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力工:“船已挤满”——西欧的难民问题

  近几年来,“船已挤满”这句话经常挂在西欧人的嘴边。言下之意,如不及时减少外国人在人口中所占比例,其国家就有倾覆、灭顶的危险。翻翻报章杂志还时可发现把“外籍工人”与“难民”混为一谈的现象。于是,出于经济发展需要而引进大量外籍劳工的事实逐渐淡化,代之而强调的则是“内外有别”和“外来的负担”,这样,自然使得社会地位本来就低劣的外籍劳工平白地又添加了一层精神负担。

  不言而喻,“船已挤满与否”是不难衡量的,载重量就是一个衡量尺度;然而评估“某一国里的外国人是否过多”,则除了往往说明不了任何问题的人口数字和失业率之外,似乎还存在着极易摆布的情绪因素。

  本文所要探讨的,除“人满为患”问题之外,还包括变幻莫测的情绪问题。

  外籍劳工的来由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东西两大阵营曾一度在社会制度上展开竞争。西欧诸国所采取的办法是,动用国家力量干预资本和建立福利制度,以求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实现某种程度的社会公正。对外,则向第三世界提供一些援助以示其承担国际责任意愿。这种策略与东欧集团所依循的斯大林式指令经济和“国际主义”相比较,不仅在经济成长上显示出更大优越性,甚至在政治文化上也对东欧人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以西德为例,1957年即已达到充分就业。1961年自东德构筑围墙、严禁人口外流之后,西德政府为解决劳动力不足问题便开始有计划地执行招募外籍劳工的政策。1973年,先后招聘的外籍劳工人数已达260万。此后,一方面高速经济成长的势头渐趋疲软,二方面又受石油危机的冲击,于是便着手裁减外籍劳工人数,致使1984年人数降低至160万人。随着八十年代的经济扩展和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外籍劳工人数于1990年又攀升到200万人左右(加上家属和为数不到50万的难民申请者总数则达500万人)。

  从这里,不难发现外籍工人的人数完全可通过行政手段有效地促使其增加或减少。然当前的情况却是:为求经济发展必须依赖庞大的外籍劳动力;但为达到某种政治目的却处处使这批“请来的客人”感到难以安身。这种不合理现象,自然得不到对外籍工人有直接需要的工商界的赞许,又明显地与社会公正原则相抵触。

  难民问题的来由

  国际上凡自认为先进、文明的国家多有向政治难民提供庇护的法律规定。实际上,八十年代以前,西方阵营各国对难民申请庇护的动机一向不加追究。当时凡脱离东欧“铁幕”者,不论是否提得出政治理由,均视为“政治难民”和受欢迎的“英雄人物”。随着经济、贸易、新闻媒介、旅游和文化交流的迅速发展,欧美文化、生活模式已普遍为全球各民族所接受。第三世界当中较优越者(如亚洲四小龙)多能成功地在本土建立类似的生活模式;而部分感到前途暗淡者则加入移民队伍,希冀在异国土地有飞黄腾达的一日。许多人一旦发现本身不具备移民或申请工作条件,便利用本国的确存在的政治迫害为藉口,以及真正动机不易为外国当局所甄别的弱点,提出政治庇护要求。据统计,政治庇护申请人中虽只有5% 可获得正式批准,但却有80% 左右仍可通过各种办法居留下来。自然,这80% 的“成功率”对许多人是极具吸引力和值得冒险一试的;而在某些有排外情绪的欧美人士的眼中,有关政治庇护的法律条例则是造成人满为患和必须加以堵塞的“漏洞”。

  以下针对“人满为患”问题,分别介绍全球的难民问题和来自东欧的难民情况(来自土耳其、印度、伊朗、斯里兰卡等地的难民人数远低于东欧,因此不另作讨论)。

  无助难民与自助难民

  据统计,目前全球难民人数共达1700万左右,其中约有十分之九散布在第三世界各地,亚洲有700万,非洲有500万。就个别国家而言,吸收难民人数最多者首推伊朗,440万名难民中半数来自阿富汗,半数来自伊拉克,占伊朗人口总数的10% (还不包括外籍工人)。使之与西德相较,西德的外国人(主要是外籍工人)占人口总数的7. 8% ;政治难民申请人所占比例则不到全人口的1% 。这里尤需强调的是,绝大多数因宗教信仰、政治倾向、种族肤色以及战争而流离失所的难民很少具有前往西欧、北美的手段。能够成功抵达该两地区者,无论是取道海、陆或空路,大多数属经济活跃人口(年轻人),并与国外亲友有一定联系。这批人之出走他乡,对原居住地而言,无疑会造成劳动力的损失;对于收容国,却能使劳动队伍更加壮大。两百年来,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就是靠这种性质的难民开创了经济繁荣的局面。

  东欧国家的难民情况

  如前所述,战后西欧国家对东欧难民采取鼓励、欢迎的态度,东欧各国先后有1100万人出走他乡,其中约有900万属少数民族或因宗教而受排斥的人士(前者如德意志人、犹太人,后者如保加利亚的伊斯兰教徒)。他们之所以能够移居外国,主要是受到别国政府或国际组织的支援。如今,这两部分人都已逐渐减少,不可能再突然形成难民潮而对西欧国家造成压力。许多人担心改革和自由化之后的东欧会有大批人口涌往西欧,然事实上,生活水准的差距并不一定会导致人口的大迁徙,否则就无法解释共同体内生活贫困的西班牙、葡萄牙人为何不大批迁移至富裕地区(六、七十年代葡萄牙人远走他乡是为了逃避兵役)。除此之外,据统计,东欧开放后前往西欧旅游的人士,98% 于旅游结束后又返回原居地。尽管如此,这两年来却时从东欧地区传出“将有数千万人口准备移居西欧”的流言。经调查证实,流言出处多为其国家当局,目的不外是利用西欧的恐惧心理制造紧张气氛,以图多争取点援助。迄今为止,真正试图以具体行动把这种威胁付诸实现的国家,也只有阿尔巴尼亚一个。然其自上而下有组织的“大逃亡”却受到西欧国家的有效抵制和谴责。这也是造成该政府其后瓦解的原因之一。另外,战乱也不一定造成越境逃亡,原因是战斗不可能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因此甲地受害者仍有逃亡至本国乙地的可能(此刻斯洛文尼亚的难民已达全人口的10% ,但却基本无人逃亡至他国)。经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证实,由战争所导致的大规模越境逃亡,多数均系由其当局蓄意造成,其目的在于藉难民所产生的混乱,促成敌对邻国社会的不安,且这类事件均发生在第三世界,对西欧并不造成威胁。

  既然东欧地区所余不多的“异己分子”、战乱、贫穷均不太可能对西欧国家造成威胁,西欧各国当局又可轻易地采取压缩外籍劳工人数的办法来抵御难民潮的“压力”,那么这些国家又是出于什么原因大造“船已挤满”的舆论,恶意借题夸大和渲染呢?

  谁在散布罪恶的种子?

  就心理学角度观之,人的“自卫”行为往往包括“转移他人视线”手段,即在不愿面对现实和逃避责任时,常倾向于把咎过转嫁至不相干的外人身上。如果该行为煽起了对外人的仇视和恐惧,则非但可以逃脱原该受到的指责,而且还会加强“自家人”的凝聚力和提高本身的地位。类似的例子在近几年内比比皆是,如保加利亚政府驱赶境内的土耳其人,如南斯拉夫政府无端地挑起阿尔巴尼亚人的“自治权”问题,如阿塞拜疆和阿美尼亚两当局挑拨两族人民之间的关系等等。自然,这种恶迹在西欧国家也不可能完全避免。除此之外,有殖民主义背景的西欧人数百年以来就留传下严重的种族歧视个性。那些惯于散布民族仇恨思想的先锋者在升平时代,或许得不到人们的同情,甚至成为取笑的对象,但如果适值其政府也处于必须逃避责任的“困难”时刻,则其排外主张便能争取到许多文化不高、社会地位低落和处境危殆的群众的支持。

  当前我们所处的时代毕竟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不同。惯于煽风点火的政客(如Populisten)自然不再会有当年希特勒取得政权的幸运,但是,从其所能争取到的选票多少,大致可作为衡量经济、政治、社会状况健全与否的指标。八十年代以来,东欧各国的经济濒临崩溃,“开放”、“缓和裁军”逐渐成为争取西方国家经济援助的手段。社会制度方面的竞争和压力一旦减弱或消失,西方国家便不约而同地采取减少福利措施、加税和减少对第三世界援助(包括减少留学生人数)的办法来应付愈演愈烈的财政赤字问题。这样一来,受害最烈者首推低收入阶层和第三世界赤贫国家。这时如果再乘机散布“第三世界赤贫大军侵扰欧美社会”的流言,自然会导致排外情绪高涨,而借口“船已挤满”大举排外也能从低阶层的选民中争取到更多的选票。此一情绪,用瑞典未来学家安德生的话来说,纯属“形而上学的忧虑”--用中国的成语来说,就是杞人忧天。然安德生的评语毕竟只是着眼于欧美发达国家的排外情绪,他所忽略的是,目前国际上所普遍存在和日益严重的“各扫门前雪”和“甩掉负担”的情绪,必然会导致国际和国内贫富两极分化的结果,而这结果的结果,将可能是在无可自辩的情况下,再次(或许通过一种新的形式)招回马克思的幽灵。

原载《欧华》92年5月

  作者:俞力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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