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次山:蒙古在21世纪中何去何从?

  提到蒙古,一般人脑中浮现的往往是中国的内蒙古自治区。

  其实,在北纬46度以北,俗称外蒙古的“蒙古国”,才是国际社会中的蒙古。

  这个国家有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其面积大于全球半数以上的国家,论面积,蒙古应列“大国”之林。

  可是,蒙古国的人口只有两百四十多万人,比新加坡人口还少了近40万人,再加上经济落后,外汇存底还不到两亿美元,从人口、从国力而言,蒙古国又是个地道的“小国”。

  在人类已迈向21世纪的科技时代,这个仍以游牧、农业为主轴的蒙古国的现况到底如何?它要迈向何方?

  基于这一片好奇心,我在8 月19日代表香港凤凰卫视前往蒙古首都乌兰巴托,试图在几天内探出个简单的答案。8 月20日下午3 时,我也在蒙古总统府和刚在今年6 月当选连任的总统巴嗄班迪进行了45分钟的面对面访谈,这项访谈节目9月中旬将在凤凰卫视中文台的节目中播出。

  发生“角色”错乱

  从飞机上鸟瞰,在土拉河河谷建立的乌兰巴托是一个标准的“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文化城市,蜿蜒美丽的土拉河今年虽然因为干旱而水浅岸窄。但是,土拉河谷的草原依然青葱翠绿,我抵达乌兰巴托那天刚好下了点今年雨季末的小雨,整个乌兰巴托在一片俄罗斯式建筑的“霸占”之下,在零星的西式楼群中,在由许多小山丘的贫民住宅,在蒙古包的衬托下,显得有些“角色”错乱。从象征科技文明之一的DC10型飞机鸟瞰乌兰巴托,不禁使人迷惘的要问:在现代社会中,蒙古国到底会何去何从?

  这就是我想从蒙古总统巴嘎班迪口中得出的解答。

  从乌兰巴托的总统府广场前十多栋大楼的建筑外形可以看出,前苏联从50年代到90年代之间,不但提供钜额外援经费援助蒙古,也把俄罗斯文化带进蒙古。举个例子:蒙古人的平均收入远低于中国许多城市,但是和东欧人民及俄罗斯人一样,蒙古人民,尤其乌兰巴托人对服装的品味、衣着西化,时髦的程度,对衣着考究的程度,远超过中国内地的一般百姓。

  正因为如此,我们的摄影人员进入总统府之前遇到前所未有的困扰:蒙古外交部的工作人员要所有的男摄影师都得穿上西装上衣,不能穿牛仔裤,女职员要穿套装衣裙,这么一道通知使我带去的六个工作人员折腾了许久,四处张罗西装和衣裙。

  进入蒙古国总统府又是另一种不同的景象,喏大的总统府,寂静无声,而且极少见工作人员走动。但是,对于我们带去的摄影器材的检查程序,又是我经历过的各国元首(包括美国白宫)的办公室的安全检查中最严格的,巴嗄班迪总统的贴身侍卫不但腰间的手枪明显突出西装上衣,而且不让我们的工作人员为总统配戴无线麦克风,其贴身侍卫把麦克风拿出去检查半天后,才回到客厅亲自为巴嘎班迪佩戴。此外,其安全人员也不准我们的摄影机超过巴嘎班迪的背部,使我们无法拍到“过肩”的镜头。

  一切要照本宣科

  在我们的工作人员和蒙古总统府安全人员忙着安排访问现场时,巴嘎班迪的女新闻秘书达兰黛一直叮嘱我:“不能问私人问题,提问只限于中蒙双边关系,而且提问次序要在我事先提出的问题范围之内。她的手中握有一份照我提出的问题作出的书面回答内容。

  换句话说:我和巴嘎班迪在访谈中,只不过是照他所事先安排的“脚本”,大致照本宣科而已。

  但是,我当场告诉达兰黛,我可以照原来提出的问题范围发问,但是不能照本宣科。其实,根据我多年的采访外国政要经验,“小鬼难缠”,真正的政要们未必那么拘谨。因此,这天和巴嘎班迪展开对谈后,我提出了至少七个“出轨”的问题,巴嘎班迪面对三架摄影机,并未拒绝回答。

  上唇留着两撇地道蒙古式小胡须的巴嘎班迪出身食品工程技师,今年才51岁,身材矮小,不苟言笑,为了使访谈轻松一点,我曾经在访谈中提出轻松的问题,想使他笑几声。有好几次,他的翻译都不禁笑出声,但是,巴嘎班迪依然一副扑克面孔,正襟危坐和我四目相对,就是未展笑颜。

  蒙古是个内阁制的国家,行政大权操在总理手中,但是,总统巴嘎班迪也并非纯粹的虚位元首,他曾当过国会议长,也是蒙古执政党人民革命党的重要成员,两度当选总统,自有其声望,对国家与人民当然有重要影响。我对他的访谈集中在三方面:一、中蒙关系;二、蒙古的外交关系与政策;三、蒙古何处去 .

  蒙古和中国不但接壤四千六百多公里,在历史上也有深厚渊源,但是,独立后的蒙古从1962年开始与中国交恶,一直到1989年才恢复正常关系,对蒙古政府与人民而言,心中存在的一个老疙瘩,便是:怕中国有一天要收回蒙古。

  澳门回归中国后,蒙古一家大报曾在其头版头条新闻中说:“港澳已回归中国,在台湾与中国统一之后,下一个目标就是蒙古。”换言之,虽然中国当局未必愿意收回蒙古这个穷亲戚,蒙古上下却极具戒心。正因为心中这个疙瘩,蒙古在迈向21世纪时,极力避开最可能帮助它的近邻——中国。

  从国力而言,目前蒙古的两大邻国——中国与俄罗斯,只中国有能力支援蒙古,因为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已自身难保,对此,蒙古在心存对中国戒心的状况之下,要推展“第三邻国”的外交,目的在于争取美国、日本的支援(当然欧洲也在其拉拢的目标之列,但是以商业利益着眼的欧洲国家对蒙古的兴趣不大)。这种舍近邻而追远亲的外交政策,十足说明蒙古政府及人民对于现状和未来发展的彷徨。

  正因为心中有着这种疙瘩,巴嗄班迪和我谈论中蒙关系时,措词谨慎,吞吞吐吐,他一再强调,蒙古会和中国维持友好关系,对于蒙古去年与美国进行的“边界安全演习”,巴嗄班迪一再强调,这种演习“不针对第三国”,但是,在中蒙边界进行这种演习,中国方面当然不会视若无睹。

  然而,一谈到蒙古与美国、日本及俄罗斯的关系,即使言语依旧拘谨,有些谈话也带有“文件语言”味道,巴嗄班迪的谈兴、内容立即有明显的不同,非但侃侃而谈,内容也较深入。

  在政坛上,一直提倡民主、民族主义的巴嗄班迪和其他蒙古领导人一样,希望以民主化过程吸引美国、日本以及西方国家的援助,美国也视蒙古为发展中国家民主化的典范。既然民主化,市场自然也得自由化,而且由于蒙古已加入世贸组织,其市场门户也得大开,这种以西方模式大开市场门户的结果,不但使蒙古的轻工业为之受挫,难以翻身,连农畜业及其产品也无法与外国产品竞争。

  举个例,在乌兰巴托的餐馆、市场内,目前大都售卖从荷兰、纽西兰进口牛油、乳酪,当地产的畜产品则包装低劣,品质差;市场内几乎90% 的日用品,包括洗衣粉,都从国外进口,如此的市场结构再加上半数属赤贫的人民,它难在经济领域发展与生存。

  令人讽刺的是,一向反对计划经济,力主各国不分贫富一律要开放市场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世界银行,在评估蒙古的经济表现时,其评论之一却是:其政府对经济发展并无可行的计划。

  更令人惊讶的是,当我问起巴嗄班迪希望把蒙古带向21世纪哪个方向时,他竟然认为,蒙古应保持其文化中的两大支柱:一、游牧文化;二、农业文化。

  不再发展将坐以待毙

  问题是,好几千年以来的游牧文化已成现代社会几近绝迹的生活方式,蒙古的农业受到世贸组织的冲击,又出现几乎无法生存的危机,蒙古若不在这两大传统文化中找出现代化可行之路,岂非坐以待毙?

  蒙古固然有贮藏量颇丰富的天然矿产如铜、铁、金、煤及各种稀有有色金属,但是,由于基本设施如交通等条件差,又欠缺出海口,各国大量投资的意愿不高,何况,即使靠卖资源过日子,蒙古也难登富国之林。因此,过去10年,蒙古虽然曾表示,在短期间内,要加入“亚洲四小龙”之林,成为亚洲第五条小龙,但是,由于各届政府领导无方,这个亚洲第五条小龙的梦,至今也仅仅是梦想而已,其他国家从未当此梦为一回事。

  蒙古政界人士在筹划国家大事时欠缺远见的另一佐证是:过去几年,突然有人异想天开,提倡把国都迁到距乌兰巴托三百多公里外人口只有两万多人的哈和林市,并希望在2020年前完成迁都工作,但是,此计划迄今只限于说说而已,蒙古政府许多官员和我谈及此事,大都摇头不愿多谈,因为这个计划本身已被大多数人认为不可能。

  在笔者对蒙古的观察中,最令我不解的是,如今对蒙古无偿援助最多的国家是日本,过去两年,日本已援助蒙古十多亿美元,目前还准备斥资数亿美元,为蒙古修补其破旧的公路系统。

  日本的动机耐人寻味

  在表面上,日本对蒙古的巨额援助理由是:日本对当年属满州国范围的蒙古仍有感情;二、日本人对蒙古的神秘色彩仍有憧憬。

  但是,身为精明的经贸动物的日本,不会只因为对蒙古的怀旧之情及憧憬而给予数额远超过美国的无偿援助(目前美国对蒙古的援助只限于百万美元计。)

  许多政界人士认为,由于冷战时代已结束,日本及美国在地缘战略的考虑上,对蒙古的期望已不那么高,即使美国及日本不希望中国对蒙古发挥支配性作用,美、日两国也不会斥巨资把蒙古当作制衡中国的桥头堡,因为蒙古被夹在中、俄之间,距美国又遥远,从地缘经济的角度衡量,蒙古又非一个可以获巨利,或若不加拉拢会造成巨大损害的地方。因此,国内经济已如强弩之末的日本,还一直积极援助蒙古的内情,也颇值得研究。难道,日本是美国想在中国北方边境插一手的马前卒?

  对于蒙古来说,即使是内心对中国有千千结,但是,其未来的经济及国力的唯一出路,恐怕还是与中国亲善交往,争取中国对蒙古的支援,因为中国与蒙古不但存在近邻关系,广大的内蒙古地区和蒙古国也有同文、同种的渊源,蒙古若能放开胸襟与中国交往,把中国当成靠山,共同提升国力,其现代化的展望,远比依赖其他国家强多了。

  在三周前,一个中国民航总局的高层访问团到蒙古参加双边通航的纪念活动。某夜,这些中国官员在乌兰巴托一家酒吧喝酒时,遭蒙古醉汉打了一顿。蒙古警察据报抵达现场时,由于语言不通,竟然也加入殴打行动,把这些中国官员殴打致伤。从这些小事看,蒙古人民及政府,由于担心中国“收回”蒙古,其内心深处是极其排斥与中国拉近距离的政策。

  失掉中国这座与世界企业文明接轨的大桥,蒙古面向21世纪的未来,自然路途坎坷,而且目标模糊,其现代化目标也遥不可及。

  当然,最重要的问题是:蒙古人民是否想现代化,是否要追逐现代化文明呢?

  这些问题,巴嘎班迪总统没向笔者说明清楚。恐怕蒙古国内,也没有人说得清楚。

  因此,对于“蒙古何处去”这个问题,也就谁都说不清楚了。

  回程时,从空中再度鸟瞰这个由成吉思汗后世子孙建立的国家,这块和中华文化有根深蒂固渊源,如今却又避中国唯恐不及的土地,一种“惜”情油然而生。

  我为蒙古未能跟上全球21世纪的脉动,真感到可惜。

原载:《联合早报》

  作者:阮次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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