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东平:调水不如节水

  今夏北部中国的酷热和大旱像1998年的洪水一样凸显了中华民族整体性的环境危机。松花江断航,白洋淀干涸,山西省多条大河断流,上百个城市被迫限水。全国670 座城市,400 座不同程度缺水,108 座严重缺水。近年因缺水造成的经济损失年均一千亿元左右。于是,南水北调、东水西调等种种调水方案重新出台。

  和三峡工程一样,南水北调工程也是源于50年代毛泽东的一句话。这两个大规模” 改造自然” 的工程计划都是在大跃进时代形成的。走向21世纪的中国人,理应对那个时代的决策和见识进行必要的反思。南水北调的前提是长江之水取之不尽、可任由调配。然而这并不是确定的事实。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期预计调入146 亿立方米的水,东线和西线工程总计每年从长江调水600 亿立方米。长江最终能否承受这种变化,尚无明确答案。由于地球环境的变化,近几十年来长江来水也在减少,近年更是出现少见的低水位。有人预测,到2030年,长江也会缺水。

  这一大规模改变自然的工程要穿越四大河流流域,横截700 多条河流,打破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之间的自然界限,将改变四大流域的物质和能量交换,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和破坏甚至超过三峡工程。由于长江入海水量减少,将引起海水倒灌,使长江三角洲的供水发生困难,影响长江航运和上海港的发展。安全问题也很突出。北美的调水工程,终因要经过西部地震带无法确保安全而搁置。我国邢台、天津、唐山地区的地震风险和强度都不在美国之下。无论是在防漏、防裂还是在防震方面一旦出现问题,将带来灭顶之灾。任何工程问题都有不止一个解决方案,重要的是权衡利弊,择善而从。我国水资源匮乏、空间分布不平衡是客观现实。与调水相比,通过节水解决水资源短缺是更具可行性、成本更低、没有风险,因而更有魅力、更具可行性的方案。

  中国的环境问题,” 天灾” 与” 人祸” 总纠缠不清。众所周知,与我国水资源匮乏的状况极不相称的是水资源的严重浪费。以缺水著称的西北地区,人均年用水量为850 立方米,比全国人均用水量几乎高出1 倍。宁夏灌溉用水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3 倍。而每立方水产出的效益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一半。华北最缺水的城市之一沧州市竟在” 建设我国第三座化工城” ,高耗水的化工企业纷纷上马,使水源供应雪上加霜。邢台市生活用水早已频频告急,却先后建起了100 多个高耗水的企业。某县政府为了上一个年耗水量达2000万立方米的大项目,竟大方地向投资者减免了3 年的水资源费!这个人均水资源比以色列还少的地区,靠大量超采地下水,掩盖着极度缺水这一重要事实。河北全省累计超采地下水600 亿立方米,其中深层地下水300 亿立方米已无法补充。

  再过15年,石家庄的地下水就将采完。华北平原已形成全世界面积最大的地下复合漏斗区,达四五万平方公里,并引发了地面沉降等一系列环境问题和地质灾害。不实行强有力的节水,调多少水都不够挥霍浪费的!而节水的潜力之大同样出乎我们意料:据专家测算,我国农业用水的利用率提高10个百分点,就意味着每年可节水400 亿立方米,相当于东线、中线工程调水之总和。这个数字已超过了正常年份农业灌区300 亿立方米的缺水量,是正常年份城市缺水量60亿立方米的近7 倍。

  调水不如节水。对于南水北调工程,需要强调的是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对这种大规模改变自然面貌、” 誓把山河重安排” 的” 壮举” ,我们宁可采取比较保守的态度,充分论证、谨慎从事。对它的论证、研究应当公开化,应当有广泛的公众参与,举行听证会,并应采取与三峡工程同样的审批程序,最后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批,而不是水利部门一家说了算。国家应当将建立节水型的国民经济体系提到议事日程。应当根据水资源的状况调整产业结构,在有水的地方办需要水的事,而不是调水在没水的地方搞建设。例如应当大幅度减少西北、华北水稻种植面积,不再制造” 塞外江南”.停止审批和严格限制华北城市包括北京市建设高耗水的经济项目和发展高耗水的产业,已经建成的耗水大户要逐渐关、停、并、转,从而大幅度降低不合理的城市用水,维持北方城市的基本运行和可持续发展。国家应当强制管理极其短缺的水资源。

  不仅对黄河、长江,对北方的地下水资源也应实行国家管制。国家应当坚决提高水价,促进节水型社会的形成。与北京干旱程度相似的以色列以节水技术而闻名,其平均水价为每立方米水十几美元。对城市生活用水可采取国际通行的管理模式,即在限额之内极低甚至免费,超额则收高价,例如今年夏天威海市每吨水50元。我们没有理由、没有时间再苟且现状,维持水价低廉的假象,必须使用这一最便捷、最有效的经济杠杆,建立环境保护中的利益机制。

  (2000年10月17日《中国青年报》杨东平)给水技术博物馆

  作者:杨东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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