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多拉:所谓“民愤杀人”

  中国人一向是很重视“民愤”的,“不严惩不足以平民愤”、“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之类的话,长期为人们耳熟能详,甚至写进了法院的判决文书,即为明证。不过,近来越来越多人开始怀疑“民愤”之说,认为现在既然要讲依法治国,要法院在“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之下独立办案,就不应该顾忌法庭之外的公众情绪,不能把“民愤”大小作为衡量案件性质严重程度高低的一个尺度。

  三年前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涉嫌交通肇事和故意伤害的公安民警张金柱死刑,判决词上也写了这样一句话:“……社会影响极坏,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资深政论家、著名杂文家鄢烈山对此提出批评:“‘民愤’大小肯定是要考虑的,但这个‘民愤’是诉诸审判员、陪审员良心的,由事实本身的性质善恶决定的,与‘社会影响’即与闻其事的民众多寡不相干。……我们要判张金柱的死刑,是因为他的犯罪事实够判死刑,罪不容诛;何必扯什么‘社会影响’呀‘民愤’呀!”(《“民愤”说》,《南方周末》1998年1月23日,见《鄢烈山时事评论》,大众文艺出版社2000年1月)与鄢先生的意见不尽相同,我倒觉得,在人们对法院独立办案(即“民愤”能够真正诉诸审判员、陪审员的良心,且审判员、陪审员的良心能够真正决定判决结果)还不敢十分放心的时候,普通老百姓在街头巷尾议论几句(表达民意),新闻记者穷追不舍“访谈”几回(延伸民意),领导干部站出来从正面表个态(顺应民意),从而使“民愤”得到充分的展示,于司法独立并无根本性的妨碍。就张金柱一案而言,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如果不是媒体顶住压力坚持曝光而令张金柱的暴行广为人知,进而使得当地领导、法院面临着某种“民愤”压力,那么以张金柱一方广泛的社会关系和强大的活动能量,完全能够轻而易举地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假如没有足够大的“民愤”,假如当地领导和法院对“民愤”一概视而不见充而不闻,则张金柱们必将逍遥法外,这世道可就真是暗无天日了。

  今天重提张金柱一案,是有感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3月20日作出的一个一审判决,判处研究生亓培玉遇害案中主犯韩永臣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韩永臣等四名被告在距研究生亓培玉夫妇仅5米处的地方小便,遭亓斥责,双方发生争执,韩等四人遂驾车持械,在河边疯狂追杀亓培玉夫妇,致使亓跌入河中溺水身亡。一审法院认为,韩永臣等人的行为构成寻衅滋事罪,韩永臣的行为同时构成故意杀人罪(间接),且情节恶劣,后果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应依法严惩并数罪并罚。法院的判决文书上尽管没有出现“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一语,但事实上无疑体现了这一精神。与张金柱一案相似,在亓培玉遇害案中,施害者一方分别是镇工商所市场服务部主任、镇粮站站长、乡供电所职工,属“地头蛇”式的显要人物,受害人一方则是普普通通的小老百姓,双方地位之高下、权势之强弱显而易见(亓的研究生身份无改于其家庭背景之脆弱),存在着连瞎子也能看到、连白痴也能意识到的对被告从轻发落的可能性。因此案件一经披露,便在公众中激起强烈义愤,形成一股声势浩大的“民愤”;而法院一审判处韩永臣死刑,虽然可能含有“平民愤”的目的,但也并未偏离事实依据和法律准绳。从这一点看,法院在独立审判的同时兼顾“民愤”,不但是可行的,而且是必要的。

  人们担心“民愤”可能影响公正司法,多半是由于“民愤”在历史上曾经充当过杀人帮凶的不光彩角色。具体问题需要具体分析,在一个民众素质普遍不高的社会,“民愤”确有盲目的、非理性的一面,但所谓“民愤杀人”,往往不过是那些有权力且有能力杀人者利用民意、制造民意甚至强奸民意的结果——他们只要想杀某人,便一方面历数某人之罪恶,一方面大肆渲染“国人皆曰某人可杀”的舆论气氛,其实某人之“罪恶”也许与“国人”无关痛痒,“国人”何尝“皆曰某人可杀”?相反,像张金柱一案和亓培玉遇害案中那种真正自发形成的“民愤”,非但没有什么利用价值,比如被权势者用来作为排斥异己、加害被征服者的工具,反而是不得不需要用基于公开、公平、公正的司法判决结果来加以平息的一种群众情绪。中国社会在进步,中国的“民愤”也在进步,在大多数情况下,“民愤”中盲目的、非理性的成分正在越来越少,而基本代表了群众的普遍要求,体现了群众的正当权益。特别地,在我们这个有着浓厚的“君贵民轻”传统的社会,一种自发形成的“民愤”常常容易被忽视、漠视、蔑视,很难有得以表达和声张的畅通渠道,这个时候,“民愤”尤其需要认真对待,“民愤”不可不察!

摘自FM365

  作者:潘多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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