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华强:对“利用资本主义”提法的质疑

  在当代世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无论在国际舞台的经济运作还是政治运作上,都处于极大的优势地位,而且这种优势地位在可预见的将来,还将会继续保持下去。从历史长河的角度说,和以前的各种制度相比较,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创造的物质财富,要远远超过在它之前所有社会形态下所创造财富的总和。而这种情况的发生,并不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它的成熟期才开始的。我们知道,早在十九世纪中期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已经这样写到:“资产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277页)在现代社会里,应该说这种蕴藏着的生产力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得到了更大程度的释放。

  社會主義是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物而产生的。社會主義在它由科学社會主義理论变为现实以来,也快有一个世纪的时间了。应该说,在这近一个世纪的时间中,资本主义国家一刻也没有忘记从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等诸方面与新的社会制度进行竞争,当然社會主義国家也是如此。而社會主義在自己的实践发展中,在对自身认识不断深化、矫正的同时,对资本主义这一对立物的认识也在不断地深化着、矫正着。基于此,笔者在这里想对有关问题谈谈自己的粗浅想法。

  人类文明成果是否只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人们习惯于用“利用资本主义”、“利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等提法,来表达突破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封闭状态的必要性。毋容置疑,这种提法对于解放人们长期以来被禁锢着的头脑、更新人们的陈旧观念,是有着巨大推动作用的。但是,如果仔细地加以推敲,笔者认为,这种提法并不是十分严密的,甚至给人一种临时性的、退却性的提法的感觉。如果说这种情况在改革开放初期还是一种能够推动观念解放的有力武器的话,那么在今天,仍沿用这样的提法,就可能会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成为阻碍我们进一步改革开放的陈旧思维方式了。

  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由于其生产力、生产关系的能量释放所得到的各种文明成果,是否仅仅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呢?或者说,这些文明成果的取得是否只是与资本主义社会在“制度”的层面上相关联呢?从今天的眼光看,这些文明成果可以从大的方面概括为三大类,即物质文明成果、精神文明成果和体制文明成果。物质文明成果包括着可以直接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各种成果,如科学技术及其应用、企业经营管理方法等,精神文明成果包括着有助于维护社会发展的各种基本规范,如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道德规范等,体制文明成果则包括着上层建筑运作方面的成果,如法律制度、国家机器运作方式等等。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是把这些文明成果看作是资本主义本身所固有的东西,甚至像泰罗制这样的物质文明成果,也把它和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直接相挂钩。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在这方面的观念有了根本性的突破,开始认识到有些成果在社會主義发展中也是同样可以使用的。但在潜意识里,许多人仍然把上述的各种文明成果同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相联系,把许多的文明成果看作是资本主义的独有物。“利用资本主义”、“利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等提法本身,应该说就是这种潜意识的一种反映。

  但即使是这样的认识,在实践中也被打上了分类、分等的不同命运。对于像科学技术、企业管理方法等属于物质文明和部分精神文明层次的文明成果,人们在观念上和现实中还比较能够接受。而对于像西方文化、政治运作体制等属于精神文明和体制文明方面的成果,我们即使到今天,在社会上也更多的是否定、排斥。这就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些文明成果本身到底和资本主义制度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从理论上来说,作为更为先进的社會主義制度,它和这些文明成果之间又应该具有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用历史眼光看待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

  什么内容属于资本主义制度层面上的东西呢?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由于当时的实践和认识程度,资本主义本身就是制度和体制紧密结合、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因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分析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就是把市场经济关系和资产階級政权结合为一体来看待的。从今天的眼光看,这种分析至少有着以下的两个明显特点:

  一是把市场经济关系看作仅能和它当时所赖以运行的载体——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相结合,这样马克思便把市场经济关系当作他称之为诸如“私有制”、“市民社会”或“资本主义”等这样一些具有特质表征社会的组成部分来看待。

  然而,当代人类社会生活尤其是一些社會主義国家(如我国以及前南斯拉夫等)的实践已经证明,市场经济关系是可以独立于某种特定社会制度之外而存在的经济关系。这在今天就连一些资产階級经济学家也承认了。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市场和社会制度不一样,它本身作为商品交换关系的总和,其功能需要通过市场机制的供求、价格、竞争等这样一些要素的交互作用来体现出来,而不是通过某种社会制度本身来体现出来的。这样,以它为主导来进行社会资源配置的这种经济关系,便必然地会与某种社会制度本身无关。这也就是说,市场经济关系的存在,只是表明了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定历史时期内,人们还需要通过商品间交换的这种形式,来实现相互间劳动交换的这一客观必然性。因而,市场经济作为一种资源配置的方式,本身便不应该、也不会具有任何社会属性。它既可以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度相结合,从而为资本主义制度所运用;也可以与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度相结合,从而为社會主義制度所运用。

  在当今社会,市场经济关系为一个社会所运用程度的高低,尤其是其中市场机制为一个社会所运用程度的高低,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和千篇一律的,而是取决于它对该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所起促进作用的大小。正因为如此,在人类社会的经济实践中,资本主义国家便曾出现过(尤其是在战时)以计划和行政调拨方式来配置资源的作法,在社會主義国家中亦有过发挥市场调节作用的实践。这也表明,市场经济并不是社會主義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分水岭,它只是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中尤其是在当今具有典型性的两大社会制度中,选择资源配置方式和体制的多种可能性中的一种。然而它跟哪种社会制度相结合,便会在具体的运行中打上哪种社会制度的烙印。

  对市场经济的上述认识当然只有在今天有了比较充分的实践基础上才能得出。但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市场经济只是和资本主义制度相结合并作为其组成部分而存在的,社會主義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制度尚未诞生。这样,它在配置资源的过程中,也必然同时完成着资本对劳动的统治与剥削,在经济获得巨大发展的同时,也伴随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同步扩大。这是因为作为这一社会形态特征的经济运行规律,是私人利益的最大化,因而它必然会造成社会上贫富悬殊,造成两大階級间的尖锐对立。而这种和资产階級政权相伴随所产生的階級压迫、剥削、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才是资本主义社会在制度层面上所具有的实体内容。笔者曾在九十年代中期的一本著作中,把完全自由竞争状态的市场经济关系称之为非完全态市场经济关系(参见贾华强等主编《社會主義市场经济热点、重点、难点解答180 题》第13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1 月出版)。这种非完全态市场经济关系的一大缺陷,就是必然会在实际的社会和经济生活中产生不公平的现象。而资本主义社会在其发展初期的非完全态市场经济关系,又和其私有制度相结合的,这就更把这种不公平推向了极端。面对这种状况不要说是马克思、恩格斯这样的无产階級代言人,就连一些富有正义感的资产階級学者也是不能容忍的,大量空想社會主義者及其空想社會主義著作产生于那一时期便是例证。因此,马克思对当时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关系作出最严厉的批判,便不仅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必然的。

  二是从市场经济本身的运行态来说,马克思所批判的是非完全态的市场经济关系,即没有调控的市场经济,或者说,是完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的市场经济,而不是有调控的市场经济。

  只有市场而没有计划,或者说,社会经济生活完全由市场运动来调节,这种情况只有在马克思所分析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阶段即完全自由竞争阶段才存在。在这之前,市场尚处于发育时期,相互之间基本上是封闭的,因而还根本谈不上社会范围内的计划性问题,而供需脱节所造成的恶果和危害也便只是区域性的、局部性的,影响不到全局。在这之后,市场虽然已经联为体系,但国家的经济干预和宏观调控却使社会供需之间的矛盾缩小到了一定范围内。而只有在完全自由竞争阶段,市场的发展才既联为一体,又缺乏宏观调控手段,因而社会经济生活受着自由竞争和无政府状态的双重支配。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经济运行便必然会发生供需间、階級间的激烈矛盾,从而资本主义经济也便只能在周期性经济危机以及政治危机的波动中发展。从这个意义上,笔者才把这一阶段视作为市场经济的非完全态阶段,或称非完全态市场经济。它只有一只无形的手,而缺少另一只手的支持。马克思所批判的,正是这种缺少一只手的市场经济,而它从后来者的眼光来看,也确实需要批判。

  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階級为了缓和其基本矛盾,减少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破坏性作用,在凯恩斯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借鉴社會主義国家计划手段的经验,并利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和金融市场的成熟、中央银行的作用,以及现代科技成就所提供的社会、经济与技术手段等等,在现代向社会经济生活伸出了另一只有形也有力的手,实行了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和宏观调控。现实表明,三十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大危机之后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资本主义各国已经没有了无调控的、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了。市场经济中的两只手同时发挥着作用,市场经济本身也由非完全态走向了完全态,形成了完全态市场经济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再用马克思当年对非完全态市场经济关系的批判,来机械地套用在完全态市场经济关系上,便必然会距离实际情况十万八千里了。

  把制度和体制的东西严格区分开来

  马克思不可能对他身后一百多年的中国实行社會主義市场经济体制作出预测,因而也就不可能把当时的资本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区别开来。这种区别及其分析,应该是后来者的责任。值得庆幸的是,随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我国改革开放进程,我们对制度和体制层面上的区别看得很清楚了。在这种形势下,鄧小平同志的一个重大理论贡献,就是把作为手段的体制和作为本质的制度明确地区分了开来,这特别体现在他对计划与市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与社会制度联系的区分上。例如小平同志就曾多次指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都是手段”,“都是方法”,不是区别姓“社”姓“资”的标志。这种认识,突破了“老祖宗”对一问题的论述,是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一大理论收获。

  应该说鄧小平同志关于市场经济的“手段论”已经突破了仅吸收物质文明成果的已有思维框架,在实践中所发挥的作用也是惊人的。但是我们还不能由此说人们的思想认识就解决了,即使是在对领袖人物有关话语的解析中,也很难说人们就已经完全掌握住了它们的精髓。例如,1992年初,鄧小平同志在视察南方的讲话中曾指出:“社會主義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鄧小平文选》第1版第3卷第373页)这话当然揭示了当代社會主義发展所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社會主義国家应当如何借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创造出的一切文明成果,推动社會主義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但问题是,相当一部分同志把上述话语是在“利用资本主义”、利用“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的意义上来理解的。笔者认为,这样的一种理解现在太需要改正了。

  如果我们承认需要把制度和体制加以区别、承认他们是不同的东西,那么这里显然就存在着一个逻辑上的矛盾:体制本身尤其是市场经济体制,和某种社会制度本身并没有唯一对应的联系,这就使它具有了某种普遍性、共性。但是社会制度却是排他的,实行了资本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同时实行社會主義制度,反之实行了社會主義制度也不可能同时实行资本主义。因此,如果说我们在社會主義实践中应用体制层面上的成果是在应用人类发展中“共性”的东西的话,那么要求我们“利用资本主义”的提法,显然就是要求我们利用“个性”的东西。这种“个性”的东西是什么呢?一百多年前的革命导师就已经给我们指出来了,这就是资产階級政权的统治,以及与此必然伴随着的剥削和不公平。这样的东西我想我们是不应该“利用”过来的,恰恰相反,应该把这样的制度上的任何苗头从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根除。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制度才能具有吸引人的优越性,我们才能通过利用当代世界各个发达国家的物质文明成果、精神文明成果、体制文明成果,不断地完善我们的社会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的运作,以最终达到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扩大、丰富和提高工人的生活”,走向作为“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287、294页)。

  要充分吸收、利用市场经济因素所创造的各种文明成果

  如果上述认识能够成立的话,我们仅仅注意吸收当代世界人类创造的物质文明成果和部分精神文明成果就远远不够了。应该说,各种精神文明和各种体制文明成果,是更为根本性的文明成果,因而只要不是有害的,我们都应该吸收和利用。即使是有些文明成果由于种种原因目前还不能为我们所吸收、利用,也应该积极地去了解它、认识它,在了解和认识中来吸收和利用它所存在着的合理的内核部分。

  例如,当今世界发达国家中的政治运作体制,实践证明有的能够有效地保持数百年的经济发展,而较少地受人为因素干扰发生大的社会动荡;有的虽有上层动荡现象但对社会生活的直接影响却较小;有的能够有效地遏制腐败问题的产生,形成一种相对廉明的、有效率的政府运作等等。国外发达国家的这些政治“体制”上的优势,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借鉴的。

  再例如,虽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其政治体制、整个上层建筑系统是和其政治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在本质上是维护私有制、压迫劳动人民的工具,但它发展到今天,其中的一些民主制原则,应该说是值得我们吸收和借鉴的。列宁曾针对资产階級民主制,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深刻揭露过其维护资产階級利益的本质,但与此同时,仍坚持革命性与科学性相结合的原则,指出“摆脱议会制的出路,当然不在于废除代议机构和选举制”,“如果没有代议机构,那我们就很难想象什么民主,即使是无产階級民主”(《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210、211页)。1980年8月,鄧小平同志在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也明确指出,我国社會主義现代化建设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鄧小平文选》第2版第2卷第322页)。这说明,社會主義民主并不是对资本主义民主的简单否定,而是要求在借鉴和发展中,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体制文明。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能够形成一种兼收并蓄的、充满活力的社会运行机制。

  再例如,战后随着国家对经济生活干预的增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逐渐形成了一整套管理国民经济的原则和办法,形成了功能齐全、效率比较高的经济决策、执行、监督、反馈和调节系统,使经济生活中国家权力、职能的配置和行使,走上了制度化、法制化和高效化的轨道。我国目前正处在社會主義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过程中,上层建筑的运行机制和结构亟需要进行与此相适应的深刻变革,这里的关键,就在于要政企分开,转变政府职能,把政府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塑造市场环境、规范市场秩序上来。而在这方面,我们无疑是可以从资本主义国家汲取到许多有益的经验的。

  当然,我们头脑中要清醒的是,由于社会制度和文化背景的不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一直在利用资本主义国家所掌握的各种国际组织及其运转机器,来控制、限制我国的技术引进等,以使我们永远处于落后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过去往往采取收紧拳头、增强中央集中控制和自我封闭的做法。实践证明这并不是最可取的办法。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紧紧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改革开放,通过各种方式借鉴、利用现代市场经济关系所创造的各种文明成果,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强大的先进生产力。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推动我国社會主義事业本身的快速发展。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教研部

  作者:贾华强

当前位置:中国报道周刊 » 百家争鸣 » 对“利用资本主义”提法的质疑 浏览数

发表您的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