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朔:重建均衡:中国政策新走向

  这几年,中国最流行的政治抒情歌曲无疑是《走进新时代》。我们正在走进一个新时代,新千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历20余年沧桑之变,在新的时空背景下也开始面临许多新问题、新头绪。中国社会的进步正在遭遇新的矛盾和约束,无论是发展资源方面的,利益分配方面的,制度规则方面的,还是意识形态方面的。为了突破约束,必须寻找新的动力。

  经过80年代的逐步探索,90年代的高歌猛进和治理整顿,中国经济正在一个大的调整期里寻求新发展。借用一些经济学家的判断,中国的改革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1978到1993年是“双赢阶段”,所有社会群体都从改革中得到了实惠,区别只在于实惠的多少不同;从1994年左右开始是“零和游戏阶段”,即一部分社会群体的获益和另一部分群体的受害,同时发生。其显著表现是失业问题的恶化和日益增加的分配不公。

  这样的划分也许太过绝对,因为很多现实的“果”和过去的“因”是连在一起的。但问题本身却不容回避:在“改革与发展”的背景下,不少社会不公正现象发生着,并已开始危害改革的民意基础。从愈演愈烈的官员腐败,到资本积累的不择手段;从官商勾结的“权力经济”,到国有资产的化公为私;从社会分配的悬殊,到部分百姓的生计维艰……问题带来相应的民怨,而民怨积累到一定地步,就会触发社会的动荡与危机。

  改革发展必须和社会公正原则相结合。这事关国家稳定之大局,亦关乎改革自身之走向。重建民众心理的均衡,重建经济发展的秩序,重建社会分配的公正,也就成为近年中国政策的新走向。

  哪里是腐败的前沿?

  中央反腐败的力度是越来越大了。地方反,军队也反。7 月,原解放军某部高级军官因贪污腐败已被中央纪委正式“两规”(规定时间、规定地点交待问题),其“贪污公款、受贿和渎职”涉及1250万美元。据说,这名高级军官涉嫌经济犯罪所涉的款项主要有:私自挪用某部下属公司违纪炒股;收受走私分子贿赂365万美元;用自己的司机在香港及海外为自己敛财。除此之外,这名高级军官还涉及多项银行贷款无法收回,成为呆坏账等问题。

  军队高级干部的腐败很少见诸报端。这件案的查处和曝光,应该视为军队反腐工作的一次突破。自1998年夏天中央决定军办企业和部队脱钩后,军方在地方的许多经营特权已被大大削弱,而其插手走私等等问题则开始浮出水面。

  地方的反腐败工作,近年的势头更为猛烈。如果说过去是“抓一个,教育一批”,多是“点的突破”,现在则是“一抓一批”,“一抓一片”,是“面的攻坚”。而且“一抓到底”,毫不手软。湛江走私案如是,厦门远华案如是。近期,深圳某市领导被拘留接受调查,已经是公开的秘密。有消息说,他的非法收入,将创下新的“官员腐败金额记录”。

  这么多大案出现在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以致有评论称“沿海是腐败的前沿” .改革前沿与走私前沿,开放前沿与腐败前沿,其间当然不能划等号,但至少说明,这些地方的经济繁荣和资本积累,远不是那么干净。

  在官员腐败方面,那些穷地方其实并不比特区落后多少。江西的胡长清是一例,湖北的孟庆平是一例,而成克杰带头的“广西现象”更说明,穷的地方也有贪官。以三峡工程为例,目前审计出来的违法挪用资金便超过10亿元人民币。专家指出,中央每年支持地方建设的低息贷款超过1000亿元人民币、支出扶贫款100多亿元,但分别产生效益或到穷人手里的,各自不到80%和60%。所以说,比较沿海和内地官员的腐败,很难说“谁是前沿”,“谁的腐败基础更好”,只能说“各有所长”罢了。当然,从具体的腐败形式看,可以作些比较。如“走私型腐败”无疑沿海占“地利”,而“买官卖官”的腐败,恐怕穷地方更厉害,因为那里其它的敛财机会比较少,“官位”是收益比最高的投资之一。

  如果说高层官员的腐败与敛财,对于平民百姓的伤害还并不那么直接的话,某些地方基层官员的行为,就更让人愤慨。基层政权关系着共产党的为政基础,基层官员是联系党和群众的最直接的纽带。然而,一些基层公共部门的服务质量可以说非常恶劣,愚弄百姓乃至鱼肉百姓的事层出不穷。光新闻媒体每天收到的投诉,想管都管不完。部分地方官员无心服务百姓,却热衷于和“大款”、“情妇”乃至地方恶势力混在一起,邪气压倒正气。

  最近披露的沈阳黑社会头子刘涌案,令人不能不震惊,这样一个与多起命案牵连、横霸一方、民怨如沸的私企老板,竟长期无人敢动能动,还当上沈阳市人大代表,和其所在地方的官员难道没有什么关系吗?前几年,广东某县境内修国道,县委常委们是在“包工头”主持下开会的,讨论的结果是“谁也别吃独食”,每人分5 公里干干,走“共同富裕”之路。不少有良知的干部感叹,现在,在一些地方的领导班子里,当清官要大大难于当贪官。你不想同流合污,硬要当“清流”的话,其他人会集体把你拖下水。更险恶的是,你要还不识相、“屡教不改”的话,他们甚至会买凶把你干掉。朱镕基在今年“两会”记者招待会上讲,我退休后,要是老百姓说这是个清官,不是个贪官,我就很满意了。总理是深知民情也深知官情的。

  腐败可以赎买吗?

  近期以来,中央在打击官员腐败问题上的鲜明态度和坚决措施,显示中央已经把腐败看成危害执政党基础的严峻问题来对待,决不会听之任之,更不会“不算旧账”。官员腐败的代价正越来越高。一时的“捞一把”,可能毁掉一生,遗恨全家。打击腐败,已成为当前缓解民怨、重建社会大众心理均衡状态的重要手段。

  对于反腐败,前几年曾经有些“新颖”的说法。一是,反腐败打击面太宽、牵涉太广的话,会影响整个干部队伍的精神状态,所以要适可而止。二是,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难免出现一定的腐败,硬要追本溯源的话,反而使这些资本外流,不如让腐败者用一定的经济代价“赎买”其“罪恶”,赎买以后不再追究了。有人还建议,可以定一个期限,以前的“既往不咎”,以后谁敢腐败,一定严惩。

  这些建议不能说都是恶意。但共产党的立场决定了它必须和腐败战斗到底,绝不可能坐视不管。北京一位经济学家说得很通俗:“共产党连‘三陪小姐’都不承认其合法性,可能容忍腐败的合法性吗?”

  江澤民总书记今年在中纪委会议上讲,“越是高级干部,越是名人,他们中发生的违纪违法事件越要严肃查处”,“不论是谁,不论职务多高,该受什么处分就给什么处分,该重判的坚决重判,决不手软。否则,腐败之风刹不住,也难以服众。”此语再次证明中国共产党对腐败者不依不饶的严正态度。“服众”就是让人民大众信服,人民大众能够允许腐败者“赎买自己”吗?

  至于说反腐败“影响整个干部队伍”和“引发资本外逃”,实属无稽之谈。且不说干部队伍中大多数是拥护反腐败、其自身也是经得起考验的,如果干部队伍真的因为反腐败就“军心动摇”的话,那只能说明我们更应该早点反腐败了,否则干部队伍岂不成了“腐败队伍”,“中国共产党”岂不成了“中国腐败党”了?谁会欢迎这样的党继续执政呢?说到“资本外逃”,就算共产党不严打腐败,那些腐败者敢在众目睽睽之下拿出积累的资本投资吗?也不敢。这种不用来投资的躲躲藏藏的资本,真想外流就让它外流去吧。

  近年来的许多反腐迹象已经表明,中国的反腐败将是一个长期的严肃过程,不是“走过场”,不是儿戏。只要共产党一天还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它就不会对腐败采取“赎买”政策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放任态度,而是“不容腐败藏身”,“新账旧账一起算”。成克杰一审判处死刑,对那些还抱有豁免幻想的腐败官员再次敲了重重的一记警钟。中国共产党的反腐决心亦再次昭告民众与世界。反腐败一时的触动会大一些,但长期收益无限:凝聚民气,利于稳定,建设清廉的政府运作体系,降低投资和公共服务的交易成本,保卫社会公正。

  近日,湖南省纪委、省监察厅推出一项规定:今年10月1 日以后,党政领导干部违规收受礼金、有价证券和贵重物品不按规定登记、上交的,一律以贪污论处。款额不满1000元的,给予教育批评,责令写出检讨,记入廉政档案。款额在1000元以上不满2000元的,一律给予党纪、政纪处分;款额在2000元以上(含2000元)的,一律先行免职,再给予党纪、政纪处分。这样的信号,相信不少地方也都会陆续出来。要真正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党、政府和群众之间应该是“鱼水关系”。而腐败之恶,不仅在于一部分官员“罪恶的原始积累”,更在于它破坏了“鱼水”间的均衡,使共产党在群众中的信任基础受到动摇。在中国重建社会均衡的过程中,过去的“畸形”和“失衡”一定要逐步校正过来。无论他们过去多么风光,高枕无忧,腐败者的命运注定将是悲惨的。除非侥幸逃脱,但终身心惊肉跳,或远走高飞销声匿迹,否则,“怎么吃进去的,怎么吐出来”。

  由于中央铁腕的反腐败政策,加上越来越严密的制度监管、政务日趋透明化以及官员本身支配经济资源权力的弱化,事实上,中国官员的腐败高潮已开始大大回落。一个清算腐败者的高潮期倒是正在来临。

  重建发展秩序

  与东部沿海一浪接一浪的打走私反腐败行动相比,西部则沉浸在大开发的喜悦和向中央要资金、要项目、要政策的紧张争夺里。西部与东部的差距是中国的一大隐忧,西部的资源又孕育着中国经济新的潜力。西部大开发,是中国重建地区发展均衡、缩小东西部差距的一大决策。不管实际的进程将来是否如愿,但西部至少赢得了一次巨大的发展机会,并且赢得了相应的政策资源。

  与西部的“开发”主题比,今年沿海地区的思考主题似乎是“双思”,“致富思源,富而思进”。“双思”是大框架,“富而思过”其实也在其中。“思过”,就是反思问题。而不少问题,很大程度上和80、90年代的发展思路是有关系的。

  由于深受前一个时代的“斗争哲学”之苦,“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的“发展哲学”理所当然成为80、90年代中国的选择。改革与发展是我们时代最闪亮的名词。为了发展,中央不断向地方放权,地方的发展积极性、经济实力和向中央的“说话权”与日俱增。从大方向来说,这种利益主体多元化的趋势无疑是对的,但在制度建设没有相应跟上的前提下,不少地方的发展很可能演变成一种无论经济和社会代价都很高昂的“畸形的发展”。这种发展观的实质就是:经济目标(产值目标)永远排第一,为了经济发展不惜一切代价。这种发展观和地方官员追求任期政绩的强烈冲动相结合,造成中国经济中发展和秩序的不对称、不均衡。发展超前,秩序滞后:“发展”成了一种更受欢迎、官员更爱听、比“秩序”二字优越得多的“话语权利”。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不难看到一些地方“繁荣娼盛”的“发展”,走私经济肆无忌惮的“发展”,假冒伪劣横行却有地方保护的“发展”,坑蒙拐骗丝毫不讲信用的“发展”,逃避银行债务招数叠出的“发展”,名目翻新的“圈钱游戏”的“发展”,严重牺牲环境资源的“发展”,为求政绩硬堆出来的“长官项目”和“吹牛经济”的“发展”,大量挤占耕地、非法出让土地的“发展”,挪用政府专项资金炒股盖办公楼的“发展”,各个部门争相设法收费敛财的“发展”,透支国家信用的所谓“窗口公司”的“发展”……这些“成果”,不但不是人民心目中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恰恰在阻碍真正的社会发展。以为播下的是“龙种”,实际收获的是“跳蚤”。

  广东、福建在发展中的问题这两年已陆续暴露。就是江苏,大名鼎鼎的“苏南模式”现在也备受质疑。以“干部经济”、“政绩经济”和“对地方第一把手的个人崇拜”为重要特点的“苏南模式”,几年前已经困难重重。由于政府管得太多、花得太多、汲取太多、借债太多、官员太多,从而造成普通百姓家底不实,相对贫困。很多乡镇所办企业都亏损累累,资不抵债。一位学者指出,苏南一些企业的领导做人、做事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一边讨好上面、一边收获个人利益上。搞企业是为了捞政绩、谋位子。为了争取“发展”,拍脑袋上项目,搞假合资假引资,夸大产值,乱吹牛皮,都成为当地的“时髦”。至于不顾地方财力、大兴土木、互相攀比、大作表面文章的城市建设,更给各地留下许多难卸的包袱。

  所有这些不义之富或短期行为造成的“发展繁荣”不可能持久(想想许多地方积压的房地产和废墟般的开发区吧),相反会成为后续发展的障碍,甚至经济社会危机的潜在诱因(想想各地那些高息揽存行为的后果吧,在广东恩平,老百姓竟抬着棺材找政府要钱)。90年代中期以来,调整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重建宏观上的调控体系,成为中央政策的一个显著走向。从分税制的推行,到加强金融、工商、海关的垂直管理,都是明证。中央要求更多的“话事权”,表明其对过去那种“(计划经济)笼子已破,(各地诸侯)群鸟乱飞”的发展态势不再满意,开始调整。事实上,各地“乱飞”的很多苦果还是要中央背起来,中央给地方“擦屁股”,救急。当中央财力严重不足时,也不可能为那么多地方伸过来的屁股擦来擦去。

  除了在经济政策上调整中央政府和地方的关系,作为执政党,干部的调整也是一种对地方施加影响的有力手段。在近年的中国政坛上,一些地方“封疆大吏”的更换和接踵而至的反腐地震,是颇有对应关系的。

  从向地方倾斜到重建中央政府权威,在中央和地方间的这一新均衡建立之后,中央才有可能再向某些地方倾斜,如西部,从而解决地方和地方间的发展不均衡问题。

  中国近年重建经济和社会均衡的举措是多方面的。如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均衡(清理污染,退耕还林,水土保持),对外开放和搞好国企之间的均衡(有学者指出,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在1995年就超过45%,外资成为中国投资和扩大再生产能力增加的重要来源,政策上也不得不在外需拉动增长的压力下不断让步。但同时,中央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努力一直在持续,近期起色明显)。而在对政府行为的约束方面,寻求人大这一“中国式的议会”和政府间的均衡,则是一个显著的新突破(注:本刊7 月号对此有详细报道)。以广东省为例,人大近日已经通过了《广东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规定》,将于今年10月1 日起实施。该规定界定了11类应当提请人大常委会审议并由它作出相应决议、决定的重大事项,以及17类应当向人大常委会报告,常委会可以提出意见、建议的重大事项。其出台背景正是要“监督政府行为”,不能听任公用事业收费政府说涨就涨,社会保险金、住房公积金处理的“灰箱操作”,和社会重要事项决策由于缺乏民主、科学程序和必要监督屡屡造成重大失误和损失。人大倘若能够真正发挥作用,对节制政府官员的“全能主义倾向”,促使高效清廉的“有限政府”的产生,无疑会有重要作用。

  国际关系中的均衡观

  在美国超强、多极并存的国际环境中,经历了近年来和美国忽而伙伴相称、忽而怒目而视的恩恩怨怨,中国对美国的认识,恐怕不会再走那么多极端和弯路。近期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深度交往,以及双方在反对美国国家导弹防御体系计划等方面的诸多共识,显现出中国在国际关系舞台上,试图拥有更多和美国周旋的筹码,实现中美之间的更多均衡。

  这是一种基于现实的理性的政策选择,既不反美,亦不崇美,而是认真准备好自己手里的牌。中国的对美政策,多了清醒,少了幻想。

  正像南京大学的中美问题专家时殷弘描述的,许多美国人心目中的未来世界图景极其偏狭,就是欠发达世界将以其毁灭性武器扩散、大规模内乱、人口爆炸、难民和移民巨潮、赤贫、瘟疫、生态污染和崩溃等等,去威胁甚或毁坏西方的安全、繁荣、种族、文化凝聚以及道德自信和良心安宁。从历史上看,美国缺乏真正容纳非西方强国的经历,对数百年的西方支配性优势习以为常。加上冷战胜利引起的陶醉,其“权力的傲慢”更是变本加厉。与此同时,冷战的终结,使“中国抗衡苏联霸权的价值下降,接着消失了”,中国“由地缘政治中的伙伴变成了意识形态上的敌人”。“北京政治风波”后,美国主流传媒鼓吹的是“中国垮台论”,认为共产党很快就要垮台。到中国不但不垮、发展还挺快后,“中国威胁论”又甚嚣尘上。

  美国和中国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巨大分野,使得任何对中美关系的过分乐观都是奢望。但是,不乐观并不等于不去争取一个更好的结果,更不等于放弃努力。时殷弘指出,由于美国是当今及今后长时期内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因而争取同美国有较好的关系是中国必然做出的选择。要尽可能创造条件,争取美国公众及其民选代表对华认识和态度的逐渐改善。“中国对中美关系要有耐心,沉得住气,至少在可预见的时期内尽可能不同美国对抗,更不去当头,不去全面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要敢于并善于作出必要的妥协。力戒在受困心理或富强感的刺激下,形成狭隘和偏激的极端民族主义潮流,那会非常消极地影响中国的眼前和长远利益。但另一方面,中国完全应当在根本问题上坚持原则,捍卫自己的核心利益,并做好为此抗争的充分精神准备。一个在自身核心利益问题上懦弱的中国不可能得到美国的尊重,反而会使之得寸进尺。”

  认识的深化,促成政策的调整。可以预言,中俄关系的密切,会帮助双方都找到更多与美国对话的“资本”,以及更大的对美政策的弹性。美国对中、俄的强势在一定程度上将会被削弱。

  “重建均衡”背后的辩证法

  中国当前政策中重建均衡的新走向,不是对过去发展的否定,而是为了更好的发展,符合可持续原则和社会公正原则、人民更加拥护的新发展。富而思进,共同富裕,更好进步,这是根本目的。

  重建均衡,不是走向“平均主义”和“大锅饭”,而是一个在动态发展中实现的过程。解决地区发展不平衡,不是要拉住东部的发展步伐,而是要通过西部更快地开发。在此过程中,东部还可以扮演重要角色。

  从长远角度看,重建均衡,要逐渐从政策范畴走向制度范畴。从湛江到厦门的走私腐败大案,如果不是最高当局断然派员介入,靠下面地方查、省里查、自己查,要解决问题根本是不可能的。这恰恰说明,现有的监督环境和司法制度极不健全。光靠政策去解决问题,能收一时之效,难收长远和根本之效。

  真正持久的社会均衡,还必须建立在社会生产力发达、崇尚法治、人民享有充分的民主自由权利、政府以民为本等基础之上。要牢固建立这些基础,我们需要优化经济的发展,更需要深化政经的改革。均衡的重建,肯定要打破许多既有的利益格局和习惯的制度格局,因此是需要足够勇气的。□

  后记:

  身在美国而心在中国,想中国,看中國,就有了这样一篇表面和美国无关的文字。其实,也不是全无联系。我跟一位在美国人的公司干了21年的台湾移民聊天,他说,美国之富,不在大都会之富,而在于乡村和农场也很富有。美国之发达,在于连很多小镇都有很高的工业水平,不少跨国公司的总部都在小镇上。“二战”美国能成为世界的“兵工厂”,就因为那些小镇的工厂里都可以生产出源源不断的武器。在美国旅游,从东到西,深感其各地的经济水平和社会环境基本在同一水平线上,各地之间更多是特色上的差异,而非发展水平上的差距。美国当然有贫富分化,但人与人的发展机会基本是平等的。而且这里的所谓“穷人”大多数有车(40%的穷人家庭还有两部车),有房(大部分是独立式的),有社会保障,所以贫富矛盾远不像我们想的那么尖锐。美国弱势群体如残疾人的社会福利待遇很完善,公共汽车的车门都可以升降,以供残疾人的车子进入。总的感觉,这是一个“匀态分布”的均衡社会。微软太突出了,政府还要把它分解掉。至于美国其它方面的均衡,如政党政治的均衡,政府权力的均衡,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均衡,政府力量与社会力量(如传媒,大学,社团)的均衡,世俗社会与宗教力量的均衡,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均衡,也各有道理和作用。方方面面的均衡结合在一起,使整个国家总体上很稳定,稳中求进。比较起来,我一直不可理解的是,为什么美国在国际问题上却很缺乏均衡感,有时那么无知又霸道。

  对中国来说,发展无疑仍是我们时代的主题。但均衡,正在引起从上到下越来越多的重视。追求均衡的发展,发展的均衡,我们将来也许会少点弯路和社会冲突。中央强调要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其实也是在强调均衡,这是极富远见和深意的。

原载:《南风窗》

  作者:秦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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