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涌:人口问题与城市化

  今年中国人口普查显示,中国人口已近13亿!

  虽然计划生育政策已实施了20多年,中国仍然以占世界7%的可耕地养活20%的世界人口,上亿的失业者仍然威胁着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近20年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并未使中国摆脱基本的生存危机。另一方面,中国的人口控制政策耗资甚巨,甚至超出了对教育的投资。而强制性的独生子女政策,在农村引起普遍抵抗。

  “超生游击队”使政府束手无策,基层干部在推行人口政策时的过火行为,引起国际人权组织的普遍抗议,玷污了中国的国际形象,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因此,寻求一个更有效,更经济,更人道的人口政策,已势在必行。

  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于1979年1 月出台。当时政府只预期20% 的城市人口和5%的农村人口能够遵行。但仅仅一年后,迫于日益严重的人口压力,中国政府不得不大幅度地提高该政策的遵行率:城市95% ,农村90%.

  问题出在农村

  之后的20年,这一政策目标在城市基本达到了,至少在大城市,95% 以上的家庭只要一个孩子。城市居民普遍支持政府的政策,很少有抵制行为。甚至在70年代初,许多城市家庭已自愿地只生一个孩子,根本用不着什么强制性的政策。

  问题出在农村。独生子女政策实行20年,只生一个孩子的农村家庭十分稀有,而生三四个孩子的遍地都是。考虑到中国在这方面的巨大投资,以及中国因此在国际上招来的攻击,应该说独生子女政策在农村得不偿失,而且从实效上看已经失败。

  然而,独生子女政策在城市的巨大成功与在农村的巨大失败,却给我们了一个重要的启示:解决人口问题关键在于中国能否迅速城市化。

  一般而言,维持人口的现有水平,需要平均每对夫妇生2.08个孩子。低于此数就会出现人口的负增长。中国城市家庭平均拥有的孩子远低于此数,而且婚龄甚晚。如果大部分中国人属于城市居民,中国的人口就会迅速进入负增长,人口问题很快就会获得解决。

  问题是,中国政府一方面力图控制人口增长,一方面抑制城市化的发展。特别是90年代以前,户籍管理十分严格,城市户口农村户口截然分开,以控制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结果,城市化发展严重滞后,大量的人口被人为地排拒在城市之外。这些未能适时接受城市文化洗礼的农民,常常三代聚居,刻守“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的旧观念,不管不顾地繁衍滋生。

  户籍政策的起因,主要是为了保证城市的工业化进程和维持人口的粮食供应。共产党建国于一个农业社会。在这一社会,历朝历代的叛乱无不与饥荒有关。再加上冷战期间苏美的经济封锁,以及60年代初的饥荒,更使得维持粮食的自给自足成为政府的首要目标。

  然而,城乡分离政策的一个副效应是加快了人口的增长,使计划生育政策难以奏效。结果,庞大的人口反过来加剧了粮食危机。在20世纪,日本人口增长了三倍,已属于惊人的增长。而中国从1949年至今仅半个世纪,人口就从5 亿跳到了13亿,增长了两倍半。

  这样高的增长率,很大程度上是自己的政策制造出来的。

  城市化是必行之路

  80年代以来,经济改革已向城乡分离的户籍制度提出了强烈的挑战。来自农村的包工队、小保姆、盲流和“超生游击队”纷纷涌入城市。“浙江村”、“新疆村”等外地人的聚居地,在北京等中央都会出现。这本是加速城市化进程的大好契机。

  可惜基于小农经济的旧思维,中国政府把这一现象看成问题而不是机会,对之设法控制而不是鼓励,缺乏有效的社会政策。比如,在城市中的农村人虽然自食其力,为城市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服务,但其身分如同非法移民。他们的子女,特别是“超生”的子女,在就学就业方面倍受歧视。政府的考虑是不愿让农村游民加剧城市的就业压力,并通过就学就业上的限制,抑制人们“超生”的愿望。

  然而,这种短视的政策使这些超生的孩子不能融入社会的主流,缺乏教育,缺乏事业前景,最终会变成新一代的超生游击队,加剧未来的人口压力。

  当今中国政府的社会政策,应有一个180 度的大转弯,从限制农民进城,转向鼓励农民进城。凡愿意进城的农民,都可正式登记为城市居民,与其他城市居民享有同等的权利。

  不错,农村人口的大量涌入,会加剧城市本已十分严重的就业压力。但必需看到,这些人不进城,在农村也一样没事情干。与其让他们在农村失业,不如让他们在城市中失业。

  成为城市居民后,这些人生孩子的劲头自然会减少,同时也便于政府集中管理,控制他们的生育行为。一旦他们在城市里接受了独生子女政策,就不会再抱着农村那种男尊女卑的偏见不放。因为不管自己的孩子是男是女,只有这么一个,不得不倾其全力投资于他或她的教育。

  结果是男女受教育的机会就更为均等。当妇女的教育程度提高了以后,她们会更多地投身于自己的事业,更少地生儿育女。这才是控制人口的长久之策。

  我们不妨看看中國邻国的经验。日本在战后主动推行城市化的社会经济政策,从1945年到1970年,城市人口从2002万急升至7543万,以25年的时间,走完了美国一个世纪才完成的城市化进程。1950年,日本尚有45.2% 的人口是农村居民,到1992年,农村居民仅占人口总数的5.8%.

  在五六十年代,日本大都市中的大企业,常常到农村的中学把一年的毕业生“连锅端”,全部招进城市,成为企业的雇员。紧张的城市生活、狭窄的都市空间、高昂的生活费用,大大削弱了人们育儿的动机。如今,人口不足反而成为日本的一大社会和经济危机。

  当今中国的人口,只有30% 是城市居民,都市化程度仅相当于日本战前的水平。在这样的基准上还谈什么现代化?

  中国政府应拿出当年鄧小平推行经济改革的魄力,作出一个决定21世纪中国命运的战略选择,大胆推动城市化进程,把用于计划生育的一部分经费,用以解决城市化带来的问题,特别是为城市新移民解决教育,住房等方面的问题。这样,人口增长速度会自然降低,人口素质会大大提高,中国会早日变成一工业化的大国。

  作者是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博士生,本文传自美国康涅狄克

原载:《联合早报》

  作者:薛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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