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硕鸣:中国十年内将不再需要香港?

  ■“中国十年内将不再需要香港”?

  ■国际化还是本土化?

  香港经济低迷与西方社会的偏见,使代表西方资本立场的《财富》杂志,在九七回归前,就以悲观的论调预言“香港已死”。其后香港金融风暴的创伤未平,如今又面对网络科技热潮的衰落。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临近,以及中国沿海地区主要城市的快速崛起,使香港长久以来的中介及窗口功能减弱,令香港面临全方位功能转换。甚至有媒体预言“大陆十年内将不再需要香港”。

  去年国际货币基金会指出,上海极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取代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而5 月初于香港举办的《财富》论坛,与3 年前上海论坛期间巨商云集相比,可谓大不如前。

  4 月底,原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务司长陈方安生在辞职讲话中,批评香港已由一个国际化的都市,转变成为内地的一个普通城市,更是将香港的国际化与本土化之争明朗化,并成为香港传媒的一个热点。

  上海香港双城记:对手还是伙伴?

  ■上海将成亚洲第一城市?

  ■上海“科技实力”已追上香港

  ■人均产值年增加率:上海是香港的3 倍

  在这种本土化与国际化之争中,港人总是有意无意地把上海、广州作为潜在的竞争对手,比较各自的优势,寻找相互间的差距。最近的一项调查着实让港人紧张了一下。

  这项名为“香港及上海城市竞争力比较”的研究,是由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与香港中文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合作进行的。研究在2000年12月至2001年1 月期间,就两地32项国际城市竞争力指标进行评分,共收回193 个包括两地跨国企业高层、资深行政管理人员的评分问卷。结果显示,香港在经济持续发展条件、引入投资环境及形象三个基本层面均明显领先上海,以5 分为满分,香港整体平均分为3.75,上海为2.96,香港在信息技术发展前景方面也较上海优越,但上海在“本地科研成果市场化程度”一项,明显较香港高。

  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与发展委员会主席段樵指出,上海仅对外开放20年,有些社会或经济数据上的表现值得赞赏或深思:如上海的购买力平价调整后的人均产值已达香港的6 成,而过去10年上海的人均产值(未经购买力平价调整)年增加率平均是香港的3 倍。

  香港媒体认为,这是一项十分有趣而又值得重视的调研结果。香港在对外营商竞争力整体上虽优于上海,但上海正急起直追,大有后来居上、与香港争一日之长短之势。面对上海的崛起,香港绝不可掉以轻心。针对此项调查,政务司长曾荫权指出,内地省市在法制精神、言论自由、公务员制度及廉洁等多方面,均无法与香港相比,他并相信,即使是上海,至少需要一到两代,才可以威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与这个民间调查相对应的是香港贸易发展局最新的研究报告:“以港沪两地过去十年各自的平均增长速度发展,上海需要15年才能赶上香港的生产总值,20年才能赶上香港的人均收入”。但刚刚访问上海归来的香港商会负责人却说:“上海发展得真快,全国顶尖人才似乎都集中在那儿,香港随时会被上海迎头赶上。”尽管上海市长徐匡迪在日前表示,“上海不会取代香港”,但上海已可与香港争夺兴建迪士尼乐园;而且美籍台商汉鼎在港投资“硅港”流产,20亿美金的项目随即转而投向上海;加上亚太经合会议在上海召开等国际因素,香港人已经感受到来自上海的压力。量子基金创办人Jim Rogers最近接受媒体访问时也指出,“上海走上轨道后,中国将不再需要香港”。他又说,未来十年亚洲将出现两个伟大的城市,上海将成为亚洲第一城市,紧随其后的会是新加坡,而区内其它城市包括香港,都只会成为区内二流城市。

  香港曾经是很多大陆人的向往之地,几年前有人不惜出资80万人民币去买一张赴港单程证,时至今日,香港魅力已经不再,这类“投资移民”的故事已成为历史。今天,到上海投资30万人民币买一套住房,可以得到一张蓝印户口,获得居留权。上海正以华尔街曼哈顿为蓝本,把传统工业往郊外或外省迁移,工厂职工也跟着往郊区移动,营造一个安宁舒适的中心城市,这不仅吸引了投资,也吸引了人才。

  新上任的特区财政司司长梁锦松认为,香港与上海等内地城市的竞争,是一种你追我赶、共同进步、最终达至双赢局面的良性竞争,而不是“有你无我”、务必把对手踩下去的恶性竞争。中国需要更多的像上海、香港、广州这样的大城市,越多越好。因此,香港面对竞争,同时面对的也是机遇与发展。

  香港精神的流失:最大的危机?

  ■懈怠、不安、迷茫是新的香港病?

  ■李嘉诚大声疾呼:香港需要自省

  ■没有珠三角腹地,香港只会成为一个孤岛

  七八十年代,香港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内地居民对香港人的普遍印象是刻苦耐劳,踏实拼搏,对香港人的快速生活节奏,都认为吃不消。但现在上海、深圳市民都有为取得自身成功而奋斗的强烈愿望,反而坐享20年经济繁荣的香港,不论是官方还是民间,普遍存在的却是固步自封、怯于面对逆境、好逸恶劳的情绪。

  金融风暴以后,香港人正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竞争压力,数十年来,香港的经济成就得益于中国大陆提供的两次机会,一是中国的闭关自守,无意中减少了香港迈向国际的强大竞争对手,使得香港经济得以高速发展;二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广阔市场以及对外联络的殷切需求,令香港的中介角色得以充分肯定,给香港提供了第二次机会。如今,一直处于高增长的香港,第一次有一种危机感。香港富商李嘉诚在香港总商会140 周年庆祝晚会上发言指出,“香港几十年来都享有增长,主要基于我们代代人的努力及坚定不移的信心,西方经济蓬勃及中国持续增长亦为我们增添动力,每次经历危机或金融风暴,我们所得的最大裨益是信心的建造。”李嘉诚继续说,“但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压力下,经济架构及社会状况出现实质改变,知识经济令有些人的环境比其他大部分人优胜,很多人感到自己的生活、投资及职位越来越不受保障,贫富悬殊、社会分化、工作及生活质素转变等问题亦令他们感到不安,在这种大转变中,若要定出正确的航向,需要在政治、社会、经济及环境等方面有创新,很多时候,也许要重新评估我们固有的观念。”

  一些靠奋斗有所成就的香港人深有体会。6 年多前,20岁出头的阿晖,由浙江来到香港与母亲团聚,这位连中学都没念完而过早踏入人生的农村姑娘,初到香港什幺都不会,靠朋友帮助学会中文打字,后成为一家报馆培训部的经理。回忆走过的历程,阿晖说,“在有些残酷的竞争背后,隐藏极为丰富的内涵,重塑了我的人生,更催化了一生的目标,刺激我自觉不自觉地去为之奋斗。”但阿晖认为,回归后,不少新移民香港的内地人,似乎认为到香港就可以拾金,最低限度可申请向政府要综援,有些人高不成低不就,到香港不是先找工作,而是先向政府伸手,香港精神没有了。

  其实,英国殖民地统治,使香港较早地接受了纯市场经济的体制,也使得香港人较早地体验了竞争、压迫的残酷,而香港又不可能享受西方资本主义那种健全的社会福利,香港人已形成了一种信念,“只有当人们愿意出力赚钱时,才有可能获得生活保障和安全感。”

  毫无疑问,香港的营商环境是与中国因素息息相关的,有人形容这届财富论坛,主题尽管是亚洲未来,但外商真正看上的,仍是西部大开发、中国加入世贸与珠江三角洲的发展。本港媒介为此质询当局,在面对这些机遇时,曾经做过些什幺呢?并批评前政务司长陈方安生在主持粤港高层联席会议时,采取的不是合作而是抗拒的态度。广东省长卢瑞华已一再呼应粤港可发挥“前店后厂”式的合作发展,但广东与香港合作至今仍无实质进展。

  研究人员认为香港与上海地处华南、华东的门户,各服务两大江河流域,作为对外交往的主要门户,两地未来的最根本发展之道,除了强化本身的持续成长条件外,其实是如何去巩固与发展城市邻接地区的经济关系,扩大其经济疆域。对香港来说,就是如何更好地利用珠江三角洲地区,以求互利互惠,推动区内长远的经济发展。没有了珠三角这样的“腹地”,香港只会成为一个孤岛。

  爆发人才危机:竞争力在减弱

  ■四大发钞银行移师港外

  ■8 万人才离港北上,香港留不住内地英才

  ■7 家大学培养人才不敷本港需要

  不久前,汇丰银行把中国地区的总部从香港迁往上海浦东,又宣布把部分后勤支持及信息科技工作迁移到广州,以节省成本,提升银行竞争力。汇丰高级经理陈秀琼表示,把部分程序搬到内地,主要是由于香港缺乏科技人才。东亚银行紧随汇丰之后,把部分信息科技部门调整到深圳,并正考虑把后勤部门迁往该地。恒生银行也开始作转移的可能性研究。渣打银行集团行政总裁表示,会不断把环球业务的后勤工作逐步迁至在印度及吉隆坡的两个后勤中心,已在运作中的深圳后勤中心也在考虑中。早在汇丰之前,国泰航空公司已经把会计部门的部分业务移到广州;而最近,服务业北移又有扩大到保险领域的趋势。宏利国际申请牌照在北京及青岛经营寿险业务。电讯盈科日前也正式宣布,考虑将电话查询中心北移广州。

  在四家银行与各行业移师港外的背后,透出的是本港人才的流失与香港教育的问题。在最近规格颇高的香港工商界人士西部行中,政务司司长曾荫权在西安交大发表了题为《21世纪的人才培训》的演讲。演讲中提到香港的人才问题:西安一个城市有50多家大学;香港有7 家大学,人才很少。而且还存在严重的人才流失现象,很多人毕业后去美国或者欧洲工作。香港青年协会最近随机抽样访问了1000多名年龄在18至39岁的青年,了解他们对北上发展的意见,同时向40名专家、学者、专业人士及有内地工作经验的青年进行深入访问,结果发现,近8 成人同意中国入世后,北上发展是必然趋势。研究也引述统计处的资料,指出越来越多年龄在15至39岁的青年往内地工作,人数由1988年的3400人急升至1998年近8 万人。

  香港理工大学中国商业中心研究员朱文晖认为,香港面对的问题是:中国核心城市崛起,亚洲城市边缘化,一些商业功能开始向上海等城市转移,香港面对现实的挑战,但有些人还认识不到危机,既不懂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又不懂中国崛起的前景,而是一味地责怪,与10年前完全逆转。另外,香港整个社会结构不适应知识经济,大多数人实际做的是低层次服务。朱说,香港一方面对引进大陆的专才有抗拒,另一方面本地大学的入学率不到20% ,而新加坡和台湾都已达到70% ;香港一方面要发展为高素质的国际都市,但另一方面大量低素质的新移民流入,社会整体素质受到冲击。

  朱文晖建议,香港也需要改革和开放,在引进人才时,对低层次的人有影响是必然的,不可能只有增长而没有调整,调整的方法就是利用市场机制作整合,一方面培训,另一方面就是迁移,到内地服务。朱文晖强调,政府可以吸引海外一些优秀大学如华盛顿大学、纽约大学等,来港建分校,请印度优秀软件学校来港办学等,以此来解决香港大学教育不足的问题。

  香港发展的拖后者:如何解决1/6 穷人的就业问题

  ■大企业不让港人吃饭?

  ■贫穷令香港社会严重分化

  香港繁荣的背后一直存在着贫穷问题,近年变得更为严重。按国际贫困线标准,约1/6 的香港人是穷人。不久前,香港一户内地新移民家庭,因户主不堪失业而跳楼自杀,从而揭发出富裕社会背后惨不忍睹的家庭生活。汇丰银行首席经济师梁兆基在“告别贫穷”的论坛上指出,现时香港的失业人口分为三类:没有竞争力的长者;可透过再培训重投社会的劳力;以及占最多的一类,即没有能力提升知识和技能的劳工。他认为,将没法提升技能的剩余劳工输出内地,可以解决香港失业问题;而港府则可担当协调角色,并可考虑为他们提供福利及保障。

  代表工商界的自由党代表林文杰认为,解决香港贫穷问题,应吸纳内地投资者及专业人士来港发展,带动香港经济发展。而民主派的代表却反对政府无上限输入内地专才,认为这会“抢”了香港人的饭碗,更有人上街游行,他们既反对无上限输入内地人才,也反对大企业将后勤服务北移。游行队伍到中环汇丰银行总部抗议,并把汇丰银行大门口屹立的大石狮子团团围住,用白布封住狮子张开的大口,意为大企业不让人吃饭。抗议者还提出立法设立最低工资,以保障劳工阶层的利益。

  “飞龙”冲天:重塑香港未来

  ■港府合力推销新香港

  ■900 万元打造香港未来新标志

  回归后的香港一直在为自己的定位发愁,大陆沿海城市的崛起,使未来的发展方向成为香港的隐忧。香港台湾工商协会董事陈自创说:“‘十年后中国不需要香港’的结论下得过早,但香港能否仍受大陆青睐,在于香港本身的发展及确定切合实际的目标。香港要搞数码港发展高科技,甚至还要建中药港,这只是潮流,大陆所有城市都有这个提议,既无新意也没有把握香港特有的优势。”陈认为,香港人精于营生,政府在制定整体经济政策时,既要考虑前瞻性也不能忘记整体性和连续性。以此作考量,香港应该也可以成为国际商业服务中心。中心实行的是精英管理,管理者和被管者都应该是精英,香港的第三次飞跃应该解读为香港人才结构的大调整,高素质的服务需要高质量的人才,人才置换看上去是痛苦的,却又是香港长远发展必要的。

  港府耗资900 万元,设计出首个代表香港的“飞龙”标志,并借助《财富》全球论坛之机,由行政长官董建华、政务司长曾荫权及财政司长梁锦松为火红色的飞龙作全球性揭幕,力销香港是活力、创新的“亚洲国际都会”,“有一个新的形象,来代表香港的精神。”

  日前,上海市市长徐匡迪更表示,香港作为上海最大的贸易伙伴,彼此可以在新兴产业、西部开发和科技创业投资三大领域中合作。而截至去年底,香港对上海的投资达138.74亿美元,居上海利用外资的首位。两地相互携手,可以达到双赢的局面。

  陈方安生发表的任内最后一篇演说时强调,要“使大家建立一种心态,就是香港决不甘于作为内地众多城市之一,而矢志发展成一流的国际大都会”。保持和捍卫香港的优势成为每个香港人的心愿,香港的飞龙正在新的国际经济发展的版图中,逆风腾飞。

摘自凤凰周刊2001年21期(总第41期)

  作者:纪硕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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