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伯庆:不只是梦想

  (20世纪的一个不幸就是: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重任,是由愚昧和缺乏国际眼光的农民(意识)来担任。农民们追求的是“改朝换代”,自给自足的闭关锁国。他们幻想中的天朝仍然是“世界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在需要开放的20世纪 ,人们却比任何时代更忙于抓“汉奸”。)

  一百年前,虽然海船和铁路的发展造就了钢铁厂林立的烟囱,但是,20世纪开始时你若站在巴黎的香榭丽舍大道或是纽约的时代广场,看到仍然是来来往往的马车。银行家对不太安分守己的农民的儿子亨利福特的忠告是“马车仍将使用下去,汽车不过是新式玩具而已”。那时美国42%的劳动力是农民,男人的平均寿命是48岁。听天由命的人们有理由对新技术难以置信。

  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20世纪这样辉煌的发展。不必说百年一瞬人类所取得的工 业成就,试想1900年的人们能够相信今天美国只占3%的农业劳动力不仅养活了这个国家,小麦,棉花外销占世界出口的1/3,玉米,大豆外销占2/3吗?他们能够相信美国男人活到72岁只是平均寿命吗?那时颇负盛名的美国《妇女家庭》在1900年时对20世纪做了一些先见之明的预测,有一条还算大胆的预测是,20世纪末身体健康的男女将能够一鼓作气走完一英里。由此猜想你我这样的平常之躯在百年之前还可以号称是钢筋铁骨之人。

  这个世纪变化太大。我们只需要阅读20世纪第一章,就该知道今日的辉煌。

  首先是科学的进步。普朗克(1900)催生了量子物理学,为以后爱因斯坦的光电效应解释和玻尔的原子结构学说打下了基矗血型(兰达斯泰尔,1900),荷尔蒙(贝利斯,斯塔林,1902),基因假说(萨顿,1902)相继发现和发展出了。20世纪最有才气的科学家当数爱因斯坦。这位专利局的小职员在1905年发表了三篇论文,一篇是解释布朗运动,打消了科学家们对原子结构的疑虑;第二篇是关于光电效应,奠定了现代量子理论的基础,这篇论文得到了1921年的诺贝尔奖;第三篇介绍了相对论,这篇论文使他成为知识界家喻户晓的天才和思想家。

  19世纪是钢铁工业的时代,1901年摩根以4.92亿美元的天价收购钢铁大王卡内基的钢铁公司时说“我要祝贺你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那是百年前的美元,1901年开始颁发的诺贝尔奖每份才 4.2万美元,而今天诺奖大约百万美元。1901年美国得克萨斯州的石油开发,为了推销石油,除了照明外石油被用于动力燃料,推动了汽车和飞机的发展。

  亨利福特没有听从银行家的劝告,成立了“福特汽车公司”(1903),生产出了价格为850美元的T型车(1908),建立了流水生产线(1913)。生产线上的专业化分工与零件的标准化生产,使得1913年生产一辆汽车的工时由12.5小时降到约1.5小时,一个工人能干出原来四个人的活,车价降为440美元。福特的这一生产方式推动了低成本的大批量生产。效率的提高使福特公司实行了八小时工作制,把工资提高了一倍。大规模生产依赖大规模消费,大规模消费依赖低成本产品与劳动者的购买力。福特善待雇员可以说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后来有人说福特给工人支付高薪是为了扩大产品市常我想,讲这话的人可能是痛心被收买的工人不能打碎工资锁链,翻身求解放。与福特的相比,钢铁大王卡内基就有点“臭名昭著”了。虽然他后来把聚敛的钱财用做了社会公益,一位匹茨堡钢铁工人的后代告诉我,他不能原谅卡内基对他爷爷的血汗压榨。

  如果资本家们都象卡内基一样残酷剥削,工人们也许早就放下工具,拿起武器 ,敲响了资本主义的丧钟。1905年在芝加哥成立的世界产联在其宪章中声称:“只要数百万劳动人民还在挨饿受冻,少数人组成的剥削階級还拥有生活中所有美好事物,和平就不会真正到来。”一些人道主义者看到了资本原始积累的悲惨世界,规 划出了共产主义试验的蓝图。

  今天,工人和老板分享利润是美国公司的普遍实践。微软,美国线上,雅虎把自己成千上万的普通雇员变成了百万富翁。盖茨说“微软公司以股票期权方式让它的大部份雇员共享产权,…这也是美国所据有的一个优点,这一优点造就了数量巨大的暴发户。”技术人力资本的供应短缺使得资本家“致富不敢忘群众”。

  就在汽车工业大踏步地迈入黄金时代之际,1903年莱特兄弟在北卡州的一个小沙丘上试飞了一架木头和布做的飞机。在他们之前,德国的李连塔尔架驶滑翔机坠毁了。莱特兄弟的小飞机成功地飞行了161米,飞行高度是4.5米。莱特兄弟到处表演,家居西雅图的年轻人波音因此迷上了飞机,这位木材商的儿子创立了波音飞机公司。今天的波音也生产太空飞行器,恐怕充满想象的莱特兄弟也没有料到50多年后人类会进入太空时代。20世纪初时自负的精英们曾经断言:飞机在50年内将不能用作交通工具。

  1901年英国的弗莱明敲出了摩斯码,远在加拿大马可尼接收到了这一信号。开创了无线通信的先河。他们肯定不敢想象今天你我在家里手指一动,就能与万里之遥的朋友实现网上即时对话(IM)。这不是神话,繁星点点的卫星让我们生活在网上同步时代。20世纪的发展要归于科技和工业的贡献。生活在舒适的工业文明之中,我们举手投足皆得帮助,千里眼,顺风耳,飞毛腿早已神话成真。以至于有时科学被崇拜成了宗教。

  今天,我们也许难以体会前人的艰辛。让我们悲痛地做个假设:若是你我不幸生活在百年之前,虽然是一名伟大的工人階級,哪怕是在如日中天的大英帝国本土:每周工作52小时,吃着粗茶淡饭,没有工伤和医疗保险,平均寿命45岁大概也用不着退休保障。人生真是太苦了。当然,我们不必为今天的小康而沾沾自喜,科学家们预测21世末时人的平均寿命可达120岁,那时的人们将为你我过早夭折而洒下一掬同情之泪。

  不幸中的大幸是假设中的“你我”还是金发碧眼的英国人,如果19世纪末投胎在大清王朝,我们连这点可怜的假设都没有了。那时的一位英国作家说“做一个19 世纪的中国人,真是一种苦刑。”

  19世纪末的中国的确是内忧外患,民不聊生。太平天国之乱,涂炭了中国最富裕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所谓“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的杭州城由战前的80多万人降到 7万多,十室九空。在内战中是堪称好手的大清政府消灭了长毛和捻军,转身来对付洋人时却一败涂地。中英《南京条约》,中英法《北京条约》,中俄《瑷珲条约》,中日《马关条约》,一连串的割地和赔款。

  地割多了不是地,香港,台湾是小意思,中俄25年内签了四个条约,共割地161 万平方公里;钱赔多了不是钱,1895年的《马关条约》赔银二亿两,日本人工业发展的资本原始积累多亏了咱中国人赞助。难得的是官府还不自满,六年后的《辛丑条约》打破了这个纪录,赔银4.5亿两(本息为9.8亿)。中国白银是“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中国应当对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

  应该领风气之先,率领全国人民开展革新图强的城市精英们却是“男人一杆烟枪,女人两只小脚”。官员们签订割地条约时面带笑容让洋人都搞不懂是谁赔谁赚?军人们押送战败赔银走在大街上照常耀武扬威,老百姓看官府的割地告示如同观街头杂耍一样麻木不仁。

  来华开厂的洋商们没有料到的是,如此麻木的人民居然心灵手巧,可以训练为世界第一流的工人。他们更为高兴的是,20世纪末重返中国大陆时,洋商们仍然能有用之不竭的廉价中国劳工们生产着需要巧手的产品。这么聪明的人民,难为他们百年来的耐心等待。也许洋人们想问,这百年中国人干什么去了?

  官府也想振振国威,1888年成立的北洋海军惨淡经营了六年,1894年甲午海战顿时灰飞烟灭。你可以说那是孙子打爷爷,严重的问题是教育蛮夷要拜服中国文化。1895年李鸿章宴请美国前总统格兰特,70道中国大菜让世界外交界叹为观止,一时传为佳话。可惜,开餐馆的李中堂到底没能挡住八国联军,咽气前他签下了庚子赔款。

  老百姓也想爱国,颇有小聪明的一些人当然不会象洋人那样撅着屁股干上百年“傻活”,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相反,他们英勇地在家门口捕杀那些敢于放单的洋人,毁铁路,割电线,奋不顾身地围攻使馆,火烧教堂。西什库教堂久攻不下,国务院“攻西领导小组”组长刚毅同志急了(军机大臣,督阵西什库),义和团大师兄解释说,功亏一篑,只可惜教堂顶楼的洋女人用光腚破了俺的义和神功。其实,连董福祥将军率领的西北野战军(甘军)也都没打垮龟缩在北京使馆区的一小撮列强及其太太们。

  20世纪的一个不幸就是: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重任,是由愚昧和缺乏国际眼光的农民(意识)来担任。农民们追求的是“改朝换代”,自给自足的闭关锁国。他们幻想中的天朝仍然是“世界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在需要开放的20世纪 ,人们却比任何时代更忙于抓“汉奸”。

  民族主义是落后国家奋发的重要动力,错用来“排外”伤害的是自己。刚毅之流的“爱国”知识分子们是否同意这样的批评:是他们继续了中国社会的落后?他们放纵自己的仇外情绪以博清名是对中国进步的破坏?

  鬼子的确欺人太甚,连被骂是“崇洋媚外”的荣禄(大学士,军机大臣)也叹道:“洋人入侵不断,凌辱不止。上至王公大臣,下至百姓黎民,莫不深受其害,此诚不可否认者也”。因此,一些洋务派才提倡韬光养晦,卧薪尝胆,并非置民族文化与利益于不顾。

  相反,鄙薄时务的士大夫们慷慨地放下了正在把玩的姨太太的金莲,大声疾呼“中国可以说不”。搞得老佛爷以为民气可恃,遂向11国列强同时宣战。“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宣战诏书铿锵有力,掷地有声。这一仗没费时间就把紫京城给丢了。自古书生多好战,从来轻浮皆误国。

  20世纪中国是由义和团运动拉开序幕,这一运动并没有解决日益衰弱的中国免于列强的欺压。庚子赔款掏空了国家的身子,八国联军的大炮轰掉了民众对官府的最后一点幻想。改良与革命分道扬镳:革命者想的是政治革命建立共和,种族革命推翻满清,社会革命提倡民生;改良者只想君主立宪的政治革命。

  清朝对政治改革的拖延最终导致了暴力革命。中国以后的激烈变革对民众来讲是过于痛苦了。老舍先生的“茶馆”说出了许多人的感叹:“北洋不如大清,民国不如北洋”。六朝旧事,寒烟衰草,数百年积弱,一朝难返。

  革命家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改朝换代,清廷为保政权不得不改。“商而优则仕”,1904年清廷颁布《奖励公司章程》,集股50万-5000万经商者,赏七品至一品顶戴,1906年颁布“奖励商勋章程”,懂技术或有发明的人赏四品至二品顶戴。慈禧同志终于明白了“发展才是硬道理”。一时间开矿办厂蔚然成风,改革开放奉为基本国策,而这一切对于避免革命来说已经是太晚了。七十多年后,折腾得揭不开锅的革命群众又想起了曾有的国策。

  回头看来,容忍“不太公平”的财富积累?或是摧毁旧的体制和财富重头开始?把今天农村里的致富带头人和革命前的地主们相比,把私营经济的老总们和革命前的民族资本家相比,中国是否绕过了资本积累的初级阶段吗?今天的致富带头人更好吗?

  20世纪我们忙了些什么?读一读各个时期的大事和数据就知道了。如果美国也经历中国那么多的内战和运动,再多的家底和机会也耗完了。今天,站在又一个世纪之交,我们这个感情充沛的民族,特别是知识分子,是否多了一份稳重?或许我们不再起哄?因为实在是没有捷径奇迹可以让一个落后大国免于苦干。每个人尽己所能,埋头劳动一个百年,繁荣富强就不只是梦想。

原载[读者周刊]

  作者:王伯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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