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云飞:WTO背景下的中国收入差距

  收入差距第一级:农民收入排徊在社会低层

  一个基本事实:城乡居民间收入差距明显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农民的收入有了较大增长,但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体制到目前并没有改变。9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农产品价格大幅度下降,农业收入大幅度减少,同时非农产业中就业的农民工受到排斥,来自农业以外的收入减少,而农民的税费负担却时有增加,导致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改革开放之初,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2.57:1 ,而2000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人之比则达到2.79:l.另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字,今年第二季度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26 元,其中上海最高,达到943.9 元,山西最低,为391.9 元。2000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2434元,其中也是上海最高,达到5914.9元,贵州最低,为1136.4元。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最高与最低的省际差表现为2.4的倍数关系。这也就是说,一方面收入差距在农村表现得比城镇强烈,一方面东部与中西部居民收入差距明显。另外,农村内部收入差距也呈扩大之势。受非农产业发展的影响,从事农业的家庭与从事非农产业的家庭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两次住户调查,1988年-1995 年,农村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从0.338 上升到0.416.尽管粮食价格的上调会在一定程度上缩小收入差距,但往往被各种乱收费而抵消。据国家统计局的估计,1995年以来,农户纯收人的基尼系数并没有出现缩小的势头,一直在0.34上下波动。最新公布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白皮书显示,农村尚有3000万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贫困人口。根据大多数学者的估计,目前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为0.45,按照国际通行的针法,基尼系数超过0.4 的国家就属于收入分配极不均等的国家。

  一个沉重话题,WTO 提醒农民要小心

  加入WTO 对农民的影响,一是通过农业生产直接影响农民生活,二是通过乡镇企业间接影响农民生活。我国加入WTO 后,世贸组织运行规则对我国农业发展的影响是双重的。农业问题专家认为,通过与世界市场接轨和分享国际市场,我们可以获得有利的影响;但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约束,国外农产品对我国市场的冲击,则会给我国农业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WTO 规则的约束缩小了我国政府对农业的宏观支持空间- 加入WTO 后,我国将失去所有保护农产品的非关税手段,国内市场仅剩关税这一唯一的保护措施,国外农产品会对国内农产品生产形成一定冲击,将直接影响农民的收入。另外,大量乡镇企业倍受冲击,农民从乡镇企业获得的收入补贴也会明显减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陆文强研究员曾经系统分析过加入WTO 对我国粮食、油料、棉花、食糖、羊毛、水果、水产品、水果等主要农产品的影响。该研究认为,在今后较长时期内,我国国内粮食价格高于国际市场已成定局,粮食生产将面临国际市场的压力。而我国农业竞争力还存在以下主要问题:一是我国农产品质量低劣,加工水平落后。二是农业科技含量低,农产品生产成本高。三是流通体系不健全、营销方式落后、中间环节成本过高以及产品标准化水平较低。四是食品卫生安全方面存在问题,严重影响出口。加入WTO,不仅意味着我国农产品市场开放度加大,也意味着我国农业对国际市场依赖度的提高,面对这样的新形势,农民增收的任务就显得更加沉重。广大市、县、乡干部重任在肩。

  一个必然趋势:家庭承包经营的二次飞跃是农民增收的必由之路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和发展,我国农业进入了主要农产品由长期短缺到总量基本平衡的新的历史阶段,但这时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即如上所述的主要农产品相对过剩、供大于求,国家粮食库存积压严重,农业效益下降,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严重受挫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全面总结20多年来家庭联产承包制的今后路向。一个基本判断是,家庭联产承包制仍是今后我国农业经济发展和农村社会稳定的基础,但家庭联产承包制的第二个飞跃已迫在眉睫。这一判断与另一个判断绝不矛盾,那就是把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中转移出来,消除农民身上与生俱来的” 农民” 铬印,让农民自愿变成自由民。” 农民” 不是天然的分工,而是社会角色选择的结果。一句话,让想种地的人去种地,让想当农民的人去当农民。但这一个农民已不是那一个农民。事实上,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鄧小平同志就提出过” 两个飞跃” 的思想。他指出” 中国社會主義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江总书记也明确指出,从” 实践看,家庭经营再加上社会化服务体系,能够容纳不同水平的农业生产力,既适应传统农业,也适应现代农业,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旺盛的生命力,不存在生产力水平提高以后就要改变家庭经营的问题”.其实,社会大生产和小生产并不是绝对对立的。规模的大小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的,有一个由小到大的成长过程。任何事物都有人中小之分,并不是越大越好。办工业不可能都是大工厂,必然同时存在中型、小型,甚至家庭工厂,但农业经济的发展规律必然要求走出一家一户的生产经营模式,实现社会化规模化大生产,这是被许多国家的实践证明了的。当然,我们要正确理解两个飞跃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家庭承包经营同规模经营的关系。实际上两者之间并不是矛盾的、对立的,更不是后者对前者的根本否定。实行集约化、规模化经营和社会化管理,不是对家庭承包经营的否定,而是在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实现的。实践证明,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中国农民已经创造出许多适应各地不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多种经营形式。如在一些地方正在偿试的公司+农户、土地流转等。有专家指出,加入WTO ,我国农业将逐步融入世界经济的主流,同时农业、农村要实现现代化,确实需要用适度规模经营等办法,解决农户分散经营与市场对接问题。要在坚持家庭经营制度长期不变的基础上,通过加快和深化农村市场化改革,创新生产经营组织和社会化服务组织制度等办法解决。我国的实践证明:农业生产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企业化管理,能有效组织分散的农户进行社会化大生产;用产业化链条能够从纵横几个方面链接千万个分散农户;深化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再加上有效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也能解决小农户与大市场的矛盾。专家们还认为,建立土地市场的出发点是用市场调节逐渐取代行政调整土地。实践证明,过去依靠行政调整土地的做法弊大于利。通过市场调节对于解决农民人地矛盾、干部寻租等问题都有好处。坚持农民土地使用权”30 年不变” ,并不是土地流转的障碍,而且建立土地流转机制是家庭承包经营制度题中应有之义。明晰的物权,无争议的土地边界是土地进入市场的必备条件,用法律保障长期而稳定的土地承包权是土地流转的基础。而惟一必须首先考虑的,就是如何把农民从土地上转移出来,把农民的规模减下来,把土地集中起来。农民没有转移之前,过早地打土地的主意,会走弯路。另外,土地股份制也是解决规模经营和产业化发展的办法之一,在尊重群众意愿的基础上,使土地承包使用权入股,从而形成一定的规模。但这种形式只能是农村生产经营组织形式之一,而且也只能逐步地发展。要坚决制止政府推动或采取强制性措施推行农民” 股民化” 运动。

  一个小小请求:平等善待农民工

  这是我国著名国情研究专家、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说的一句话,说得让人心里不是滋味。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不久前在新出的一期《中国国情分析研究报告》中,对中国大规模的” 农民工进城现象” ,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研究,作为该中心著名专家,胡鞍钢呼吁中国政府部门以及社会各界,应平等友好善待农民工。胡鞍钢认为,大量农民工进城能够促进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世界银行1997年就提供数据表明,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对中国经济增长率的贡献约有一个百分点。研究还发现,中国愈是经济增长快的地区,吸收农民工就愈多,反过来又进一步刺激了当地经济增长,形成良性循环。同时,很多农民都把外出打工的钱投人到农业生产上,因而农民工的劳务收入已成为中国农村脱贫致富的重要手段;农民工进城在一定程度上带动和扩大了内需;农民进城务工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渠道;农民工进城还有助于缩小城乡差距,长期以来城乡隔绝与对立的不公平和不公证的局面,也有望逐步从根本上解决。到2020年,中国至少还将有3 亿农村人口、相当于一个多美国的人口转移到城市。胡鞍钢表示,从长远发展看,政府应当制定公平的农民工就业政策,平等友好并善待农民工。

  收入差距第二级:城市居民收入日渐缺乏稳定性

  一个定性分析: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更需关注

  在收入差距的影响上,社会关注更多的是城乡收入差距的问题。对城乡收入差距不公平程度扩大的严重性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影响的认识,已基本形成共识(如上所述)。但是,在中国城乡二元经济分割仍然突出的经济社会背景下,城镇与农村的收入差距问题都具有各自相对的独立性。而其中城镇的收入差距问题又因其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经济社会发展及改革的推进对城镇产生的特殊影响,使得城镇收入差距的变动具有较强的特殊性。通过对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及其适度性的判断分析,将有助于我们更加深人地认识全国的收入差距问题。无论是从收入分配的多种理论中,还是从世界各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践,都可以看到收入分配的影响集中体现在经济增长和社会秩序稳定性两个方面。这是两个相互独立、又相互影响的领域。应当说,这两个方面不存在根本的对立和冲突。但是,在不同的外部条件作用下,其矛盾的尖锐程度是不同的。从世界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情况看,在促进经济增长为目标的体制改革中,必然产生不均等的分配。不均等分配在一部分人手中形成的资本积累及较高的购买力,成为这一时期刺激经济增长的动力。这一点在增长的早期阶段表现得尤为突出。但高效经济增长的同时,又带来了失业人数的增加和贫困人群的扩大。当这一矛盾发展到人们承受力的极限之上时,就会发生严重的社会冲突,以致影响国民经济正常持续地增长。一般来说,极端化的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激励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由此而带来的公众的不公平感上升和社会承受力下降,则成为制约前者的最终界限。因此,判断和把握收入差距的适度性问题,就成为政府决策中至关重要的一个问题。

  一个理论提示:边缘社会群体承受力下降个人收入分配是各个社会成员经济利益分配的最终体现,具有很强的社会敏感性。收入分配是否合理,会直接影响社会成员的社会心态的平和程度、社会关系的协调程度和社会形势的稳定程度。在收入分配均等程度不同的社会,社会的稳定性表现为不同的特征。在贫富悬殊的社会,收入分配对社会稳定的影响更多地表现为社会秩序的混乱。这个问题在转型社会中尤为突出。社会的转型必须是要由改革推动的,但改革本身就是对社会成员间的利益调整,改革的推进和目标的实现过程,同时就是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丧失或只得到很少利益,而另一部分人得到利益或得到更多利益的过程。如果这种改革使社会利益格局形成定式,并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使受益人群更多地受益,受损人群更多勉受损,就会形成贫富悬殊的社会特征。贫困阶层不断扩大并日益边缘化,必然引发杜会成员对社会的不清情绪,继而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使社会秩序混乱无序,从而造成社会形势的动荡不安。社会转型,X 会使不同人群的社会地位发生显著的更迭,一部分人由原来的社会主人地位,一落千丈为社会底层,而另一部分人从平庸的社会地位一跃而为社会上层。这对成为社会下层的群体来讲,会产生严重的心理失衡和强烈的失落感,极易产生与社会的对抗行为,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对于社会地位上升的群体来讲,就会提出与自己的经济状况相适应的政治和社会要求,迫切要求改变原有的分配格局,改变与原来阶层相适应的道德标准,而形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而收入差距过大,将会大大强化这种动荡性,使社会成员尤其是沦为社会底层的社会成员的心理承受力极度下降,从而促发杜会阶层矛盾激化和社会秩序恶化。有人考察了30个国家收入不平等与政治动乱之间的关系后发现,在18个国家中,税前收入不平等与死于政治冲突的人数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34;12个国家中,税后收入不平等与政治冲突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36. 社会收入分配不公平现象造成的低收人群体日益边缘化是社会稳定的潜在危胁,它通过社会成员主观心理感受的积聚进而形成一定的社会行为来体现。因此,可以说,社会成员的主观心理承受力高低是衡量社会稳定程度重要尺度。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划分,主观承受力至少应由如下几种要素构成:理解能力、应激能力、耐压能力、平衡能力。其中理解能力是最重要的因素,它最能体现相会成员主观感受水平。其他能力均以此为基础。理解能力,是指对所要感受的问题的认识水平。一般来说,认识水平越高,理解力越强,承受力也越大。理解力往往是社会成员通过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的付出与所得的比率在与他人的这一比率的横向(社会的)比较及自已纵向的(历史的)比较中实现的。应激能力,是指群体面临突发情况时重新控制的能力。应激能力应是以理解能力为基础的,并受理解能力的制约。耐压能力,是指群体在诸如收入差距的扩大中所能忍受压力的范围。压力过大,超过了所能忍受的范围,人们的社会行为将会出现异常,或是出现沉默、麻木,或是出现攻击性行为。平衡能力,是指人们在认知、情绪或情感及反映等方面的综合调节能力。良好的平衡能力可以弥补上述三种能力的消极作用。关注社会转型期收入差距的彤晌问题,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边缘化问题,并作出相关正确决策,是当前领导决策的重要内容之一。

  一个专家提醒:失业者可能会被社会永远淘汰

  一位专家的观点很值得回味,他说:” 在八十年代,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关系,呈现为这样一种逻辑:即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会导致社会生活状况的自然改善。而到九十年代以后,情况发生明显的变化,原来那种经济增长可以” 自然地” 导致社会生活状况改变的逻辑不复存在了。经济虽然在增长,但一些社会问题却日益让人们担心,劳动就业问题就是其中之一”.说这句话的是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孙立平教授。他关于就业问题的一系列提示对于我们更深人地理解当前城镇居民收入差距问题有所帮助。失业是一种社会结构断裂。对于中国近年来大量失业和下岗现象,人们的解释源自三个角度。一是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和普遍亏损;二是连年的经济不景气;三是产业结构转换。总之,都是一些暂时性原因。于是,人们(也包括政策制定者)认为:失业或下岗是由某些暂时性原因造成的,一旦这些暂时性的问题得到解决,失业者将重新获得就业机会。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人们对” 再就业” 机会寄予厚望。并不是说上面三个问题不是原因。但事实是,由于新的技术革命,一些传统的职业正在被淘汰。当然会有一些新的职业被创造出来。但如果观察失业和下岗群体的状况,再看看新创造出来的职业的需求,就会发现,新的工作位置并没有多少是为失业或下岗者准备的。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图海纳(TOURAINE)分析法国社会结构的变化,他打比喻说,法国过去的社会结构是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而今天则是一场马拉松,人们像在跑马拉松比赛,每跑一段,都会有人掉队。他认为,当前在法国还能继续跑下去的只有四五百万人,其余的都是掉队者。坚持跑下去的,就是那些被吸纳进国际经济新秩序中去的就业者;而掉了队的,则被新的社会秩序甩了出去。这一点很重要。如果将现在的失业或下岗现象仅仅看作是由于某些暂时性的原因,那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就是创造再就业机会;如果承认这些失业和下岗者永远都很难回到社会的主导产业中去,甚至无法找到稳定的就业机会,那么,就需要在创造边缘性就业机会的同时,做出某种制度性的安排,保障他们的基本经济和社会需求。两种不同的思路,具有完全不同的政策含义。对此,国家经贸委主任李荣融也坦承,随着国有企业改革步伐的加快,中国的下岗人数有所增加,对下岗人员的安排难度已经越来越大。他说,到今年上半年为止,国有企业下岗职工1600万人,其中实现再就业的有1200万人,剩下的人员中有近一半进人了社会保障体系。另一半则在接受就业培训。减轻失业对社会秩序的冲击。面对巨大的献仙库山。赤一击苗圃内营椰的婉决办法仍将起一定的作用。首先在政策上,需要把增加就业机会作为重要目标之一,而不能走” 没有就业机会增加的经济增长” 的老路。就现在而言,应当考虑如下措施。一是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在重视新兴产业发展的同时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二是积极推进城市化进程,特别是发展大城市,利用大城市的职业生态,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而那种认为农民进城会加剧城市失业现象的看法是片面的;三是发展普通高中、职业高中、专业技术学校以及高等教育,以延缓适龄青年就业。现在必须正视的问题是,在短时间内,起码在20年内,我们恐怕没有能力完全解决如此众多的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在这段时间里,可能我们尽了最大努力,并且假定政策措施完全到位,可能还是不能完全解决中国的就业问题。因此,现在需要做的,除了尽可能地创造就业机会之外,就是要制定正确的政策相相应的制度安排,尽可能地保障失业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并在此基础上,尽可能地降低高失业率对社会秩序的冲击。就业与社会保障彻底分开。应当承认,由于总的资源有限其中包括就业机会,也包括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而现在的问题是,对于这些资源的分配,高度重叠。也就是说,现在许多的社会福利” 和社会保障,是跟秆就业走的。结果就造成了这样的现象:你就业了,就有了工资收入,也就有了医疗的保障,也还会有许多其他方面的福利。相反,如果你没有工作,也就没有医疗的保障,没有养老的保障,甚至你的孩子要上好一点的学校,也要比有工作有单位的人花更多的钱。因为现在相当一部分社会福利还是由单位来提供的。失业意味着没有工作单位,也就意味着提供社会福利的源泉没有了。这种状况的结果,就是资源过于集中在一部分人的手中。问题是总的资源很有限。这就形成了一种现象:一部分人既有工作,有货币收入,X 有社会保障;另一部分人,既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又没有社会保障。这说明目前的制度安排有问题。应当将就业和社会保障彻底分开。社会保障的作用,应当是” 雪中送炭” ,而不是” 锦上添花”.也许应当考虑,对于已经就业的人,可以将社会保障压到最低限度。因为已经就业的人,有货币性收入,应付生活危机的能力强。同时,对于失业的人,提供必要的社会保障,并在其他的社会福利上做出安排。这样,就可以使得一部分失业的人不再要求重新就业。

  收入差距第三级:既得利益群体导致收入差距扩大

  一个大致估算: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收入差5 倍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收入最高的是电力和煤气业,最低的是服务业,前者收入是后者的2.17倍。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垄断行业与竞争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一度曾有所缩小,1991年我国电力、煤气和水的生产和供应部门和金融保险业与非垄断的制造业职工的人均工资之比降至1.28:0.93:1.0.最近十年,垄断行业与一般竞争行业的收入差距呈现扩大态势。1999年,电力、煤气和水的生产和供应部门和金融保险业等垄断部门与制造业职工的人均工资之比已扩大到1.48:1.55:1.0 ,大约5 倍。近十余年,垄断行业利用其垄断地位,获得高额垄断利润。这些利润中,除了一部分上缴财政外,大部分成为职工的高额工资和福利,由此导致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职工收入差距扩大。一个无人应答的问题:谁是” 既得利益者” 江澤民同志在” 七一” 重要讲话中告诫我们:” 所有党员干部必须真正代表人民掌好权、用好权,而绝不允许形成既得利益集团。”<<中国青年报>>在一篇文章中分析说,所谓既得利益,是指一些党员干部把党和人民赋予的职权,把自己的地位、影响和工作条件,看成是个人利益和私有财产,不是用这些职权和条件为党、为人民更好地工作,而是用来为自己捞取不合理的、非法的私利,有的甚至把这些东西看成是谁也碰不得、动不得的私有财产,并想方设法去维护和扩大这种利益的一种错误思想倾向。一个政党这种既得利益的思想倾向如果长期得不到纠正,便会逐渐形成一个既得利益集团。在政治上违背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经济上大肆侵吞财物,中饱私囊,造成社会收入差距的畸形放大。中国共产党是用科学理论武装、由先进分子组成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先进政党,它理所当然地要防止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但进一步来看,对” 既得利益集团” 的认识恐怕还不仅仅这些。所谓” 既得利益” ,顾名思义,是指已经获得的利益。” 既得利益集团” ,它的前提是已经获得了某些利益,由于利益的相同而自然形成的某种群体。并且这些群体或因身居高位,或因大权在握,因而已经形成一种力量。江澤民同志说” 绝不允许形成既得利益集团” ,其重点在于不仅不允许党员千部以权谋私,获得那些本不该获得的利益。更不能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形成组织,形成群体,说白一点就是抱成团来维护自己的小团体利益。相反,如果不能阻止党员千部的以权谋私,也就很难阻止这种” 集团” 的形成。本来,” 既得利益” 是一个中性词语,它并不天然地含有贬义,而要看这种利益是通过何种手段获得的。比如,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在农村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广大农民就是这一改革的” 既得利益者”.又比如,后来我们又允许和鼓励非公经济发展,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们就成为” 既得利益者”.但这些利益的获得,都是合法的、应该的。江澤民讲话中的” 既得利益集团” ,显然不是指上述这些改革的” 既得利益者” ,而是指党员千部以权谋私、非法地获得利益并由此形成的” 集团”.目前,这种” 既得利益” 的” 集团” 有形成的苗头,特别是在一些具有行政垄断性的特点的垄断部门和垄断行业,许多隐性收入、灰色收入甚至黑色收入已经近乎疯狂,这是我们绝不允许的。

  一个奇特现象:垄断群体躲在计划经济的旧堡垒中

  收入问题的实质是一个平等和效率的权衡问题。而平等有机会的平等与结果的平等两种,机会的平等又称为起点的平等。当前,我国社会收入差距的问题之所以引起人们如此的重视,问题不是出在正式的或公开的那一块,而主要是出现在大量灰色收入甚至黑色收入部分,即腐败收人的日渐突出。可以说,正是由于大量腐败现象的存在造成了人们在收人机会上的不平等,比如,在国有资产的重新量定中,掌权者可以毫不费力地偷梁换柱,侵吞公共财产,而像电信、电力、铁路这些长期被” 独此一家” 的国有企业垄断的领域,自然享受着无比优厚的垄断利润。一个十分奇特的现象就是,在改革开放20多年后的今天,市场经济的改革已渗透到社会经济的各个层面,一大群聚居在垄断部门中的既得利益群体正在用计划经济的矛来攻击市场经济之盾- 对于有利于市场化改革而不利于其一己利益的改革变相反对,而且是冠冕堂皇。这些既得利益者群体中,最难扫除的是那些掌握着相当权利的腐败分子,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腐败分子只是党的干部队伍中的少数一部分人,但他们造成的社会危害则非常巨大。以最近判处的沈阳” 慕马” 大案为例,其贪污受贿数额之大,情节之恶劣,涉案人数之多,建国以来少有;厦门远华走私案,在所谓的” 红楼” 展出现场,高档防弹奔驰车、豪华别墅,无不对众多低收入者造成了强大的心理刺激。一日不把这种腐败行为彻底清除,社会收入差距问题一日无法得到彻底解决。既得利益者的存在无疑是我国社会收入差距的一个火药桶。好在这种垄断正被既将来到的WTO 吹开了口子。再加之我国不断加大的反腐败力度,让那些高居权力宝座的腐败分子踉铛入狱。不能不说,这种日益加大的力度和不断表现得强烈的决心对缓解由此而造成的社会心理失衡起到了一定程度修复的作用。

  收入差距第四级:入世可能使收入差距雪上加霜

  欧盟委员会主席普罗迪最近撰文指出,全球化带来了机会,同时也产生了”三个不公正” ,即发达国家内部贫富不均和社会断层加大;发达国家与贫穷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增长水平与社会福利水平差距加大。统计数字支持了他的观点。最近几十年,在一些国家与世界经济逐步融为一体的过程中,多数国家收入分配不均的状况恶化了:美国的低技术劳动力的收入的确相对下降了;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在过去30多年实行自由贸易的过程中,其国内的收入差距也明显扩大了。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1960年最富有的20个国家的人均GDP 是最贫穷的20个国家的15倍,但是现在达到了30倍。然而,我们也可以找到另外一些例子,说明一些国家(地区)与全球经济融为一体的过程中,其收入分配不均的状况得到了改善,例如少数几个东亚经济体。但是,应该注意到,这些都是地域狭小、经济规模不大的经济体。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将由以前的有限领域和地域的对外开放转变为所有领域和地区的全方位对外开放;由以出台特殊政策为主导的开放转变为以WTO 法律框架为依据的开放;由以我为主的主动开放转变为严格按照我国与WTO 共同制定的时间表逐步开放。毫无疑问,入世将加速我国经济的全球化进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表明,经济全球化有助于推动经济增长,但不利于缩小收入差距。入世意味着我国经济的全球化进程将会加快,因此入世将有利于经济增长,但是却不利千缩小收入差距。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和网络经济的发展,在资金、技术(知识)、基础设施(包括网络基础设施)、人力资源和区位等方面都处于优势的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仍将会继续快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同样的道理,城市的经济增长也将继续快于农村。增长差距必然导致收入差距。另外,入世后,国外企业将会大举登陆我国,它们将雇佣更多的中国雇员。一般说来,外企的工资明显高于国内企业,因此,外企的增加将会拉大外企与国内企业之间的收入差距。而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国内高科技人才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水平也将会逐步向国际市场的标准靠拢,因此,人世后他们的收入也将会有一个较快的增长。不然的话,中国的高科技人才就会外流。而高科技人才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企业为了稳定高科技人才必然会不断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所以说,争夺人才的竞争将会推动高科技人才和高级管理人才收入的大幅度增长。而所有这一切都表明,这些因素都不利千缩小居民收入差距。

  无法终结的结语缩小收入差距问题是一场长期的持久战,是我国产、官、学面对的一个新课题,当前,我们只能从WTO 的思维出发,全面审视这一问题的艰巨性和长期性。取消” 城乡壁垒” 政策,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尽快改革我国的户籍制度,有计划地加快推进城市化,让更多的农民参与城市经济活动,增加农民人均占有资源,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根本途径。调整地区经济政策。加快西部大开发。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资金、技术和劳动力总体素质均不如东部地区,要使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快于东部地区,必须给予它们特殊的政策。这是加快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缩小我国地区差距的基本保证。整顿市场秩序,打击违法经营者。必须整顿市场秩序,加强市场管理,重拳打击违法经营者,为所有市场经济主体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加强对垄断行业的监管。按照国际惯例提高一些垄断行业的市场准入程度,引入竞争机制,鼓励公平竞争,缩小国家垄断性行业的范围,有利于形成平均利润,减小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对少数必须由国家垄断经营的行业,要加强对其收入分配的控制和管理,防止该行业与其他行业收入差距过大。大力惩治腐败。以权谋私和垄断资源以及由此产生的” 灰色” 分配,是造成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主要原因之一。而进行非法交易、贪污受贿或者以权谋私等现象,则成为各种” 黑色” 收人的主要来源,加剧我国的收入分配不公。因此,惩治腐败是缩小收入差距的重要措施。必须推进体制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同时,充分利用媒体的力量,揭露腐败分子的罪行,严惩一切腐败分子。为了防止腐败,特别需要强化对权力的约束和民主监督,因为缺乏监督的权力势必造成腐败。

  摘自北京青年报网站

  作者:凌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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