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淳亮:长江三角洲的发展及对港台影响

  长江三角洲包括江苏、上海、浙江三省市邻长江与杭州湾的15个城市,土地面积9 万9700平方公里,人口7447万人,1998年国内生产总值(GDP )为1 万2723亿元人民币,分别占中国大陆的1%、6.2%和16% ,区域内的人均GDP 已超过2000美元,为中国大陆平均的2.7 倍。按照中国大陆官学界的经济增长目标,到2005年,此一区域的GDP 将达到2 万5000亿元人民币(3250亿美元),略多于台湾2000年时的水平;人均GDP 达到4000美元。2015年GDP 将达到5 万亿元人民币(6500亿美元),超过台湾同期水平,人均GDP 将达到8000美元。在此过程中,7400万既有人口中的60% 将城市化,同时将新增外地常住人口2000万,使城市总人口增至6000万以上。在这15年中,并将建设三角洲地区的高速公路与高速铁路网,使三角洲主要城市之间的高速公路行车时间在四小时之内,从上海到各主要城市的行车时间将在三小时之内。

  这样一个被公开的区域经济发展目标,其可行性,或者预测的准确度,也许都未必精确。尤其在中美关系紧张的情况下,中国大陆的经济是否将会受到影响,也不免为人所怀疑。然而国际环境的因素姑且不论,从过去20年的经验来看,学者官员提出的长江三角洲的上述目标虽然有挑战性,但也可能提前达成。

  从好的角度来说,这意味着中国大陆将会有一块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区域,成为“模范区”,有益于进一步改革与发展。从坏的角度来说,区域间的差异极大,且短期内没有缩小的趋势,或将不利于稳定。

  此一强势的区域经济的兴起,必然给周边区域经济带来很大的压力。更且,这个压力乃是全方位的,既包括了产业部门与经济表现,例如GDP 与产业规模的大小,以及与此相关的聚集经济效应的大小,产业的多样性,更多的研究机构与技术资源,乃至于人力资源方面的技术人才的多寡良莠等;同时也包括了社区的生活环境,居住品质等人文环境的优劣之争,而这又加强了人才良莠的优劣之争,并可能升高为区域间的文化与认同之争,特别是对已经产生一定自我意识的香港与台湾,所可能带来的冲击,值得进一步关注。

  不易形成深化的分工

  就经济规模来说,以香港为核心的珠江三角洲人口虽亦多达4000万人,且人均GDP 与长江三角洲相差不大,但香港与珠江三角洲在货物与人力流动上的联系,远不如上海与长江三角洲各地的联系,因此香港与中国大陆不易形成更深化的产业分工。

  就台湾来说,虽然台商大举西进,但投资地域分散,未能形成可靠的台商聚居地;且由于两岸的对立状态尚未解决,两岸尚未正式直接通航,加上对中国大陆居民采取歧视性的签证措施,以及资本的管制,都使货物、人力与资本的流动更加困难,这也更使台湾成为规模更小的区域经济。

  反观长江三角洲,不仅在人口与土地规模上远大于港台,按照前文估计,显然其经济规模亦将在可预见的将来赶上港、台。此外,由于上海是中国的经济中心,因此它不只以长江三角洲为其经济腹地,且也是整个中国大陆的产业与人才高地;长江三角洲与大陆其他地方的分工,相对于香港与台湾之于大陆的国际分工,可能更为紧密。

  大陆的“诸侯经济”,在经济的快速发展与行政体制的改革下正逐渐式微,中国经济的一体化发展,使此种景象更为明显。由于前述的经济规模效应,因此长江三角洲的发展,就可能使区域外的其他经济圈,在竞争时处于不利的地位。

  更值得注意的,是长江三角洲不仅在规模上可能将凌驾港台之上,其居住环境、人文品质,更不容小觑。“住在苏、杭”早有盛名,而一百多年来的上海迷人风情,也让人充满想像。这样的“情调”本来就有利于吸引人才,加上长江三角洲各地的官员素质较佳,对于区域与都市计划都有所着墨,使社区环境的硬体亦有提高。

  教育程度最高

  此外在人力资本上,此一区域一向是中国教育程度最高的地方;上海市的高等教育固不待言,江苏省的大学毛入学率也已达到同年龄人口的15% ,提供了大量的高等教育后备军。当前中国国务院29个部委领导人中,有九个来自此一区域,比例是其他省分的三倍以上,这不只显示此地的人力素质,也说明此区域政治支持较强。再加上中国各地往长江三角洲集中的人才,都使此一地区成为全中国的人才高地,因而更有利于吸引企业进驻。

  相对来说,香港的语言文化与过度拥挤的环境,加上前述的人力流动障碍,对于吸引高阶人力居住则较为不利。至于台湾,虽然逐渐发展出精致的文化,且政治、社会氛围宽松,因此使台北市荣膺英文《亚洲周刊》的最佳城市;但台湾对外来人力管制严格,人才后备力量有限,且都市景观相对残破,人文素养尚待深化,加上未能建构起社会的发展愿景,因此不仅在吸纳人才时有其困难,同时在长江三角洲的兴起过程中,许多台商反而可能向大陆迁徙,“落地生根”。最近台湾热销的《移民上海》等书,即显示此种趋势之一斑。

  此一人文环境的挑战,结合上述经济规模的挑战,将逐步削弱港台两地经济与文化精英的本土认同,从而使“中港台”经济圈下的港台两地,有逐渐在经济与文化两方面,都落居扈从地位的危险。然而危机就是转机;长江三角洲兴起带来的区域间的良性竞争,对港台既有很大的压力,同时也可能促成两地生活环境的进一步提高,使港、台掌握机会的厂商发展为更大的跨国企业,乃至于使整个华人世界的文化更为多元丰富。何况香港与台湾所拥有的资本、技术与行销优势,都仍远优于长江三角洲,因此香港与台湾都仍有一些时间。

  至于新加坡虽然距离中国较远,因此不像香港与台湾面对直接且严峻的挑战,但就长期来看,长江三角洲的区域优势势将逐步波及日本与东南亚各国,新加坡也不能例外。因为跨国企业的大中华,乃至于东亚区域总部只有一个,一旦选择上海,就意味了台北、香港乃至于新加坡失去了一个机会。因此面对此种挑战的准备不容许从容,相反的,必须要有急迫感。

  为此,几种政策选择势将摆上当局的办公桌,例如在经济上,开放金融与产业领域以促成产业的合理分工,引进或促成本土或欧美区域总部落脚港台,提高人力素质使高科技产业能继续留驻,输入更多的中国大陆高等人力资源,提供更好的多语言教育环境等;在政治上,促成更宽松多元的政治社会环境,注意社区发展,满足高阶人力的参与需求;在都市与区域计划上,提供更好的硬体设施,并藉由行政人力素质的提升,维持较高的生活品质等。

  香港与台湾两地都有着一定的自我意识,不希望被中国大陆所同化,但与此同时,又必须面对上海,面对长江三角洲的竞争与合作。因此在维持自我与维持竞争力两者之间,必须取得协调;一方面藉由更为自由的环境以回应东亚各国之间贸易互相依赖的现实,另方面必须使经商与生活环境都更为舒适,才能在长期竞争中,立于不带之地。

  作者为台湾政治大学东亚所博士生

  作者:包淳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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