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星斗:中国:动乱的威胁

  一、动乱的历史

  作为历史中的中国人,是何其的不幸!中国有纪年的历史为三千余年(按夏商周断代工程,则为四千多年),其中就有一千多年陷入了各种形式的动乱,人命危浅,生灵涂炭,国家玉焚……春秋战国动乱550 年,死亡数千万人;西汉末动乱,人口减少上千万;东汉末以及三国时期,死亡5000万人,那时大概十人中只有一到两人能苟存;晋朝南北朝也是百年动乱,死者无以统计;隋末唐末五代十国动乱,非正常死亡人数在七八千万人以上;南宋末期、元末、明末动乱,人口各损失至少2000万人;鸦片战争至1949年的百年动乱,炎黄子孙则付出了2 亿人以上的生命代价。

  在漫漫的时间长河中,在悠久的中华“文明”中,专制统治者们不择手段地追逐“富贵”、夺取权力,还有酷吏、奸臣、宦官、外戚,以及各级暴官、恶官、昏官、贪官也上行下效,玩法律于股掌之上,置人民于血泊之中!他们大肆攫取利益,制造动乱,几千年君臣相杀,父子相残,骨肉相斫,同胞相害,权力斗争将人异化为猪狗不如的野兽,社会陷入了无边无尽的灾难之中。

  特别是秦始皇创立了郡县制的官僚体制,上级命令下级,下级只对上级负责,层层施控,层层汇报,从丞相大臣直到贫民百姓,无一不在皇帝的股掌之中,而人民则望权兴叹,毫无制约之力。于是,权力万能,官贵民贱,立法、司法、行政、军事等权力尽归大大小小的各级独裁者所掌握。官员们对上是奴才、鹰犬,阿谀奉承,丧尽人格,对下、对他所管辖的地域的老百姓则是独裁者、是虎狼,为所欲为,贪赃枉法,盘剥百姓,杀戮无辜……这样,他们以及他们的子孙逐渐把个中国弄成了一座大监狱、一个炼狱的国度。终于有一天,胆大的登高一呼,揭竿而起,削木为兵,与统治者展开了血腥的权力角逐,开始缔造着新的一轮王朝循环。

  如此,中国成为遭受内乱之苦最烈的国度,中华民族成为名副其实的具有“以暴易暴”之光辉革命传统、暴力传统的民族。尤其可悲的是,炎黄子孙尽管遭受了太多的暴力之害、暴政之苦、血腥夺权之难、继承人之灾、战后饥荒之役,但我们的政治智慧仍然是低下的,仍然悟不出必须避免和如何避免内乱和王朝循环的道理,悟不出要对手握生杀大权的统治者进行权力监督、约束和制衡的道理,悟不出实行程序政治、理性政治、和平政治的重要性,悟不出以有效的机制制度保护自己的重要性。古人只有官场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机变权谋,人际关系方面修身处世、互相算计,以及实用技术方面如烹饪美食之类的小聪明,而没有政治经济制度方面的大智慧,充其量只有寄希望于统治者修身进德、自制自觉的幼稚政治(即浪漫主义的德治)。老百姓也只会歌功颂德,满足于眼前的太平,眼前的“福禄寿喜”。

  二、动乱的现实威胁

  时至今日,动乱一如既往地威胁着中国人民。我们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社会体制尽管明显的不合理,但有的东西仍然不能进行有效的改革;极其严重的腐败、两极分化、农民问题,大量的国有企业重复建设、亏损倒闭、职工下岗失业,严峻的人口压力、生态环境灾难,愈来愈紧张的官民矛盾,愈来愈猖獗的分裂势力,愈来愈严重的软政权化和法治困境,以及意识形态出现某种程度的真空,社会道德信仰发生危机,特别是没有有效的社会压力释放机制——缺乏对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公民权利、工会权利的有效保障,没有完善的民主制度,等等,都会把中国逼上绝路。

  时人热衷于歌颂太平盛世,我却饱含太平中的忧患!毫无疑问,中国需要保持社会的稳定,但更需要建立保证稳定、避免动乱的机制!中国需要经济繁荣、需要集中精力进行现代化建设,但更需要依靠现代国家制度、现代政治制度、现代法律制度、现代经济制度、现代社会制度、现代文化制度等来保证经济建设的长期稳定的发展,并且促进中国进入现代文明的社会。

  三、动乱的原因

  中国社会陷入一治一乱的循环之中,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制度的落后和不合理,即我们几千年沿袭的是人治的、德治的甚至是专制的制度。这种制度看似强大有效,实质却很脆弱,人存则政举,人亡则政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人治的哲学基础是人性善的理论——人皆可以为尧舜。因此,皇帝是英明的、高尚的,官员们也是能够好好进德修身、克制欲望的;法制、监督也就不是很重要的东西了,即使有也只是统治者的工具;相信官僚们能够自觉廉政、自觉为人民服务,或者通过树立榜样,政治学习,激发良知,提高觉悟,以达到以德治国。所以,自觉克服私欲的德行修养成为“好的人治”的关键,“好的人治”就是德治。与“好的人治”相对应以及相辅相成的是“坏的人治”即专制。德治与专制两者不管是否强调道德,所造成的社会结果都是一样的,即道德滑坡,国家趋于动乱。

  为什么德治之国、专制之国必然成为无德之国、动乱之国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人性都有自私的一面,德治只能逼迫着官员们“口头上仁义道德,背地里男盗女娼”、“表面上馬列主義,实际上阴谋诡计”,所以,德治之社会必然形成虚伪、阴谋之风,必然虚报浮夸,不择手段;再加上对权力没有刚性的有效的监督制约,所以,官员们不可能不腐化堕落,不可能不收刮民脂民膏,其结果自然就造成了虚伪的道德、堕落的社会风气、紧张的官民关系、社会不稳,甚至趋于动乱。于是,德治社会走向了反面,这就是社会的辩证法。专制的情况当然只能比德治更差,或者两者往往是相辅相成的,是人治的两面。

  可见,以为靠自觉修身、自我克制、政治教育就能克服人的私欲的浪漫主义想法,是不折不扣的政治幼稚病,是不懂得以现代方式治国的表现。

  现代治国方式是现实主义的,它承认人的自私,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的哲学基础即是人性恶(即人性自私)的理论。正因为人都是自私的,所以要允许人们通过市场谋取正当的利益,同时在公共领域必须对总统、官员、民众进行有效的监督。这种监督的结果是人人不得不在公共领域收敛私心,遵守规范,久而久之,社会的道德水平、文明水平获得空前的提高,并且,形成宪法至上、任何个人包括总统对维持社会秩序都无足轻重的社会稳定的机制。于是,法治之国成为道德之国、稳定之国。

  从上可见,人治的德治的专制的制度是中国社会动乱的根本原因,中国只有走向法治的民主的现代文明的社会,才能保持长期的稳定。

  四、现代文明国家避免动乱的方法

  具体地说,现代社会避免动乱依靠的是制度。这些制度包括:

  现代国家制度——国家成为社会各阶层利益的平衡者,而不再是暴力镇压的机器;职权法律化(任何人不再因人格魅力等因素获得法律规定以外的权力),政党规范化;进行横向分权,立法(可以是人民代表大会)、司法、行政等权力相互制约,同时形成纵向分权和授权,形成快速反应的机制,实行联邦制和地方自治制度。

  现代政治制度——保证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等公民权利,保护人权;利用游行示威、罢工抗议、新闻报导等释放民众的不满、反映民众的要求,调整国家或企业主的行为;运用民选制度对各级权力进行民主监督,同时形成权力机构的相互制约;以程序化的方式和平过渡权力,实行非暴力政治;少数服从多数,保护少数;官员对下对选民负责,政务官通过选举产生,事务官通过考试任命,废除官员只对上负责的官僚制(科层制)、郡县制。

  现代法律制度——宪法至上,法律必须不折不扣地实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特别是统治者也要守法,司法独立;以法律规范一切政治、经济、社会行为,保护公民权利;无罪推定,不得逼供,公民非经法律程序不得被逮捕、被剥夺财产。

  现代经济制度——实行市场经济、民有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现代金融制度、现代财税制度、现代宏观调控制度、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塑造现代劳资关系,形成民众主导的、为公民服务的开放、高效、廉洁的政府。

  现代社会制度——具有自由、宽容的民间社会;实行非身份制度(不得强制将某一身份终身化)、非户口制度(不得歧视农民);建立现代反腐败制度、现代均富制度(通过共有制、福利制度、个人所得税、遗产税等缩小贫富差距;现代发达国家的贫富差距远小于发展中国家);形成民主、法治、公平、高效、文明、开放的现代城市制度、现代社区制度、现代农村制度、现代农民制度等。

  现代文化制度——确立多元文化观、民主价值观、现代道德观;具有文化创新机制,能够吸收现代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创立现代新闻制度、现代教育制度、现代科研制度等。

  综上所述,现代国家通过民主监督、法治、分权制衡、联邦制、言论自由、新闻自主、司法独立、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经济平等、对公民灌输现代价值观、保护公民私有财产、保证公民权利和游行罢工权利等多种方式建立社会稳定的机制,避免发生全局性的动乱,保持社会的长期稳定和发展。

  上述也清楚地说明,中国唯有通过改革,彻底抛弃传统政治、向现代社会转型,渐进地走上现代文明的道路,建立起现代国家制度、现代政治制度、现代法律制度、现代经济制度、现代社会制度、现代文化制度等,中国才能实现现代化,才能在世界上享有自己应有的地位;只有这样,中华民族也才能实现真正的伟大的复兴。

  中国何时才能从制度上避免动乱,走上良性发展的道路?我们寄希望于政府和人民。

  (胡星斗,北京理工大学教授。Email :huxingdou@sohu.com;学术主页:http://huxingdou.home.chinaren.com)

  作者:胡星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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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条评论 »

  1. 尚空 说:,

    2008年03月25日 星期二 @ 06:21:00

    1

    谈德治与法治
    人的行为是受约束的,受自然规律和社会的制约;动物的行为是放纵的,不受社会的制约,仅受自然规律的制约。约束人的行为有两个方面,一是道德,一是法律。约束的行为是一种理智,放纵的行为是一种本能。
    道德是束缚人思想的,法律是束缚人行为的。能束缚人的思想,就一定能束缚人的行为。
    道德讲不利己,法律讲不损人。自私自利的人受道德的谴责,损人利己的人受法律的制裁。
    道德是主动性的,防患于未然的;法律是被动的,不得已的手段,是亡羊补牢的。
    法制是针对少数部分人的,所谓法不罚众。德治是针对大部人的,每个人的。
    两者都是根据生物学条件反射的原理来训练人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以保证人的行为按正确的轨道运行。
    法制是以肉体上的快乐或痛苦作为刺激手段来达到目的,训练动物也都是用此方法。因为动物只是物质上的,没有精神上的因素 。德治则是以精神上的快乐与痛苦作为刺激手段来达到制约人的目的,以训练人养成“有道德为荣,不道德为耻”这一观念的习惯,这种方法只有人类才有,因为人有思想意识,动物没有。所以训练人要以讲道德为主。
    德治要求以理服人,要求任人唯贤(选拔有品德,为社会谋利益的人);法治要求以力服人,可以任人唯亲。
    德治的思想基础是性善论(性本善论),法治的思想基础是性恶论(认为人都是自私的)。
    德治是大禹治水,采用的是疏导的方法,顺应自然规律;法治是鲧的治水方法,采用的是堵截的方法,虽可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泛滥起来是越治越乱。
    德治犹如营养治病,靠调动自身的免疫系统来对付病毒的入侵,结果是一好百好;法治犹如用药治病,靠借用外力来消灭病毒,结果是越治越病。
    德治是给人好处的,是人人必需的营养品;法治是给人坏处的,不是人人必需的,是“有病”的人才需使用的药品。治病重在防而不在治。

    道德是天(大自然)的意志,法律是国家的意志。国家的意志必须服从天是意志。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德治从有人类社会以来就有了,是人的社会性对人的要求;法治是私有制社会的产物。德治思想,我国从原始社会末期的禅让时代就有了,到了春秋时期孔子的提倡,汉代及其后被历代统治者采用,这种理论被加强了。实践证明这是可行的、成功的,我国只有秦代是法治的国家,却是最短命的王朝,只存在了十三年。秦国采用的是韩非子的理论,其思想基础是性恶论。这证明,如果全面接受西方的价值观、西方的思维模式,而全盘否定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必将亡党亡国。西方国家采用法治不亡国,而中国采用法治必亡国,为什么呢?因为东西方人的思维模式不同,西方人的性恶论由来已久,西方人已经适应了,但它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当然,这种适应也是暂时的,也终将走向灭亡。这也像用药治病,虽可使疾病得到缓解,但都以牺牲生命为代价的。
    这里,我需要说明的是,我并不是只强调要德治而不要法治,那样仍是阴阳失调的表现,只是说,这两者有个主从关系。
    德治与法治是治国的两手,不可偏废,不可脱离,不可颠倒。

    德治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法治是伴随着私有制的产生而产生,也必将伴随着私有制的灭亡而灭亡而灭亡。

    人是动物,少不了要用训练动物的方法去治理,但人又是高级动物,是有思想、有灵魂的动物,更少不了要用训练人的方法。

    德治治人,法治治兽。

    德治治本,法治治标。所以,采用被动式的、亡羊补牢的方式治理国家,只能是越治越乱。
    德治,是以无法为有法;法治,是以有法为无法。

    其实,不论德治还是与法治,都属于人治。此外,还有天治,那就是大自然的意志,就是阴阳规律,那更是无形的。凡违背自然规律的,都是不成功的、失败的,短命的。作恶的人可以逃脱法律的制裁,却无法逃脱自然规律的制裁。
    天治须靠人治才能完成,人治须靠天治才能实现。二者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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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ghxx 在 八月 19th, 2008 08:29:51 回复:

    德治治人,让人成为兽;
    法治治兽,让兽成为人。

    胡说八道什么也治不了!

  2. 麻木不仁的国人 说:,

    2008年08月25日 星期一 @ 04:07:59

    2

    官逼民反,怎么能说是动乱?中国的老百姓恐怕是世界上最老实国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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