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旭:也谈“以德治国”

  “以德治国”是相对于“以法治国”而言的,自古即有二者间的争辩,近期媒体的沸沸扬扬,则主要来自于中国国家主席江澤民1 月10日的重要讲话。从制度视角来看,二者作为治国方略,都隶属于“制度治国”的范畴,只不过侧重点不同而已。“德”,道德规范也,属于非正式约束(Informal Constraints):“法”,法律规则也,属于正式约束(Formal Constraints)。因此,讨论“以德治国”、“以法治国”二者的相互关系,有必要从作为非正式约束的道德规范与作为正式约束的法律规则入手。

  第一,从历史演进的先后顺序看,“以德治国”在先,“以法治国”在后。

  首先,从产生的先后顺序看,道德规范先于法律规则,道德规范是法律规则的基础,而且在历史上(比如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法律规则也只是作为道德规范的补充存在的;其次,从制度的起源来看,人际间复杂的互动关系及由此衍生的交易费用是制度的产生根源,道德规范、法律规则自然也不例外。我们知道,人类社会总是由原始、简单走向现代、复杂的,最初由于人际间的互动关系相对简单,道德规范作为基础性的安排已足以达到降低交易费用、界定人们选择空间的目标,故那时基本不需要法律规则这一强制性的安排。而随着社会的演进、人际间互动关系的日益复杂化,自然会衍生出对法律规则的需求,另外,法律规则的作用范围、重要性也总是同社会及人际间互动关系的复杂程度相联系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地看,作为治国方略的工具选择,应是先有“以德治国”,后有“以法治国”,而且后者的作用会随着社会及人际间互动关系的复杂程度上升而逐渐上升。

  第二,从目前的社会现实来看,“以德治国”与“以法治国”具有共存性。

  目前之中国已非昔日之中国矣,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已初步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经济货币化程度空前高涨,可以断言:中国目前的社会复杂程度、人际间互动关系的复杂程度处于有史以来的最高时期。为使社会有序持续运行、降低交易费用、改善人们的对前景的预期,不仅需要道德规范,也需要法律规则。同样,在治国方略层面,既需“以德治国”,又需“以法治国”,二者是共存的。不能因为具有长期的“以德治国”传统,而摒弃“以法治国”,毕竟作为正式约束,法律规则具有道德规范所不具有的强制性、明晰性、违约成本高等优点;当然,也不能因为他国“以法治国”的高绩效,而置“以德治国”于不顾,因为即使在现在社会,正式约束也只占整个约束很少的一部分,人们生活的大部分空间仍由类似道德规范之类的非正式约束所界定。

  第三,“以法治国”要相容于“以德治国”。

  这主要是指“以法治国”的内容要相容于“以德治国”的内容,即“以法治国”的“法”要相容于“以德治国”的“德”。因为在制度意义上,正式约束只有与非正式约束相容,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在这个意义上,作为正式约束的“法”与作为非正式约束的“德”二者之关系自然也不例外。

  第四,提倡“以德治国”,有利于提高“以法治国”的绩效。

  相对于法律规则,道德规范作为长期自发博奕的产物、人际间互动关系的“润滑剂”,具有推广与接受的低成本特点,因而也具有更大范围的适用性。同时,在“法”、“德”二者相容的前提下,有意识地提倡“以德治国”,强化国民的道德意识,对于“法律的普及”、“法治的开展”具有不可忽视的“软化”作用,即所谓降低法律的“学习费用”、“软化”“以法治国”的“实施机制”,从而可降低“以法治国”的贯彻与实施成本,当然,从另一个侧面看,这也必然提高了“以法治国”的绩效。

  另外,在全球经济、社会、文化交互发展的今天,提倡“以德治国”也有形成现代道德促进社会有序、持续发展的含义。然而,不得不指出的是,在发展意义上,相对于法律规则,道德规范具有形成的长期性、演进的缓慢性及变异的困难性(即弹性小),基于此,从短期来看,“以德治国”的绩效也许不会那么显著;但从长期看,则完全不同,“以德治国”的功力绝不可小觑。其实,在制度意义上,提倡“以德治国”亦属意识形态的“人力资本投资”范畴。那么,中国政府之“以德治国”方略便应具有“长期投资”特征,从而全没“机会主义”的“投机”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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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陈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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