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珲:警惕“小民的腐败”

  从官员到小民

  如果在网上就“腐败”一词进行搜索,无疑会陡增几倍阅读量。从胡长清到成克杰,从湛江特大走私案,到厦门远华案,接踵而至一个比一个更令人震惊的“腐败”案件,让网民们的愤怒几乎只能以一连串的“?”和“!”来代替。

  据调查,“腐败”已成为中国公众最痛恨的现象。以社科院的一次针对专家的问卷显示,“腐败”被认为是当今中国首位严重的社会问题。有位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警告说:“在中国,没有人能打倒共产党,但是,共产党很可能被共产党自己打倒。”

  深晓此意的中国共产党推出了电影——《生死抉择》,并在适逢国庆到来之时,在纪念既往的煌辉胜利的中国革命博物馆举办反腐展览。与此前后,中纪委、监察部在京召开反腐败抓源头工作会,希望加大惩治腐败的力度,稳定大局。

  鄧小平曾在著作中指出,“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民意在很大程度上期望经济改革后共产党有进一步作为,否则最初把“腐败”局限地总结为“一种发生在公共权力的掌握者(主要是政府官员)身上的现象”,将普遍滋长、渗透进各行各业。

  小民的腐败实际也已经发生。

  医院

  你相信“50%的城市居民有病不看”这个调查数据吗?

  来自权威部门的调查说,“从1993年到1998年的5 年间,我国居民的患病率增加了7.3 %,就诊率却比5 年前下降了18.8%。特别是一些中小城市,30%应住院的病人选择了在家治病或采取保守治疗,医院住院率下降了4.3 %,出现了医院‘吃不饱饭’的现象”。据统计,城市有32.14 %的患者因经济困难不敢上医院,6 3.13%应住院的患者不敢住院治疗,这两个比例均比5 年前有较大提高。

  “没啥别没钱,有啥别有病”反映的正是这种心态。

  更重要的原因是到医院看病恐怕也是一场对尊严和智力的污辱。“他们就是不肯告诉我到底怎么了,连什么病都没弄清楚就要我上手术台。”一位使馆人员因为肚子疼在北京的某大医院里吃了大苦头,她前后花去了1.4 万元,还未见成效,后来经人介绍接受一位游走在使馆区颇受欢迎的私人大夫的治疗,只用去三四千元便好了。

  据卫生部最新统计,目前我国每位居民看一次病平均要花费79元,住院需花费2891元。比去年分别上涨了10元和300 元左右。而在卫生部直属医院平均每一门诊、急诊人次医疗费用为163 元,住院费用为7961元。这两项费用中,药费分别占60%和47%。

  据悉,1998年列入医疗机构账面的药品折扣收入即达到90亿元,相当于药品购进额的16%。一药业公司的销售经理坦言药的实际成本只有申报价格的1/10,“国内新药的零售价多为生产成本的10倍左右,有的甚至高达20倍。换言之,花100 元买的一盒药,也许只值5 元钱。”不言而喻的是,医院和药厂借折扣中饱私囊的大有人在,而药价越高,提成越多,折扣及回扣也水涨船高。

  投入也不仅仅在医药之上。一个因父亲患癌症治疗四载的白领告诉记者,自己在与医院打交道的过程中学到最多的就是人情世故。“我现在可以非常清楚地知道怎么送礼——往哪送,送什么礼让人不好回绝,还满心欢喜。”这位陈倩小姐说。

  “医生们感激的话听得太多了,他们每天要面对那么多病人,非亲非故的,凭什么单单对你特殊点?送礼只是建立良好关系的第一步。医生挺怕收礼的,因为太功利了,你收礼又保证不了一定能治好,最后闹上法庭弄个鸡飞蛋打特别没意思。所以送礼也一定得诚心诚意的,而且要送贵重的或特别的,人家平常喜欢什么、缺点什么,留心记住,就能从一大堆送礼的人中间脱颖而出,再以后的交往就属于感情交往了。”

  陈小姐将大夫收红包归纳成三种人,“一种是非要不可的,不给就是一张后妈脸,但这种人很少;第二种比较有职业道德,收礼挺矛盾的,只收比较保险的礼,比如一个剖腹产规矩就是1000元,但他们收不收都还过得去,这是大多数;第三种是你送就要,要得还高,可是特别负责,技艺又高,让人送得特踏实,这种人拿钱就觉得是应该的。”

  没有合理的途径,人人都会寻求不合理的方式以求达到个体平衡。在很多人眼里,医生们其实也是善良人,“只是他们的收入和劳动真的太不成正比了,所以随波逐流而已”。

  学校

  不记得是什么文章了,一位知名老前辈撰文说,他一生所受的最重要的教育是在幼儿园完成的。他说,在幼儿园里学到的第一课就是要做个诚实的孩子,要尊敬老师,礼让小朋友,遵守秩序。有了这些,人一辈子最基本的行为操守就很好了。

  日前,一桩公然剽窃的硕士论文被通过、作俑者顺利拿到硕士学位的事,激起中科院五名院士的愤怒,他们联名揭发,请求有关部门查处这种违反科学道德的劣迹,维护我国学位制度的尊严。

  据9 月15日的《南方日报》报道,抄袭者是广州师范学院(现已与广州大学合并,以下简称广师)物理系凝聚态物理硕士点2000年毕业生陈某。他的学位论文第三章、第四章均抄自别人已发表的论文,经广师物理系一位教师核对,理论公式是“100 %的抄袭”。广师物理系主任解文方教授认为,该生的毕业论文严重剽窃他人成果,并且在事先有人指出的情况下,仍然被强行通过,在学生、老师及科技界造成极坏的影响。

  事情在上学期既已败露,然而由系学位分委员会成员6 月12日讨论的“补救”措施——以两票同意,一票反对,一票弃权通过——并未在院学位委员会上奏效,有人不经过系里派人跑到会上解释,说这是“引用过多”引起的误会。论文最终还是得以通过。

  这是学术腐败的一个典型例子。然而追根溯源,我们的教育恐怕从整体上早已失却了某些基本的准则。先从幼儿园说起,据记者采访中了解,择名园的观念在家长中已经非常普及,只要单位有权,与幼儿园是共建关系;或者个人有钱,为幼儿园一次性捐出三四万元赞助费,他们的孩子都可能跨入那些市属重点幼儿园的大门。

  “重点幼儿园越是享受这些特权,条件还就真的越来越好,挤破脑袋往里钻的就越多。孩子一多了,老师顾不过来了,怕自己孩子吃亏,家长就在私底下使劲,送这送那,帮幼儿园出钱出力,真是把个园里的老师上上下下都喂肥了。吃人嘴短,受了礼的老师还能公正对待每个孩子吗?不可能!这小孩打小就开始知道了什么是有权有势,他从哪里去学诚实?”一位家长忿忿不平地说。

  北京市1998年开始推行小学升初中的电脑派校制,其初衷是为了取消名、差校的区别,减轻学生升学负担,公平地按居住地入学。然而实施近三年以来,问题却越来越多,据家长反映,“硬性把名校和普校的差别去掉是不可能的,软件上的差距是历史遗留的问题。现在倒好了,每到小学毕业,为了能让孩子进入好的学校,跑到各个学校考几次试不说,还得筹出三四万元钱。以前还可以说我的孩子凭着自己的努力有机会上好学校,现在你成绩好,没钱没权就没戏,这叫公正吗?”

  难怪有尖锐的批评说:“我们的教育只教会了人机械地用分数衡量人的智力水准,却忘掉了更重要的人性。”

  住宅

  31岁的翁行国庆前后正忙于收拾他的135 平方米的新房。这套今年年初分下来既不像赶分房制末班车又不像福利分房的三室一厅,坐落在北京市海淀区繁华的商业地带,却只用去了翁行的3 万元积蓄。顺便提一句,翁行所在的公司是国家直属大企业,而他是年轻的处级干部。

  联合国与世界银行曾经针对52个不同收入水平、不同区域的代表性国家的首都的住房情况调研,结果全球52个国家(地区)的住房价格与收入比平均为5 ,北京为14.8,位居全球最高。

  “有钱的人早就有房了,购房意愿不强;无钱的想购房又没有购房能力。”某建设部官员说。他的概括点明了北京市商品住宅带给百姓的困惑。据有关部门公布的数据,目前北京市商品住宅价格水平大致为:市中心8000—12000 元/ 平方米;城近郊区4000—7000元/ 平方米;远郊区县3500元/ 平方米以下,个别区县在1600元/ 平方米左右。1999年北京市商品房平均售价5647元/ 平方米,其中住宅47 87 元/ 平方米。在住宅中,普通住宅平均售价3951/ 平方米。个人购买商品房平均售价4410元/ 平方米,其中住宅4405元/ 平方米。北京市经济适用住宅最高售价44 50 元/ 平方米,最低价是2350元/ 平方米,均价为3100元/ 平方米左右。

  《中国经济时报》曾撰长文分析北京的房价缘何高居不下,文章引用北京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市场管理一处处长陈同顺的观点认为,原因至少有两点:一是市场管理制度不健全,造成价格上升。他说,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市房地产开发企业约有上千家。其中资金雄厚、开发规模大、信誉度高、业绩突出的大企业屈指可数。大量的开发企业尤其是项目公司只有开发权但是没有开发能力,这些公司依靠项目炒作为生,不仅干扰了市场秩序,同时也加大了正常的开发成本。二是强劲的集团购买抬升了商品住宅价格。他认为,北京作为首都,在京的中央各部委及所属企、事业单位,各金融、商业机构、外埠驻京办事处较多,这些单位不仅购房数量大、价格承受力强,而且还注重好区位,成为抬升北京市商品住宅价格上扬的主要力量。有关资料也显示,从1992年至1997年,北京市商品房市场份额中,社会集团购买力一直占90%左右,到1998年,依然保持在近80%。而同期在上海,集团购买力只占40%,广州、深圳等地则已经降至20%—30%。

  被点明的现象还隐含着这样一些事实,住在城中心的百姓通过拆迁所得到的补偿只够购买远郊区的房子,而经济适用房的购买者中还有一大批是手持现金准备炒楼盘的人。作为既得利益者,有人指出:“要生存,只要是在自己良心能够接受的范围之内,不涉及大是大非的,谁不愿自己住得好一些,管得了别人那么多,所以骂腐败是骂,但轮到自己单位用小金库分房,还是高兴地大叫幸运,中国人的哲学就是非常实用的。”

  生活

  “只有人们讲道德比不讲道德收益更大时,道德才是人们追慕的对象。”

  你得承认,我们在很大程度上默认甚至纵容这种腐败。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2000年夏季北京电视台《晚间新闻报道》披露,北京市海淀区双榆树街道闹市区收缴停车费的人纯属冒牌,这些闲散人员(甚至是外地民工)拿着四处收集来的作废的、假的停车票,每月收入能在800 多元。就记者观察,给他们可乘之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很多人停车不要2 块钱一张的票据,而私下塞给个人一元钱。

  为了省掉每年5000元养狗税的钱,北京市很多人家都选择了一种黑户养狗的方式。一旦风闻要打狗之时,小狗就开始转战南北;一旦被警察逮个正着,先找关系用权来压,再塞点钱补偿警察打一只狗有一百元奖金的损失。管理就在这样的似是而非、灵活机动中进行。

  有一位在法院实习的学生写了这样一些感叹,“我终于知道腐败是怎样发育的了。当我的筷子伸向几百元一只的龙虾时,当我下榻星级宾馆、享受桑拿浴的时候,当我拎足礼品满载而归的时候,脑子里哪里还有‘公正’二字,老百姓的权益早已抛到九霄云外。我还是一个被老师们公认为充满激情、富有正义感的法科学生,还常常以文字针砭时弊、打抱不平,尚且如此!培育一个个贪官岂非难事?”有人说,“人人都是腐败的助威者,产生腐败的环境这么广,跟我们民族文化中的劣根性太有关了,长期以来一些人总是为了一己之私,而不管这短期行为会对自己的生存环境造成多么恶劣的影响。”这很有道理,在奇特而不讲秩序的环境下,大家只有八仙过海各显其能。

  一项调查显示,在69个职业选项中,我国居民最愿意做的前10个职业依次是:市长、政府部长、大学教授、电脑网络工程师、法官、检察官、律师、高科技企业工程师、党政机关领导干部、自然科学家。与美国人喜欢当牙医、园艺师等等多样性的选择相比,中国人对权力的崇拜与喜爱真是很强烈。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00年第20期

  作者:王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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