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越:西部开发战略出台前后

  中国,千万股民正开始热炒“西部概念股”,各家股评众口一辞“政策面向好”。政府各部门纷纷出台支持西部开发的政策。各大新闻媒体纷纷派记者前往西部地区采访报道。民间也开始流传谁谁在西部地区买地现在开始大发的财富故事。蓄势待发的开发热潮,将成就中国未来的大势,已成为中国上上下下的共识。

  不知道已经过去了多久,人们概念中的西部已经十分模糊,似乎那只是一种荒凉而平静的存在,是过去时的,是西口的哀婉小调,西北风中挟裹着黄河味的老歌,这感受遥远又寂寞,那真的就是曾经蕴育了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原始之地吗?!

  当今天人们再一次把灼热的目光投入已是滞后发展的西部的时候,人们的心情无法平静。那里不仅有富集的资源,不仅有强大中国的后蓄动力,更有一脉相承的中华文明的“根”。无法抗拒的昭示,拨动着整个民族的“心弦”:我们将会建树一个真正强大无比的“家园”。

  沿海优先:改革开放的第一大局

  改革开放后,中国面对一个问题:是各地区均衡发展,还是让一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六五计划(1981–1985年)用沿海地区和其他内陆地区来表述中国的不同区域,体现了有重点有区别的发展思想,并明确提出了内陆地区支援沿海地区的任务,沿海地区要发挥科研力量、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的优势,调整产品结构,逐步缓解能源、交通紧张,积极扩展对外贸易和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其他内陆地区要加快能源、交通和原材料的产业的发展,支援沿海地区。这也是中国首次提了区域发展战略的概念。

  1980年 3月,在国务院召开的长期计划座谈会上,鄧小平提出要“发挥比较优势,扬长避短,要承认不平衡”。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设立经济特区,实行某些特殊政策;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闽南三角地区被确定为经济开放区。

  1998年 3月,在国务院召开的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工作会议上,“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成为国家的正式方针。

  一般国家包括西方国家的区域经济政策,都是扶持落后,“雪中送炭”,中国八、九十年代的区域经济政策是向先进地区倾斜,“锦上添花”。这是因为,第一,经济全球化已经是趋势;第二,世界范围正进行二战以来的第三次产业调整,中国只有采取这样的发展战略,才能争取时间,缩小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沿海发展战略的实施产生了两个明显效应,一是沿海地区在原先比较好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起来,产业结构调整大大加快;二是东部地区的辐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全国的发展。

  1992年:热望又失望的西部

  中国流行歌曲的“西北风”,大概是80年代末风行起来的。90年代初,西部曾经刮起一场改革开放的劲风。

  1992年,中共中央下达了四号文件,颁布了加快西北地区经济发展的政策。

  1993年年初,国务院批准实施西部地区经济规划,采取系列措施促进西北发展。在鄧小平南巡讲话的鼓舞和中央的推动下,昔日略显荒凉和平静的大西北,涌起强烈要求开放的春潮,1992年 9月在西安举行的中国西北地区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洽谈会,将这种强烈的要求展示得淋漓尽致。西北各地方政府竞相提出五花八门的优惠政策,对与会外商展开围追堵截车轮大战。据说,西北经济官员对外商的热情程度堪称全国之最,令外商难以招架。当时很多传媒也出现了开发大西北序幕拉开一类的表述。而西北的老百姓,眼看着广东、福建人富起来,则对中央有怨气,认为中央偏袒沿海地区。

  然而按照中央确定的发展战略,当时也只能把有限的资金和某些特殊政策优先给予经济特区和东部沿海。

  自此,西部开发战略一直只停留在思路上,并未提上议事日程。中国经济发展的“宠儿”仍是那像一弯新月的沿海地区,人们谈论现代化,叙说未来的家族,发展高科技,与国际接轨,资本来资本去,所有的话题都是在东部地区绕来绕。

  但是,这第二个大局并不是凭空而来。中国的发展早晚会提出这一必然要求。因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有必要,但它毕竟不等于全中国人富起来,不等于中国都富起来。曾有学者尖锐地指出:在没有解决贫富差距、东西差距之前,中国谈不上提升国力。

  1999:清醒下来的中国

  1997年,当香港回归,中国政府宣布三年改革使国企脱困之时,东南亚金融风暴骤然爆发,在西方一片唱衰声中,东南亚各国经济陷入重重危机,国民生活倒退一二十年。

  中国虽然未被风暴击倒,但东南亚经济危机使出口急剧下挫。沿海地区的外向型经济,在金融危机之时,显示出其局限性,由此显示出一国之经济过于依赖国外市场,必定脆弱。

  同时,国内市场需求不足也越来越严重。

  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七次降息,消费市场仍未见大的起色,面对大量商品积压,有不少学者纷纷宣布说:中国已进入商口过剩时代。这话说得太早,在有 8亿农民的农村,大部分地方连电都用不起,耐用品消费离他们何等遥远。对此,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号称是一个13亿人口的大市场,实际上只有 3亿人在消费耐用品。这3亿人指城镇居民和少部分富起来的农民。当这3亿人的消费需求满足之后,市场就饱和了。剩下的、那近10亿人的大市场呢?都在农村,都在中西部,那里的人们有消费欲望却无消费能力。

  中国没有了选择。国外市场指望不上时,也没有良性循环的国内大市场来支撑、缓解。

  对于一项国策而言,仅有经济因素还不够。1999年,一连串的危机事件,开始为中国的西部开发战略添上政治、军事因素。

  5月8日清晨,北约导弹突然袭击中国驻南使馆,全世界为之震惊。也许美国人认为,在这突如其来的威慑下,中国人会示弱,却没有想到,这一明显不要脸的举动,使全中国人的“心”像拳头一样握得紧紧的。被欺侮的心痛和愤怒使中国人形成了空前的凝聚力。中国要强大,中国要发展,中国不能仰人鼻息。

  5 月13日,在欢迎中国驻南使馆回国人员大会上,江澤民讲话,要充分认识在当前国际形势下发展经济、增强国力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6月9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江澤民讲话强调,“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社會主義大国,任何时候都不能依靠别人搞建设,必须始终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扩大国内需求,开拓国内市场,必须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战略方针。”

  随后 6月17日,在西安举行的西北五省区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座谈会上,江澤民发表讲话指出,我们正处世纪之交,“必须不失时机地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特别是抓紧研究实施西部地区大开发”,“从现在起,这将作为党和国家一项重大的战略任务,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

  一波未平一波再起。

  7月9日,李登辉在接受法国媒体采访时,抛出“两国论”,宣称台湾当局已将两岸关系定位在“国家与国家,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公然破坏“一个中国”的原则。两相对峙,台海危机一触即发。

  7 月23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党员不准修炼“鍅耣大法”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关于取缔鍅耣大法研究会的决定》,自此展开了数月对李鸿誌“鍅耣大法”的全面批驳。

  人称的这一“二李之乱”促使国人深入思考了更多的问题。无论起因何在,中国重在发展,在发展中解决问题。

  如此背景的大西部开发战略越发显得重要和急迫。

  自江澤民“西安讲话”之后,朱钅容基、李瑞环、尉建行、李岚清等中央政治局常委先后赴西部地区考察。

  朱容基先是赴陕西、云南、四川考察。其中,9 月初在四川专门进行了生态环境改造和协调民族问题的考察,而李岚清同时亦在西部大专院校、科研院校相对密集的陕西省考察了教育和科研情况。之后,朱容基又于10月亲赴甘肃、青海、宁夏进行实地考察和调研,就西部大开发战略与当地政府官员交换意见。

  为推动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中央还特别成立了以朱容基担任组长的“西部大开发领导小组”,全权筹划西部大开发的诸多事宜。

  在此背景下,西部开发工程不仅具有经济均衡发展的意义,而且还包含了国家经济布局的纵深,边疆民族地区的稳定等重大战略性选择。

  加入世贸:西部开发的契机

  1999年11月15日,中美两国正式签署了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双边协议。双方均称这是一个“符合两国利益”的“双赢”协议。

  据在场记者说,美方贸易谈判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在协议签署后的轻松谈笑中,这位出了名的“冷面女名人”曾十分风趣地伸出食指,面对百余名记者来了一个以左向右180度的亮相。这显然是“赢”家十分得意的开心表白。

  为了加入世贸,中国做了长达13年不懈的艰苦努力,黑发都谈成白发了。但今天面对终于“赢”来宿愿的即将实现,中国人的心情却不会如巴氏般的轻松:中国仍然要面对一个鲜花与陷阱同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境遇;这等境遇,甚至被说成是“与狼共舞”。但无论怎样,中国毕竟以自己的实力和应有的身份赢得了这一机会。

  引人注目的是,正当中美谈判并签署入世协议之时,北京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国高层会聚一堂,商讨中国经济发展大计。江澤民在会上又一次着重提出要“不失时机地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

  有评论家认为,中国加入世贸,农产品市场的开放将使中西部农业地区面临冲击。同时,由于关税下降,进口商品将使沿海地区的中国企业面临激烈竞争,后者为降低成本,将把更多的企业迁往劳动力更廉价的中西部。

  我们更愿意相信,中国领导者懂得居安思危,运筹帷幄:真正的“赢”并不是此一时刻签署中美协议的赢得机会,而是等到中国实现全国经济协调发展,进一步提升综合国力的那一天。那时中国将“赢”得真正强国的地位。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西部大开发是中国人心系未来的大战略。

  谈起中西部的重要,有人打一比方:中西部地区如同国家的神经中枢,东部则是神经末梢。所以得出结论:就中国建设全局来说,东南部是敏感先行地区,中西部则为总枢纽。

  这一说法十分形象又一语中的。中华民族的来源就在中西部地区,那是曾蕴育了中华文明的地方。谈及民族复兴,首先离不开中西部的复兴。

  第三代领导人的使命

  江澤民的“西安讲话”是谈及西部开发最系统的一次讲话。有人认为“西安讲话”与鄧小平“南巡讲话”有同等重要意义,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第一个大局”向“第二个大局”的历史转折点。

  敏感的媒体早有所领悟。有关西部地区的报道渐成热点。各家媒体纷纷派出大批记者前往西部采风,各家报刊杂志辟版面详尽报道,有地方电视台还以此《走四方》为题讲述西部故事,西部的热度在急剧升温。因为这是共认的大局,尤其是临近之月,人们将目光集聚到即将召开的人代会上,人代会的焦点更是离不开西部话题,港澳各地代表团尚未到京,已经开始热论西部开发了。

  西部大开发在即,各项优惠政策频频出台,其中有一税收政策规定,内陆地区可以享受与沿海地区同样的税收优惠。由此优惠政策引发,有人曾做粗略观察:“从中国整个版图上看,中国最初享受税收优惠的沿海地区形如月牙,如今真正发展起来的地区也不过是这形如月牙的沿海一边,相对广大的内陆地区贫困落后,发展缓慢,亟待观念更新及政策调整。中西部的开发,是一条充满艰辛的路。

  难怪,在2000年元旦,国家主席江澤民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还不忘特别提醒人们注意:“在过去的一年,我们作出了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

  可以说,实施西部大开发,这是中国以江澤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人在世纪之庄严宣告,尽管实践这一世纪战略将付出无比艰辛的努力,但这是一项实现全民族共同进步繁荣发展的伟业,这更是一项从而实现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再造中国的伟业。

  于是,有人放言,中国搞西部大开发,要有美国当年开发西部的气势,要像中国当年搞经济特区那样,要有一种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气魄。

  中国的西部,再一次蕴育着中华复兴的世纪之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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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钟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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