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传定:中国为何不能分治?

  中国是世界大国中少有的几乎是单一民族、单一语言的国家。少数民族虽有五十多个,但占总人口比例不过半成,而且大多比较分散。

  国家大有大的好处,但也有它的坏处。坏处主要体现在中央集权体制下;如果再加上实行社會主義计划经济,坏处就更大。历史上中国内战、动乱不止,与此有很大关系;1949年后,出现很多全国性的、人为的巨大灾难,也更凸现了大的弊病。

  中国国外有少数人总希望中国分裂,他们或是不愿意中国强大,或者是不喜欢中共政权,把中国和它划上了等号;也有的是不了解中国的情况,以为中国这个庞然大物,完全是用强权不合理地拼凑和维系起来的。当然,也有的是愿中国好,希望中国长治久安、稳定发展。

  中国要采用什么样的国体,才能使各族各地人民相得益彰?以愚之见,分裂中国或是实行深度分治(如英联邦),既是不恰当的,也是行不通的,肯定会引起严重后果。看来,只有在彻底进行市场经济改革的同时,切实实行民主法制,充分扩大地方自主权和民族自治,才可扬长避短,稳定发展;也可使外人消除顾虑、减少敌意。李登辉提出将中国分成“七块”来治理,并把西藏、新疆、蒙古、东北和台湾单独列了出来,这有值得商榷之处。不知道他是要求把这几个地方和台湾一样划成至少是单独的关税区呢、还是别的什么意思?这几个地方,他显然是根据民族特性来划分的,这样的分治程度和这样的划法,有不少问题。不仅有的不甚合理,难以操作,有的也难以自立,而且也没有解决余下超过十亿人的大部分地方合理的放权分治问题。

  满人与汉人已无分别

  以东北来说。他把东北单独分出,无非该地过去曾被叫做“满洲”,曾被日本人统治十三四年。实际上,东北现在满族人口所占比例肯定没有5%.本来就不多的满族人,大多早已分散在全国各地;留在东北的满族人,和在内地的一样,语言文化和汉人几无区别;而当地汉人与满人和关内汉人与满人,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一样的,他们和内地人民之间的紧密联系,可能超过内地任何两个省;经济发展水平,也差不多,又无意识形态分歧,单独将其分开,还不如将内地各方言区分开更有理由。其实,历史上东北单独成为一个统一的满族统治区域的时间很短,不管是奴尔哈赤统一各部成立“后金”国、或是日本人创立“满洲”国,时间都很短暂,且远在汉人定居辽河流域千年之后;奴尔哈赤叫人创造满文之前,他本人就已通晓汉文,以后的满清历代皇帝和许多满族知识分子,更是掌握汉文化的佼佼者。没有满族人对今天的族群地位有什么不满。

  再说蒙古。不知李登辉指的是外蒙还是内蒙,或是二者一起。如是后二者,就值得研究了。内蒙蒙古族人所占比例,不到汉人的六分之一,历史上就是这样才叫内蒙的。内外蒙一起,今天既有外蒙已独立的现实问题,还有内蒙的汉人愿不愿划出的问题;同时,内蒙和内地边界,犬牙交错,没有自然地理的严格界限,分也难,维持也难。

  新疆少数民族众多,维吾尔族人超过40% ,确实应该进一步扩大其自主权。但维吾尔人除南疆一些地方外,分布并不集中,而且汉人比例也几占40% ,因此在操作时,必须谨慎小心,否则极易成为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第二,这肯定不是一个正直的政治家所愿看到的,也不是维吾尔人之福。

  西藏边界如何划分

  西藏基本上是一个单一民族区域,汉人至今迁入的很少;拉萨等城市中的汉人,大多是临时去做生意或打工的人。中国政府前30年,执行极左路线,不尊重藏文化和宗教信仰自由,极大地伤害了藏族人民的感情;虽这些年来,政策放宽,并投入大量金钱进行建设以补过,藏民的生活水平也有很大提高,但一些人并未看到:以往的恶行,除是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与宗教难容之外,主要还是全国性左倾错误的结果,并非单对藏族实施的暴政。现在西藏流亡政府中的一些人,闹着要独立,至少要实行香港式的自治,这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先不说经济上是否能自立,单从操作上看,就存在不少实际问题:

  一、边界如何划分?西藏不同予外蒙,内外蒙古之间有一条大戈壁滩;西藏和内地之间虽有多条山脉横亘,但除按现在的自治区边界划分外,难有一条可以作为两个民族之间合理的、相互都可接受的边界。这也可能是历史上没有内外藏之分的原因。藏獨领袖们要求把整个青藏高原:即今天全部西藏自治区、全部青海省,以及国民政府时期的全部西康省、即今四川省整个西部包括进去,(是否还要求将甘肃南部、云南及原四川西北也纳入,就不得而知),这可能是现今青海、四川西部汉族人民和中国政府难以同意的。这些地方早已是藏汉混居区,特别是东部,已临近成都平原、关中平原等汉人高度密集区。另外,边界如何划分、如何守护?西藏自己有没有这个力量?都无把握。

  二、政府如何组织?照过去一样,恢复政教合一的形式,不仅中国政府很难同意,事实上也太落伍。现今西藏政府地方官员如何安排?阻力也很大。因此,双方即算有极大诚意,操作上也难以落实。西藏内部必须和解和更为自治。但,最好不恢复原样;不能永远把自己几乎全部精英,一辈子只进行宗教活动,而完全不从事任何物资生产,这样的社会是难以前进的;不能为了迎合某些人的兴趣和发展旅游需要,让西藏保持原始状态,作为古董,供人参观。中国政府过去的所作所为,固然很多荒唐之处,但也有急于改变落后状况的用心。達賴喇麻及其流亡政府,要跟上世界潮流,就应勇于改革宗教,为今后回西藏为藏民造福作准备。

  体制一致不难统一

  如此看来,西藏、新疆如何分权分治,需要好好协商,以达各民族和谐进步;但照眼前看,除香港、澳门和台湾外,分治的程度,应以不跨入关税分立的界限为好。中国的分治是件难事,历史上分则必战,是有原因的,因为没有长期形成的、可以严格区分的边界,也就无法合理地、稳定地分成几个独立部分来治理;内地的方言区也是如此。假如跨越一定界限,既难以分,也难维持,彼此花的代价也太大。今天的克什米尔问题和波黑就是殷鉴。

  中国统一稳定繁荣之路,仍然荆棘丛生。香港、澳门、台湾和内地的差别,仅存在在体制上,这种分治,既是历史形成的,也是当今两种制度下统一的代价。今后体制一致后,不难完全统一。50年的实践证明:大陆的政经体制是有缺陷的,不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彻底实行法治、推行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切实按现行行政区域、分别情况、扩大自主权,就难有凝聚力,实现国家和平统一。美国、德国或者印度实行的民主制度和联邦制,可以借鉴。

  改革是痛苦的,因而是会有阻力的,不仅每一个中国人,而且西方每一个有见识、有良知的人,都应该促进中国的变革进程。中国国民党不应背弃中山先生的理念,忘记“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遗训,应肩负起对中华民族的不可推诿的历史责任;也可在体制内,促进大陆变革,最后达成中国的完全统一与繁荣。民进党应该扩大视野,勇敢地跃出地域的樊篱,转型为中国民进党,这不仅是台湾之幸、中国之幸,也是民进党之幸。应该看到,台湾独立,是大陆任何一个政权所反对的;强行独立,只会给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中国人带来灾难。共产党也应该变革。政治改革不应该无限期地拖下去,也应该有个时间表。首先应尊法(宪法)守法,开放党禁报禁,改变过去任命地方官员黑箱操作的状况;只有实行民选和舆论监督,才可使领导者,摆脱一小撮思想守旧“左”倾老人的掌控,才能使施政符合实际;而且才能真正改变“牧民”心态,减轻腐败,改善本身在人民中的形象,以迎接今后必然要来的、多党竞争的挑战。

  中国是不可能不变的,只不过进程不会有我们要求的那样快。通过战争和内部起义,促成急剧变革的办法,是不可取的。今天中国人民的文化水平和民主观念还比较低,令人头痛的国有企业改革,进展还不大,这个时候改革过于急促,可能造成相反的结果。国际上凡是有眼光和对中国真正友好的人,既不应该感情用事地对中国采取“大棒”和“围堵”政策,也不要或明或暗地支持各种独立运动,企图分裂中国;因为这样的做法,伤害共产党的作用小,伤害中国人民的作用大,并危害周边国家,因此,采取与中国“接触”往来、促成两岸和平统一,不支持各种分离势力的政策,才是正确的。

  (作者是一名退休中国工程师,目前旅居新加坡)

原载《联合早报》

  作者:丰传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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