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洪波:“唯我爱国者”

  日本右翼不承认“南京大屠殺”,只承认有“南京事件”。按他们的说法,这事件就算只是“造成许多死伤”,似乎也不牢靠,因为“这一事件实情的资料中存在着一些疑点,对此有各种各样的见解,至今仍在继续争论中。”

  性质已定,不是“大屠殺”而是“事件”,争论自然只是死亡数字有多少。“爱国”的日本民族主义者虽然还没有争出结果,原则意见是有的,那就是“远没有中国人说的那么多”,而就是这样,还不能来怪日本军人,而要怪中国军民没有箪食壶浆迎“皇军”,以致兵发许久才打进南京,所以他们开发“王道乐土”时就不得不使用“王道”以外的手段。

  在中国,则有少数人认为三十万不是能够体现爱国情感的数字,这个数字应该有四十万至五十万,好像数字越大越能表现历史研究中的“爱国主义”似的。近来又有不少人愤愤然地说,几十万中国人就那么毫无反抗地被人集体屠殺,如同羊羔一般,简直是民族之耻。

  这些人好像比谁都爱国,而且只有他们才爱国,动不动问人“算不算中国人”,随时就把“汉奸”“卖国贼”的帽子甩到别人身上,但其逻辑与日本右翼倒没有二致。面对屠殺,日本右翼基于“国家与民族情感”不肯承认是屠殺,绝不承认大量杀害中国军民,而只是“造成了许多死伤”。中国的“唯我爱国者”则认为数字越大越“爱国”。死者如何,历史如何,不过是他们“抒发爱国感情”的工具而已。

  中国的“唯我爱国者”和日本右翼还共同完成着对死难者的鞭尸。日本右翼说中国军民抵抗了,他们就要杀人,完全是“逆我者亡”;中国的“赤诚爱国者”相信中国军民被杀不反抗,所以他们自己即使死了,还给整个民族增加了耻辱。尽管角度不同,两者都向死难者身上泼洒着污水。至于这两种人自己的表现,中国的“唯我爱国者”一面说“不抵抗而死是耻辱”,一面暂时还只能喊喊“逆我者亡”;日本右翼现在说着“遇抵抗就要屠殺”,而其前辈早就以剖腹自杀实现军国主义殉葬了,相信他们也是要免做“民族之耻”。

  有些人争执到底杀死了四百万还是六百万犹太人,德国作家海因里希。伯尔这样说,“书写历史,人们乐于压低数字,正如商人喜欢抬高一样”。又有人从以犹太人中出过多少杰出人士来论证犹太人本不该被屠殺,伯尔写道,“试图为他们(屠殺者)的论调提供反证,就是与他们同声相应”,“即便所有的犹太人都是罪犯”,暴行的性质也不能减轻其万一。“爱国数字”与“鞭尸”,按照伯尔的说法,“就像盗贼分赃一样分配历史上发生过的屠戮”。

  犹太人被大量屠殺,被赶进焚尸炉,没有谁指责他们没有反抗;而中国的某些人可以指责大屠殺受难者没有“反抗”,“像猪羊一样被人驱赶着死亡”,他们认为那30万人只有在反抗中死亡,才不是民族的耻辱。在他们看来,日本刽子手固然凶残,而中国那些平民和脱离战斗后被杀的军人也十分可耻。

  按照这种逻辑,沦陷区人民不仅要遭受亡国之痛,还要遭受没有沦陷区奋起反抗侵略者而死的道德谴责,他们能够活到日本投降,他们盼望民族解放的到来,而民族解放的到来之日,就应当是对他们进行道德清算的开始之时。按照这种逻辑,一切在暴政面前没有抵抗的人,一切活过了艰难时期没有当烈士的人,都应当夹起尾巴做人。

  这种逻辑才是真正的民族之耻。人们为什么需要自己的国家,不过是因为在自己的国度里,人们可以自由地歌唱,可以像人而不是畜牲一样地生活。沦陷了的人民要被拷问忠诚,被敌手所屠者要鞭尸问罪,那么民族国家又有何可爱之处?暴政和殖民统治下的人民,本是无辜而无助的羔羊,他们的受难,使人欲哭无泪,他们的苦难是民族苦难的体现。

  一切抵抗者都可歌可泣,但一切没有助纣为虐的人也都守卫了自己的良知。只有日本武士道精神和希特勒纳粹主义才会认为忍受了苦痛的人是民族之耻。所有够不上可歌可泣的行为都是犯罪行为,这种逻辑只有理智丧失加道学齐天的人说得出口。

  发表于:思想格式化

  作者:刘洪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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