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海权 董福荣:中国须开拓“第三条发展之路”

  近年,经济全球化正成为世界上非常热门的话题,遗憾的是,关于经济全球化的概念,至今人们对它的认识尚未取得共识。尽管如此,大部分有识之士都有了这样一种认识:“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它不但影响到经济领域,而且还会对政治、军事、社会、生活、文化等领域产生重要影响”。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世界上也存在着“反全球化主义”的思潮。实际上,一大部分有识之士都普遍认为,经济全球化不但给人类带来正面影响,而且也带来了“贫富差距扩大”、“传统文化的衰退”等等一系列负面作用。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相互依存的大背景下,中国的一举一动不但会影响到自国经济的成长,还会波及到世界经济的发展。为了迎接经济全球化的挑战,中国必须以深刻的问题认识和原因分析为基础,构筑发展蓝图和采取有效的战略。我们认为,特别是面对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和外来文化的“入侵”,中国有必要战略性地探索一条具有差别性特征的“第三条发展之路”。因为这是中国增强国际竞争力的有效手段,也是21世纪中国走向富强的必由之路。我们之所以主张“第三条发展之路”是基于如下问题认识。

  全球化势必加强各地区文化的联系,但是不可能消除各地区文化的民族特色。中国要建设有特色的新文化,必须吸收西方近代文化的成就。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自古至今,中国吸收外来文化的历史都有这样的特征:格外强调“融会贯通”。之所以这样说,因为中国拥有悠久的文化底蕴,在学习外来文化时,中国的知识精英特别强调不同历史文化所存在的相同的“有效性”,将外来文化的精髓融化为中华民族的有机组成部分。

  克隆发达国家概念的危险

  然而,在全球化,信息技术(IT)等一系列前所未有的环境变化之下,这种优良传统在中国已经出现了危机。中国国内一些喜欢“超赶潮流”的人,为了不被时代“淘汰”,都喜欢以“拿来主义”的态度把西方的概念克隆到中国来并进行大规模的宣教。例如:说完了“持续发展”,又搞个“知识经济”,再来个“虚拟经济”、“网络经济”、“新经济”。结果弄得一些似懂非懂的人竟然认为:企业开展科技创新就是搞新经济,到外国办工厂也是搞新经济。

  不管是“知识经济”,还是“新经济”,我们都不能把它们看作是一种流行。当然,盲目地追随和克隆发达国家的概念也都是非常危险的。特别是,在利用网络方面也现出了中国大陆学术界,企业界的幼稚性。不久前,日本IT研究领域的权威庆应大学村井教授在一次对谈里就尖锐地指出了中国的弊端:“中国一些技术者把当前的互联网称为C TO C .他们的内心却是COPY TO CHINA ,把美国成功的东西都搬到中国去,以此成为暴发户。但是,这种作法根本不是IT时代的战略,以全球战略来策划如何利用互联网来作什麽样的生意才是网络时代的关键”。

  村井教授的评论引人深思。缺乏个性和战略性是大部分中国企业的弊端。中国的发展与发达国家不同,盲目地克隆美国的概念,显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这绝对不叫创新,甚至还会误导中国经济的发展。别的国家有用的东西,对中国不一定合适。

  当然,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采用模仿战术确实是有效的。之所以这样说,这是因为落后国家由于模仿的空间很大,所以在没有好的制度的条件下,通过对发达国家技术和管理模式的模仿,取得发达国家必须在一定制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但是,一般来说,落后国家往往用技术模仿取代制度模仿,虽然在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展,但是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导致后发劣势。

  “拿来主义”和“送来主义”

  再加上,面对经济全球化时代环境的不确定性变化,仅仅采用模仿战术简直是不合时势。这是因为今后中国企业要面临的竞争对手是一流的跨国企业。当然,也不是叫中国不要学美国,恰恰相反,我们应该对美国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进行系统研究,从中得到启示。以此减少我们在发展中承受的冲击,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捷径。

  例如:为了支持创新型企业家的出现和健康成长,中国应该根据美国硅谷的成功模式,争取早日建设一个对“对私有企业不歧视”,“机会平等”,“容许失败”的宽容性环境,把美国的精髓拿来中国以此提高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可以肯定地说,这才是中国学习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目的。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拿来主义”和“送来主义”是相辅相承的的关系。在经济全球化,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时代,为了确保中国的国家战略地位,必须在“竞争和协调”的条件下,形成和发展中国的价值观(技术,文化等)推广到世界各地。但是,要实现这一点谈何容易。根据“人才为本”的精神,通过教育改革,培养具有创新意识的人才是刻不容缓的事情。

  总之,为了迎接21世纪变幻莫测的挑战,开拓具有差别化性质的“第三条发展之路”才是未来中国发展的方向。也就是说,中国的当务之急是,第一,必须认清中国与发达国家的距离,彻底研究外国公司的成功战略和产业政策;第二,打出中国的特色,尽量避免直接与外国跨国公司的竞争(有必要时还要跟他们搞战略同盟);第三,还要通过教育改革等一系列的内部体制改革,战略性地提高中国的国际竞争力。

  作者分别是:日本中央大学博士生,江西财经大学副教授

  作者:陈海权 董福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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