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文:《工会法》要硬起来

  中国工会的腰板似乎要硬起来了。

  给它注入钙质的是今年8 月底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修正案(草案)》经过初审,现已进入征求意见的阶段。

  此修正案草案的中心是为了突出和强化工会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职能。特别是在其中增加了“法律责任”的条款使工会法不再是某些人眼中的“棉花法”,以后对于那些不把它当回事并胆敢违抗它的人,它是可以变成让人害怕的鞭子的。

  由软软的棉花变成坚韧的鞭子,这其中的时间跨度是半个世纪。(我国第一部《工会法》是1950年由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1992年曾经作过一次修改。)

  《工会法》落伍了

  《工会法》修改实施后的近十年,中国大地发生了沧海桑田的变化。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张春生的话来讲就是,《工会法》修订实施以来,由于社會主義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关系和劳动关系发生了深刻变革。

  在今年9 月中旬南京的第6 届华商会上,朱镕基总理用事实说明了此深刻变革,他说,1991年时,国有经济占整个国民经济的55% ,集体占35% ,外资和个体私营才占10% ,而现在是三分天下,国有占三分之一,还在减少,集体占三分之一,非国有经济占三分之一,还在增加。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如果在“与时俱进”的今日马克思的这句经典名言还未过时的话,那么在经济关系发生如此深刻变革的时候,是该修饰一下上层建筑了。

  有媒体透露,其实早在1998年12月,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已将《工会法》的修改工作列入立法计划。在2001年3 月的九届人大四次会议上,于小文等34名代表以现行《工会法》已不适应变化了的情况需要,建议修改“工会法”有关条款。

  可以想见,这期间是各种力量进行激烈博奕的阶段。中国工会的意见之所以能够最终占上风,并促成此次修正案草案的出台,实在是现实的严酷所致,实在是有良知的人们看不下去的缘故。

  资本的魔性已经扩张到了让人触目惊心的阶段,非要控制不可。中国改革开放20年,经济获得了快速增长,国力得到很大的提升,各种资本功不可抹。但资本在创造财富的过程中,其噬血的一面也越来越狞狰。

  由于现行《工会法》和其他相关法规的软弱无力,工会在维护职工权益上的力不从心,一些外商企业、私营企业和乡镇企业无视有关法律的规定,私招滥雇工人,不与职工签订集体合同和劳动合同,强迫工人长期加班加点,任意打骂工人、随便开除工人成了家常便饭。

  有的还任意拖欠、克扣工人工资,据在建有工会的单位统计,去年全国共拖欠职工工资366.9 亿元,有的拒绝为职工缴纳养老、失业、工伤保险金,有的不为职工提供必要劳动保护设施,致使重大伤亡事故频繁发生。这些行为不仅严重侵犯职工和工会的合法权益,还引发了大量群体性事件。

  资本在这些地方完全失去了人性,魔性在膨胀。它肆无忌惮的行径已经引起越来越多的人的愤慨与指责。

  在今年3 月份的九届人大四次会议上,不少代表表达了他们的愤慨。四川省代表高显明说:“我要为民工说句话。”据他讲,四川民工一年有20多亿元合法的劳动报酬被工头克扣、侵吞。来自浙江金华的代表郑尚金说,由于企业恶意拖欠职工工资,每逢年关当地各级政府都要抽调大量人力去搞“追薪行动”,劳动部门变成“讨债公司”。

  一些地方首脑也受到感染。广东省长卢瑞华在香港讲了一番话,他痛斥少数在广东投资的台商,说他们是见利忘义,违法经营,不把工人当人看。

  就是在台湾那边,也有同感。这次《工会法》修正案草案正在初审期间,台湾的媒体就迅速作了报道,一家媒体的题目是“台商注意了!中国工会法将有变革”,只有心虚的人才会有此反应。

  无论是为了贯彻落实江澤民的“叁個代表”思想,还是为了维护起码的社会公平与正义,让国有下岗职工、进城的农民工这些为中国的改革已经付出极大代价的弱势群体稍有补偿,都必须遏制资本的魔性。

  这种遏制不是以牙还牙,不是以暴易暴。这种遏制是有理性的约束,有法治的规范,努力让资本在合乎人性的轨道上运行。而修改《工会法》,让这部保护工会和工人的法律具有刚性,具有可操作性,当然就是首先该着手的大事了。

  维护职工的权益,这是工会的安身立命所在。但对中国的工会来说,在现实中还存在比这更重要的使命。

  在这次《工会法》修正案草案初审期间,有不少委员表达出了一个共同的忧虑:我国虽然共有工会会员一亿多人,但还有一亿多以工资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职工没有被组织到工会中来。

  一亿多工人处于无组织状态,这是一件让政府不能安寝的事情。

  戴证良委员说,在工会的工作中,应该加强工会的组织建设,最大限度地把职工团结到工会中来,以保证其会员政治上的正确性,要避免“同乡会”、“打工者协会”之类的组织出现。

  万绍芬委员说,工会法再不修改就不能适应社會主義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后政治、经济形势发展的新情况和经济关系、劳动关系的新变化;工会组织将难于发挥其桥梁纽带作用,并越来越减弱和失去对广大职工的凝聚力、吸引力,甚至出现非法的工会组织。

  蔡仁山委员说,工人階級始终是推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力量,工会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社会支柱。江澤民同志“七·一”讲话讲到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时曾告诫说“基础不牢,天动地摇”。如果不重视提高工人階級的社会地位,恐怕也有可能出现同样的危险性。

  委员们的这些忧虑在政府那里更甚。近些年来由于改革的配套措施未能及时跟上改革步子的缘故,改革进程中一些被隐藏的负面效应开始浮出水面,工人聚众闹事此起彼伏,独立工会呼之欲出,鍅耣功借此兴起,一时国内风雨欲来,政府高层颇为头痛。

  广东省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员说,现在国际国内形势那么复杂,西方敌对势力和国内的“鍅耣功”一直在与我们争夺群众,你不去组织群众,有人会去组织,他们自己也会组织起来,那样就会威胁到执政党的领导地位。所以我们必须主动去组织他们,起到“凝聚群众,占领阵地”的作用。

  话虽这么说,真正做起来谈何容易!共产党当年为了将工人组织到自己身边,不知道有多少人流了鲜血,丢了性命。现在虽然不用流血牺牲,却也不容易。广州市天河区的一名工会干部就向人诉苦:我们现在是哀求那些老板们成立工会!

  现行《工会法》的软弱无力令基层工会人员的工作热情降至零度以下。要想完成“凝聚群众,占领阵地”的任务,修改《工会法》,增加该法的执行力度,势在必行!

  政府该抽身而出

  修改《工会法》,只是维护工人权益必要的一步,真正的关键在于政府的态度。

  WTO 要来了,政府是喜忧参半。喜的是经过15年的长途跋涉,终于跨进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门,再也不怕“帝国主义”的封锁了;忧的是此后的游戏规则不再由自己单独制定,自己的手脚再也不可能像以前那样伸展自如了。

  游戏规则更多的体现在政府对经济的控制与干预上。这其中就包括政府在处理劳资纠纷上的态度和手段。

  在计划经济时代,劳资纠纷虽然存在,却被隐藏着。工人階級是国家的主人,工厂属全民所有,工人与工厂连为一体,“厂兴我荣,厂衰我耻”,工人与工厂之间没有矛盾,有的只是共同的命运和利益。

  这种格局的形成是由于在那时,国家对工人统包统管,每个企业或事业单位都被办成一个小社会,铁饭碗、大锅饭、高福利使工人成为国家的“贵族”階級。

  自然,代表工人利益的工会也就与工厂的行政方面没有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党政工团齐抓共管”这样的字眼频频出现在各种动员式的文件和标语中。

  此种体制下的工会在工人的眼中无疑是有一定距离感的,工会和党政绑在一起,工会干部同党政干部一样是有一定级别的领导。

  工会名义上是工人的组织,代表工人的利益,但实际上是受党政的委托来协助行政管理工人的,工会变相成为行政部门的一个组成部分。

  据统计,1993年全国各地区各级工会有专职干部近五十万人,其中只有七万人是由工会经费开支的人员,其他人的工资、奖励、补贴均由所在单位行政支付。劳动保险和其他福利待遇亦与同一单位职工相同。县和县以上工会干部属於国家干部,可以办理离退休,其待遇与同级国家干部相同。

  美梦易碎。在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正是工人这个昔日的“贵族階級”首先尝到了苦头,铁饭碗被打破了,大锅饭吃不成了,高福利也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下岗再就业,每月领取一两百元的生活保障金。

  国有企业在萎缩,私营、外资企业在兴起。后者可不像前者那样“温情脉脉”,虽然一样也是在为社會主義市场经济作贡献,但他们在追逐金钱方面显然比国企要有冲劲得多,在发放金钱上又要比国企严格得多。工人在这里已经不是什么“主人翁”了,只是一个个创造效益的机器。

  一个天然地要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一个天然地希望改善自身的境遇(包括工资福利待遇、工作条件、心理满足等等),劳资矛盾不可避免的产生。

  此时摆在政府面前的问题是全新的,工人与非公有制企业方的劳资矛盾是与以前计划经济时代有本质的区别,政府如果仍然沿用以前的思维和手段显然行不通。

  但问题出现了。中国搞改革开放,需要钱,虽然有钱不是万能的,但没钱却是万万不能的,如果说在革命战争年代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那么在和平建设年代就是钱袋子里出政权了。

  尤其是在中央政府实行分灶吃饭以来,各级地方财政逐利的冲动空前强烈,他们采取各种优惠政策,耍近种种手段,欢迎和拉拢资本。

  资本在中国被冷落被逐出国门几十年后,又被重视被大张旗鼓地迎了回来。在一些地方,头头们对资本的朝思暮想简直到了神魂颠倒、神志不清的地步。80年代和90年代初,经常出现这样的笑话,一个在本国混不下去的外国人流浪到中国来,随便到哪个地方都被奉为财神,吃饱喝足还捞足路费丢下一个空头承诺就拍屁股走人,当地官员们还眼巴巴地盼着这位“财神爷”践约呢!

  对资本供奉到如此地步,对不利资本的其他一切施以压制,这就一点都不让人感到奇怪了。

  何况中国最不缺的就是人,我们以前最爱吹的是“中国地大物博”,后来不大提了。各地政府官员们流行的口头禅是“我们这里有的是人,便宜的很啊!”

  政府官员们如此爱憎分明的态度怎么不让资本自觉高人一等,得意忘形,怎么不让天然就有扩张性噬血性的资本变本加厉呢?!

  一切的工作以讨好资本为主,一切的工作以服务资本为主,一切的工作以不得罪资本为前提,否则就是不安好心,就是存心破环,就是干扰社會主義伟大事业的建设!

  可以想见,在如此背景下,当工人和资本发生冲突矛盾时,靠政府拨付经费过日子的秉持政府主张的工会又能够保持多大的独立性,站在工人这一边,和资本作斗争呢?

  资本的力量决定着政府的立场,政府的立场决定着一切。但力量不会永远强大,立场不会永远不变。当资本如潮水般汹涌进入中国的时候,资本开始贬值了,当中国的经济获得迅速发展,中国的国力得到整体提升时,政府的信心恢复了,神志清醒了,不再唯资本马首是瞻,政府开始意识到平衡各方利益的重要性。

  在这次9 月份南京的华商会上,朱镕基总理颇为自豪的告诉那些在华的投资者们,中国现在不缺资金,中国现在缺的是先进技术、优秀人才和现代化管理。

  其中提到的现代化管理就涉及到如何平衡劳方和资方利益、如何处理劳资纠纷方面,特别是在中国马上就要加入WTO 之际,这一点对于中国政府而言,尤其值得重视。

  有专家指出,在处理劳资纠纷上,我们要从以前的两方机制(政府和工人)迅速转变为三方机制(政府、资方、工会),政府不再直接插手,不再直接干预,而是作为一个协调和仲裁者,让工会和资方去自由谈判协商。

  其实,早在1990年全国人大在国务院的建议下就批准了1976年第六十一届国际劳工大会通过的第144 号公约——《三方协商促进贯彻国际劳工标准公约》,确立了三方机制解决劳资冲突的基本原则。只是那时非公有制经济尚很弱小,工会在这些企业里又处于缺席状态,所以,这一举动在当时只具有政治上的象征意义。

  这种三方机制使政府不再陷入劳资双方的矛盾和冲突之中,使政府获得一个重塑自身职能的机会,那就是给各种力量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规则和平台,而这是WTO 对政府角色的一个起码要求。

  地方政府官员的认识也开始有所转变。广东东莞市市委副书记在一次讲话中就这样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没有灭亡,其中一个原因是工会在解决劳资纠纷、调节劳动关系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起到了调节作用。我们现在搞社會主義市场经济,同样需要工会组织。……近几年来我市一些企业发生的大案、要案,都是没有建立工会组织。如果有工会从中调节,矛盾就会解决在萌芽状态,绝不会发生这些案件。

  姑且不论他的认识完全正确与否,有一点值得欣慰的是,政府在对资本和工会的关系上有了和以前不同的看法,而这意味着此后政府的干预会少一些,留给工会的空间将会大一些。

  工会应知难而进

  工会半个世纪的路颇不平坦,几乎是弯腰驼背、忍气吞声走过来的。

  这些年来,工人们对它不够信任,也不客气,什么“工人控制部”、“工人俱乐部”、“行政的尾巴”等等难听的绰号都安到了它头上。

  现在要修改《工会法》,给它补了点钙,腰板肯定是要比以前硬了些,但它从此能否挺起胸膛大踏步向前进,还要看有没有人按着它的头,还要看它有没有足够的反抗力量。

  从去年开始,工会的活明显多了起来,也受人重视了起来,起因是1999年底全国总工会在宁波召开的“全国新建企业工会组建工作会议”。

  那次会议的主题是要加快新建企业工会的组建步伐,最大限度地把广大职工组织到工会中来。

  用尉健行的话来讲就是,这项工作的好坏不仅关系到工会组织的健全、职工群众合法权益的维护和积极性的调动与发挥,更关系到党的群众基础、階級基础和执政地位的巩固。

  这次会议还落实了任务:到2002年底,全国新建企业工会组织数要达到100万家,比1999年底增加75万家;新建企业工会会员数要达到3600万人,比1999年底增加2300万人,加上必须重新组织起来的流失会员数,届时全国将有工会会员1.3 亿人,约占职工总数的65%左右。具体到各省的任务也在会上由全国总工会统一作了分配。

  三年时间,压力可不小。

  广东省工会今年的任务是要组建工会29269 家,发展会员110 万。7 月底一合计,才完成17854 家,占全年任务的61% ,新发展会员43万多人,占全年任务的38.9% ,离全国总工会下达的任务还有一段相当的距离。省工会常务副主席黎柳莲在9 月份的动员大会上要求各地工会全力以赴,确保在11月前完成今年的任务,并派出工作组到下面督促落实。

  上面一急,下面就发慌。去年一年东莞市新建工会的情况很不理想,私营企业的工会组建率才20.57%,外资企业稍好一点,也才41.2%.今年年末要达到80% ,这个任务可不轻,但没有商量的余地,据东莞市工会有关人士讲,如果完不成,主要党政工领导是要亮黄牌的。

  但即使这种“大跃进”式的建会活动到2002年胜利结束了,工会能否比以前更有力量维护职工的权益,工会内部人士普遍心中无底。

  东莞市工会组织宣教部李日华部长说:“现在那些老板心里也明白,工会是不会跟他们作对的,只是帮他们解决问题”。

  这基本上在工会和厂方之间达成了共识。工会主席名义上是由工人民主选出,但没有老板的点头是不行的。广东省总工会法律顾问处王振莲处长说:“老板看不中的人是不会被选上的,即使选上也做不下去”。

  所以,李日华部长总结说,好的工会主席是老板信任,职工爱戴。但有人感慨,这样的角色太难当了,需要高超的交际能力,简直就可以去做外交部长。

  而江澤民的“七一”讲话可能使工会今后的工作更加微妙复杂起来。“叁個代表”的提出以及允许私人企业主入党,对党的长远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积极意义,也必然对在党领导下的工会工作产生巨大的影响。

  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周玉清将“七一”讲话同工会工作联系起来,写了一篇需要仔细琢磨的理论文章。

  他在文章中讲:“……资本家的管理劳动具有二重性,既有获得剩余价值的剥削性质,又是社会化大生产中”总体劳动“的一部分,具有创造价值的性质。……我们不能肯定一种劳动形式而否定另一种劳动形式。

  “……我们认为,职工队伍所有利益群体的合法权益,工会都应该维护,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不断解决职工队伍各利益群体之间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产生的利益矛盾方面的问题,从而推动社会进步和历史前进。

  一个也许更加含混不清的身份,它的行动可能会更加摇摆不定。但工会内部的一位人士讲,有工会总比没有要强,起码它搭了一个合法的戏台,至于台上要演什么戏倒是其次得了。

  另外,工会内部许多人对这次工会法修正案草案中没有写进“罢工”条款深感遗憾。广东省总工会法律顾问处王振莲处长一脸无奈:“虽然草案中对阻挠成立工会、打击报复工会干部、拒缴会费等多方面作了规定,但没有允许工人罢工的权利,其实,在协商谈判难以进行下去的时候,罢工是工人维护自己权益最后也是最有效的手段。”

  其实,我国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都有规定,公民有罢工的权利,但这一规定在1982年宪法中消失了。许多人这样认为,国有企业工人是企业的主人,工人要罢国有企业的工,就等于罢自己的工,这是很荒唐的。

  今年7 月,《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在中国开始实施。公约第八款规定,劳动者有罢工的权利。据中国社科院人权研究中心刘楠来教授介绍,我国批准时没有对这项规定提出保留,即表明我国政府同意履行这一规定。

  他认为,虽然宪法没有承认罢工权,但法律上也没有“禁止罢工”的规定,法律没有禁止的,就是允许的,而且《工会法》第二十五条已经规定,“发生停工、怠工事件,工会应当会同企业行政方面或者有关方面,协商解决职工提出的可以解决的合理的要求,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秩序。”这实际上是默认了罢工权。

  在种种难以说明的迷局下,中国工会该向何处去,实在难以断定。

  不过,早在50年代,鄧小平同志就以他特有的语言风格,极其通俗而又形象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工会的屁股应当坐在群众那里,企业中,行政应更多地从国家方面考虑问题,工会应当更多地站在群众方面看问题,代表群众的利益。”(《当代中国工人階級和工会运动纪事》第152 ~153 页)小平同志还特别提到工会要克服行政化倾向,不要“当行政的尾巴”,否则,就会“群众看党、政、工、团都是一伙子”。

  江澤民同志讲得也很明确,他在全总十一届三次主席团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如果工会根本不考虑工人群众的利益,在工人当中就站不住脚……工会就失去了自身的作用。因此,工会要有相对的独立性,要有一定的独立自主,而且一定要代表工人群众的利益。”

  新加坡副总理李显龙最近说,中国将会成为二十一世纪的“世界工厂”。随着中国加入WTO ,与世界经济的进一步融合,李显龙的这个预言肯定不会落空。但我们希望这个“世界工厂”不再象现在的许多“工厂”那样浸满了工人的血和泪,而是一个充满阳光、让工人能够从劳动中感受到快乐、获得尊严的地方!

  这一切的实现绝不是轻易的,需要包括中国工会在内的一切国内外关心中国工人命运的机构和人士共同努力!

  背景材料

  倍受关注的《工会法》修正案草案中的“法律责任条款”

  第四十七条工会对违反本法规定侵犯其合法权益的,有权提请人民政府予以处理,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四十八条违反本法第三条、第十一条规定,阻挠职工依法参加工会或者阻挠上级工会帮助、指导职工筹建工会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其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五万元以下罚款;以暴力、威胁等手段阻挠造成严重后果,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九条违反本法规定,对依法履行职责的工会工作人员进行打击报复或者无正当理由调动工作岗位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恢复原工作;造成损失的,给予赔偿;侮辱、诽谤或者进行人身伤害,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未构成犯罪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

  第五十条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恢复其工作,或者责令给予本人年收入二倍的赔偿:

  (一)职工因参加工会活动而被解除劳动合同的;

  (二)工会工作人员因履行职责而被解除劳动合同的。

  第五十一条违反本法有关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改正:

  (一)妨碍工会组织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和其他形式依法行使民主权利的;

  (二)非法撤销、合并工会组织的;

  (三)妨碍工会参加伤亡事故以及其他侵犯职工合法权益问题调查处理的。

  第五十二条违反本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规定,侵占工会经费和财产拒不返还的,

  工会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返还,并赔偿损失。

  作者: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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