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锋:人才,“留”还是“流”

  时下,” 人才” 可能是人们关注最多的话题之一。又因为中国似乎是一个人才特别匮乏的国家,因此,如何留住人才、防止人才流失就成了小到企业、院校大到政府、国家都非常关注的问题。

  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在” 留住人才” 这一问题上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那就是,我们忘记了真正要留的不是” 人” ,而是” 才”.由于这一根本性的错误,就会出现曹操留徐庶的现象:留住了人,但却不能发挥其才。于是,这样一来,人才实际上不是留住了,而是流失了。并且,和另一种流失(人才从甲地流失到乙地)相比,这种流失是彻底的、遁于无形的流失。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的中国人才匮乏并非真的具有才干的人的匮乏,而是使具有才干的人发挥其才干的环境、机制以及意识的匮乏。

  这里的关键之处在于,人才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一个人才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是真正的人才。首先,他必须在他熟悉的领域工作;其次,必须有能维持其基本生活的物质条件;第三,工作所需的必要设施能够保证;最后,他应能自由的尽量少受限制地开展工作,包括对其他财力和人力的使用权。所有这些条件都是最基本的,也就是说,具备了这些条件,一个人就能发挥其基本才干了。但是,要使一个人的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光有这些是不够的。因为每个人的个性都是不同的,正是这些个体之间的差异汇成了我们所说的创造力的源泉。因此,除了最基本的条件外,还必须有适合每个人不同个性的条件。当一个人生活和工作的环境与他本人的个性最好的契合起来时,他就能把最多的精力投入到工作中,而不必为个人与环境之间的摩擦等琐事伤神费脑。当前,我们在留住人才或吸引人才方面做得比较多的是提高他们的待遇,从住房条件、使用经费、奖励制度等方面予以支持,这当然是必要的。但我们还应更进一步在如何营造个性化空间上下些功夫。这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问题。事实上,不同个性的人对环境的要求是颇为不同的。大科学家爱因斯坦有段话非常值得回味,他说:” 当我孤独的生活在乡间时,我注意到单调的清静生活怎样激起了创造性的心理活动。即使在现代社会里,也还有某些职业,要求人孤独的生活,而不需要付出很大的体力或脑力劳动。我所想到的就是像看守灯塔或者灯塔船这类职业。难道不能让愿意思索科学问题,特别是带有数学或者哲学性质问题的青年人去从事这种职业吗?有这种抱负的青年,即使在他们一生最多产的时期,也很少有几个能有机会有一段不受干扰的专心致志于科学问题。一个青年人即使非常幸运的得了一种有一定期限的奖学金,他也总是被迫要尽快得出确定的结论。这种压力,对于从事纯粹科学的学生只能是有害的。事实上,青年科学家参加了一种使他足以糊口的实际职业,情况就要好得多;当然,先得假定这种职业能使他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进行他的科学工作。” (《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76,119 )我们通常以为,学术中心或人才集中的环境更容易出成果,但爱因斯坦却告诉我们,在孤独清静的环境下,更容易做出创造性的成就。他自己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他一生中最具创造性的成就” 狭义相对论” 就是在既无名师指导又远离学术中心的条件下做出的。无独有偶,另一位科学大师牛顿最有价值的成果之一——微积分的发明也是因为躲避瘟疫在穷乡僻壤里孤军奋战的结果。1993年,当英国数学家怀尔斯宣布证明了困惑人类智者长达350 年之久的世界难题” 费马大定理” 时,其他数学家都面面相觑,不知怀尔斯何许人也。他们不知道,怀尔斯为解决这一难题,将自己与世隔绝了7 年。中国亦有类似的例子,陈景润即是其一。不久前,天津师范大学一位退休老教授也是在类似爱因斯坦所说的环境下攻克了一道2500年悬而未决的数学题,引起世界轰动。由此可见,好的环境因人而异。不是每个人都喜欢热闹,当然,也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孤独。另一位著名数学家,控制论创始人维纳,其一生中的大部分贡献就是与他人合作的结果。面对这样不同的个性,不同的需求,一个单位或地方是不可能同时满足的。但不同的单位或地方就能提供不同的选择。这样,只要每个人有选择工作场所的自由,他就会最终找到符合其个性因而能最大限度的发挥其才能的环境和条件。也就是说,人才必须能够自由流动:既包括不同工作种类之间的流动,也包括同一工作种类不同工作单位之间的流动。一个人才从甲单位流动到乙单位,对甲单位而言似乎是人才流失了,但是从总体上考虑,这个人才却是真正留住了。

  事实上,人才自由流动几乎是世界各大学的通例。著名美籍华人、世界级数学大师陈省身40年代在欧洲留学时就发现:” 德国的情形是……它的中心不集中,哥廷根固然是一个数学中心,莱比锡、慕尼黑也是个中心,海德堡有很好的教授。所以全国也许有二、三个地方它的教授都是一流的,而且他们互相调来调去,海德堡的教授有出缺的话,它想法子到柏林、莱比锡去请那边最杰出的人继承这个位置,它是非常流动的组织。” 陈省身指出,正是这种自由流动性” 使得德国的科学在十九世纪末年,甚至二十世纪初年在全世界取得很高的地位。” (张洪光等编译,《陈省身文选——传记、通俗演讲及其它》,科学出版社,1989,51-52)中国的大学在解放前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也有人才自由流动的传统。谢泳统计过北大、清华、南开、北师大1949年前100 位教授的自由流动情况,发现,” 他们当中自由流动三次为一般规律,多的有流动四五次的,而流动的时间一般在三四年之间,最终落脚在一个自己比较理想的大学内。” (谢泳:《逝去的年代》,)那时,人员流动频繁,没人喊人才流失;现在,人员都固定在某个单位,人才流失却叫得震天响。50年代,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曾提出恢复自由流动的传统,他建议,在各机关编制中保留四分之一的定员,编在” 自由市场” 中,这些人是本机关各级领导认为不适当,或自认不相宜的,让各机关的自由市场相互自由流通。(朱正:《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109 )然而,即使是这种折衷了的自由流动论也还是没有人听。更可悲的是,近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在” 留” 还是” 流” 的问题上仍然没有清醒的认识,终于酿成人才大批流失的悲剧。

  当然,人才自由流动不仅仅是一个观念上的问题,具体操作起来必然触及到一些根本的人事制度改革,包括现行的户籍制度改革,而这些改革,在中国向来都是持久而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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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文学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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