能减少损失却不能避免损失(为此我们碰了不少壁,交了不少“学费”)。积极的措施是广泛开展“百家争鸣”,让各种观点和意见经过充分的搏斗和较量,各自从对方吸取优点,从而在理论上做到不偏颇不疏漏。这样,实践上的错误和愚昧就被消灭于萌芽之中,而不必等到碰壁之后才知道转弯。如果什么事都要等到用实践来检验,那么真理反而失去了其作为真理的价值和意义(在实践之前给与指导)。有些人害怕“百家争鸣”会造成人心混乱,真理站不住脚了,这真是杞人忧天。真理就是真理,它不但经得起实践的考验,而且经得起不同意见的反驳。我们没必要害怕真理被“异见”驳倒。相反我们倒应当十分欢迎这样的反驳,科学史、哲学史上的各种学说哪一个不是愈辩愈明呢?又有哪个理论一提出来就是正确的呢?“百家争鸣”只会完善和丰富我们的真理,只会提前发现我们的错误,使我们“少”吸取一点教训。

  总之,如果我们真的要实事求是,如果我们不想只喊口号不见行动,那么,在提倡“实践标准”的同时就不能忘记“百家争鸣”。

  作者Email : xuefeng@wen.net.cn

  作者:文学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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