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菁:中日贸易战:一盘没有下完的棋

  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中国加入WTO 以及整体经济实力的增加,类似于中日之间贸易纠纷类似的摩擦会越来越多。理解并掌握参与世界经济角逐的游戏规则的重要性,在全球化背景下将愈发凸现。

  大葱与汽车之战

  “最近市场上的大葱贵了许多,都是‘贸易战’闹的。”正在日本名古屋大学留学的吕仁太在电话里向记者抱怨。自4 月22日,日本宣布对大葱、生香菇和蔺草席(作榻榻米用的灯芯草)这三种农产品启动为期200 天的“紧急保障措施”后,日本国内的大葱价格有了波动。

  最近一段时间,蔡晓永也显得兴致不高:“我手头上的生意暂时停下来了,现在没人敢进日本汽车。加收100%特别关税,谁那么傻现在买车?”蔡先生在北京专做代理进口汽车生意,6 月22日,中国政府宣布对日本汽车、手机和空调加征100%特别关税以来,“进口日本车全撂在天津保税区。”蔡晓永说,近来韩国车倒是“趁虚而入”,卖了不少。

  据介绍,目前国内可以进口汽车的口岸共6 个,北方主要是天津和大连两个保税区。大连保税区海关的一位姓陆的先生向记者介绍说,自实行特别关税以来,“日本车全停在那儿了,基本一辆也没卖动。”这些车加起来有3000多辆,“大连大概有六七十家汽车商,现在他们都挺着急的,但也只能等着”。天津保税区海关宣传科的陈先生则告诉记者,据他们9 月的统计,积压在该保税区的各种日本车共有3425辆,只有一辆三菱帕杰罗在加征特别关税后进口,“这么多的车压在这儿,这在天津保税区创了纪录”。陈先生说,目前这些车有分流倾向,但大量的仍积压于此,大概是厂商也在等待着这场贸易战的结束。

  中国进口汽车贸易中心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对他们公司来说,因为他们更多的是做欧美汽车代理,所以并不是“致命伤”。但一些专做日本汽车生意的公司则受伤不小,因为许多公司事先订了货,钱都预付给了厂商。不过这位先生相信,“这肯定是暂时的”。

  弥漫在中日两国之间的贸易战已持续了半年有余,目前仍无和解迹象。据统计,2000年中国对日出口的大葱总量约3.7 万吨,受影响最大的是山东省,该省蔬菜出口日本占全国出口蔬菜总量的70% ,此次受限制的大葱产地主要集中在安丘市。福建保鲜菇年产60万吨以上,每年出口日本的只有4.2 万吨,倒不会造成太大的创伤。另据中国海关统计,去年中日双边贸易额为831 亿美元(中日双方基本持平),大葱、香菇、蔺草席这三项农产品的出口贸易额约为1.5 亿美元,粗略算来,三者相加在两国贸易总额所占份额尚不足0.5%. 从中日两国贸易的整体情景来看,此番“中国大葱与日本汽车之战”似乎显得微不足道。

  但得注意的是,这是日本从1955年加入关贸总协定至今,第一次对别国采取的“紧急保障措施”。日本是我国农产品出口的第一大市场,近年来从中国进口的农产品年出口逾40亿美元,占中国全部农产品出口约30%.此次日本举起的“紧急限制进口”大旗和中国的强烈对应措施,其意义远远超出了数字本身。

  硝烟背后

  去年10月,朱总理访问日本。应电视台之邀,朱总理与在东京和大阪连线的100 多名日本民众直接对话,有一则对话令人印象深刻。一个50多岁的中年男子说,他是某农村生产蘑菇的农民,现在中国蘑菇大量出口到日本,给他们的生计带来一定影响,他提问的大意是问朱总理能否跟中国农民说一下,限制一下出口。朱总理微笑后的回答是,在贸易方面,不同的产品总会有不同问题产生,这需要两国政府以及企业来协调。或许早在那时,这场贸易战已初露端倪。

  初到日本时,日本老百姓买西瓜的方式给高益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中国买西瓜,都是整个整个买,有时甚至一下两三个。这在日本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日本的西瓜都是一牙一牙卖的,我刚开始还不明白为什么,一问价钱——就是太贵了。”高益民说,在6 月份还没有大量上市时,一个西瓜会卖到4000日元(合人民币280 元左右),最便宜时也要2000多日元(约140 元人民币)。

  日本农产品价格居高不下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日本国土面积小,生产规模小,形不成规模化生产,但相对而言,日本的工业现代化程度很高,大规模生产降低了生产成本,“农民怎么办?他们也得买车、也得盖房吧,因此就以提高农产品价格的方式取得一个平衡。”叶东亚博士说。农产品价格偏高,这理所当然地给农产品进口提供了市场空间。因此,中方的一个观点是,日本提出的紧急进口限制实际上就是限制正常贸易,在走向贸易保护主义。

  为启动紧急保障措施,日本官方准备了一份内容详尽的报告。在“进口增加的事实”一项里,以大葱为例,日方认为,从1999年到2000年,大葱进口量增长了16178 吨,已达37375 吨(附表1 )。但这份资料同时也承认,中国进口大葱的批发价只是日本同类产品的一半。大藏省也在1999年对大葱、香菇、蔺草席等6 种产品的主要进口国作了一个统计(附表2 )。据日方提供的数字,进口的这三项农产品中,98% 甚至99% 都来自中国。

  “对于日本的进口限制,许多中国人都觉得冤得慌。”叶东亚说,“其实,最早是许多日本商社看到了其中的利润点,1997年以后,日本的蔬菜长势也不太好。为了稳定供应,商社抓住商机,起初是从中国直接进口大葱,后来一些日本商社干脆在中国一些省份租用土地种大葱。可以说,在大葱出口问题上,日本的许多大商社都有利益在里面。所以这次事件给人的感觉是,你们自己人在这儿折腾什么?”不过,有趣的现象是,日本贸易振兴会经过调查得到的结论是,日本对三项中国农产品的限制实际起的作用值得怀疑。“对大葱的设限不会影响我们。”山东省安丘市东方红食品有限公司办公室的刘增艳对记者说。据刘增艳介绍,东方红食品公司同日本两家进口商合作,从1996年就取得1500吨的配额,连续出口三年还可获得20% 的增加配额,今年已出口超过2000吨。另一家大葱出口公司东方红食品公司由于拥有日方的进口配额,在这次日方设限之中出口量没有受到冲击。对此,一种刻薄的说法是,“日本人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贸易学院农业资源博士叶东亚说,因为许多农产品都是日本商社做代理,其实这些商社是受损失最大的一部分。

  谁的手先落下?

  11月29日,日本驻华使馆经济部一位参与中日双方谈判的官员,以不暴露其身份为条件接受了记者采访。因为正处于敏感期,这位官员回避了记者询问的有关谈判涉及的具体分歧及进展等问题。不过,对国内不少媒体将这场贸易争端形容为“由日方首先发起”的看法,他显然不太同意:“最近,我们注意到,中国的几项农产品有激增之势,对日本国内的产业形成一定威胁。以大葱为例,近5年来进口增加了25倍,增加得太厉害了。而且进口大葱的价格也越来越低,这对中国农民也没有什么好处。”这位官员认为,日本是完全按照WTO 规则提出的要求,不存在中日双方“谁应该对此负责”的问题。他告诉记者:“国与国发生贸易纠纷时,通常会采取两个措施,一个是anti-dumping(反倾销),一个是safeguard(紧急保障措施)。”中方对此的强烈反弹或许出乎日方预料,记者接触的日本方面的一致看法是,中国的报复措施不符合WTO 规则。日本贸易振兴会理事长田山襄认为,“从理论上讲,贸易对抗的金额应该相等。日本限制的三项农产品的总额是237 亿日元,但中国的报复性总额是666 亿日元——报复的金额为2.8 倍,这是不公平的。”另外,他认为日本的紧急保障措施只是暂时的,可中国现在还没有取消对日本汽车的限制。

  而一位中国的学者说,中国当时不是WTO 成员,按照本国的《对外贸易法》第六条而发动报复战,自然也是无可非议之事。但更有一种看法认为,中方的报复性措施是“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这一点,日本驻华使馆的经济部部长杉本信行也表示赞同。在三项产品中,日本手机由于采取与中国不同的制式,基本无法出口中国,日本空调基本是在中国本土生产,报复关税实际上只对汽车一项起作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猜测说,近年来中国的纺织品、机械等产品增长势头很猛,如果这次让步,中国担心由此会对其他产品带来不利影响。

  一个值得注意的信号是,现在的谈判规格为“司局级”,到了“副部级”才算是实质性的。所以,当记者问日本使馆经济部的那位官员在12月11日之前,“交战”双方是否在互相试探对方的底牌,他笑着说:“当然如此。”对于是否会将中日贸易争端纳入WTO 的解决方案,从记者的采访情况来判断,双方似乎都不期望走到这一步。这位使馆官员告诉记者:“日本一向是支持中国加入WTO 的,我们可不希望中国进入WTO 后的第一个官司就是和日本打。那样,日本国内也会不高兴,小泉首相也一直强调希望通过两国会谈的方式解决。”另外明年又是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双方都会避免制造破坏气氛的事件。日方一位工作人员的看法是:实际上这更是关乎“面子”的事情。问题是,日本先抬起了手,现在让他先放下,面子上也不是那么好看的。所以从某种角度上说,“最重要的是解决政治家的面子问题”。

  “两国发生贸易纠纷是很正常的。对中国来说,更容易发生贸易纠纷。这是因为,中国现在正处于上升阶段,而世界市场的范围和容量有限,发生矛盾是必然的。”一位从事中日贸易的中方人士对记者说,“这只是国际贸易里的一个正常事件,不要老提什么‘贸易战’,更没必要上升到民族问题的高度上来看待这件事。”“很简单,都是21世纪了,中国和日本谁离开谁也不好发展。”虽然事件的双方都通过媒体表达“不要将经济争端政治化”的信号,但这一事件仍被解读为更多地受了日本国内政治的干扰。对此,日本驻华使馆的官员含蓄地表示:“保护自己国家的农业是没人会反对的,当然政治原因肯定会有的,每一个政策的制定当然要考虑到许多人的意见。”日本丽泽大学研究日本经济的成相修教授则一语中的:“限制进口是森喜朗政策的延续,它不是失败,而是大失败,只是自民党对农民的一个表演而已。”叶东亚博士则认为:“政治家都有需要。虽然自民党过了去年7 月的参议院选举这一关,但以后还继续需要选票。”所以也有评论认为“紧急保障措施”是一种“政治作秀”。

  “从大形势上来看,日本对中国的整体经济形势呈现由攻到守的态势。发生这样的摩擦是必然的。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的民众,都需要一个心态的调整过程。”叶东亚认为。很显然,中日贸易这盘棋怎么下,双方都应从发展性和前瞻性的角度考虑。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贸易纠纷悬而未决之时,日本贸易振兴会提供的资料表明,2001年上半年中日两国的贸易额就达437 亿美元,预计全年贸易总额将突破900 亿美元。目前,中日贸易额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例为18% ,日本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日中贸易额占日本对外贸易总额的比例为10% ,仅次于对美贸易,中国是日本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日本著名的庆应大学教授小岛朋之的看法是:“经济交往就是磨合出一个利益的平衡点。其实我们日本政府和老百姓都知道,对中国的农产品限制进口并不是办法。日本现在对中国的感觉,就像70年代美国对日本的感觉一样。当时日本向美国出口了大量质好价低的商品,现在日本也感受到了来自中国同样的威胁。当时美国通过开发独特的高科技和服务而取得优势,我认为日本也应该走同样的路。”“无论如何,在全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的今天,中日两国已完全建立起一种无法割断的联系。”

  附文:“我们没有美梦”

  “我们日本人已经没有信心了。”在日本接触到的许多民众都这样直言不讳地告诉记者,毫不夸张地说,这种悲观的气氛弥漫于整个日本社会。

  岛信彦先生是日本著名的政治评论员。他告诉记者,在80年代日本经济发展劲头最好时,日本有个叫“用多少钱来购买世界”的娱乐节目,内容是让观众竞猜,如果购买世界名画、摩天大楼需要多少日元,“但是现在完全变了样。是全世界的发达国家拿着钱来购买日本企业”。

  “失去的十年”(Lost Decade )是近来在日本比较流行的一个说法。20世纪90年代,社会经济发展基本处于停滞状态,日本人认为是“失去的十年”,强烈渴望弥补这“失去的十年”。虽然一路高呼着改革的小泉纯一郎以高支持率当选为首相,大谈对日本进行“构造(结构)改革”,但是“小泉上台以来,仍看不出他有什么有效的办法。老百姓的工资持续下降,失业率高,光有痛苦,却看不到希望”。

  在日本,另一个比较流行的词是“中国威胁”(China Threat)。日本连续几年经济增长为零,眼下,失业人口比例在今年10月份达到5.4%,为战后最高水平。与此相反,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每年以7%~8%的速度上升,对外出口增长率更是以两位数增长,其发展势头之迅猛所引起的担忧或许不难理解。报纸上便公开地有“中国威胁论”的字眼。这种失落感不只是来自经济地位的担忧,“80年代日本影响力很大,但是进入21世纪,中国的影响力则是压倒性的”。一位日本的中国问题专家不无失意地对记者说。

  日本丽泽大学的成相修教授在与记者见面时,手里还拿着刚出的一本日文杂志。封面上的英文标题是《沸腾的中国》,这本杂志整整用了40页篇幅介绍日本企业在中国投资建厂的概况。成相修教授说,以前日本企业在中国设厂,最看重的是中国的工资水平低这一点。但现在,由于中国整体技术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企业纷纷停止在日本国内的生产而转到中国设厂,使日本出现了产业“空洞化”,增加了失业率。

  在日本经济新闻工作了多年的石塚雅彦先生的看法是,“中国与日本的六七十年代特别相似。中国现在充满活力,朝气十足,日本与此相反,经济不景气,人民很悲观。日本面临的问题是,我们看不到明天会怎么样,我们看不到美梦。但是我们都知道,这是日本的最后一个机会了。”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

  作者:李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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