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阜森:文学的雏形,百姓的话题

          ——中国新时期民谣、顺口溜剖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无论政治经济,还是文化风情都发生了可喜的变化。市场经济体制的运作,经济形势的一日千里,使百姓生活由温饱向小康迅跑。社会形势的迅猛发展,不可避免地带来价值观念的变化。改革开放之初,纷至沓来的新生事物,使人们眼花缭乱;政治经济体制的变革,使人们无所适从。一方面,大家真切感受到了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变化;另一方面,受固有观念的影响,对改革中的一些不尽人意之处指三道四,不少人甚至本能地抵制改革。于是便有了“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不和谐音符和“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的反调杂音。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当人们已从价值观上认同了改革开放的时候,社会上却确确实实出现了诸如贪污受贿、以权谋私、权钱色交易、道德水准下降等现象,并且一时间成了政府和百姓所关心的焦点问题。新闻媒体、文学艺术等对此也特别关照,《国画》、《羊的门》、《抉择》等作品便表达了政府反腐倡廉的决心和群众对腐败的憎恶之情。在这多声部的合唱中,一种来自基层百姓的呼声是不容忽视的。这就是民谣、顺口溜。

  新时期的民谣、顺口溜,与由作家文人创作、在报刊上发表的文学作品所不同,它一般是社会各界群众饭后茶余、娱乐休闲侃大山时口头创作的,并通过口口相传的形式在社会上产生影响的一种准文学——文学的雏形。它继承了中国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甚至发挥了较强的战斗作用。新时期的民谣、顺口溜与传统的民歌、民谣一脉相承,对于清明世界中的阴暗面和种种消极因素,给予不遗余力地讽刺、鞭挞,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和憎恶之情。

                 一

  20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着国民经济形势的好转,公款吃喝也蔚然成风。有人推算说,1988年全国公款吃喝的费用是250亿元,1993年飙升至1000亿元。1000亿元相当于1992年全国税收的四分之一!假如这些数字属实,试想,这些钱可修建多少所希望学校?可援助多少失学儿童?可解决多少下岗、失业工人的饭碗问题?对于公款吃喝,百姓看在眼里,气在心里,因而,有关这方面的顺口溜之广、之多,便不足为奇了。读读这些顺口溜,大家会更深刻地了解公款吃喝风的严重性,增强制止公款吃喝风的紧迫感。

  工农商学兵,都刮吃喝风;东西南北中,无处不吃公。

  口中没有味,开个现场会;要想解解馋,组织检查团。

  要想换口味,多开各种会;要想多喝酒,基层走一走。

  年终工厂闹兮兮,客人一批又一批;消防队来查消防,防疫站来查防疫;

  普法办来查普法,计生办来查节育;市总公司搞评比,区爱卫会选红旗;

  税务分局前脚走,后脚来了物价局;谁来都要厂长陪,谁来都要摆宴席;

  ……

  早吃晚也吃,有客陪着吃,没客自己吃,有钱大胆吃,没钱赊着吃。

  古人云:“食色性也”。吃喝是人的生理欲求,是人自身得以生存的必要条件。然而吃“自家”与吃“公家”却是不同的。吃“自家”要掂掂口袋中的银子,吃“公家”则没有这份忧虑,可以“穷吃”。当然,光想吃还不行,还要找个理由把“吃”和公家的事联系起来,吃也要吃得“名正言顺”。于是,那些馋官们便巧立名目,什么现场会、评比会、下基层、搞检查等等,不一而足。他们吃得是那样的心安理得,因为他们这一吃,经“抬轿子”的人一宣扬,还会落下个“深入基层,联系群众”、“平易近人”、“思想解放”的好名声!

  当官不怕喝酒难,万杯千盏只等闲。鸳鸯火锅腾细浪,海鲜烧烤走鱼丸。

  桑拿按摩周身暖,麻将桌前五更寒。更喜小姐白如雪,三陪过后尽开颜。

  这首仿毛泽东七律《长征》韵,形象地活画出了一部分为官者腐朽糜烂的物欲、肉欲生活。有着如此追求的官员,怎么能把人民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怎么配称人民公仆?在吃喝成风的时代,也许会有人认为这是小题大做,“不贪污,不受贿,吃吃喝喝算啥罪?”“只要两袖清风,何惧一肚子酒精!”但是,请不要忘记,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物质生活还不是很富裕,有不少人还仅仅停留在温饱线上,更何况还有不少下岗工人、失学儿童需要救助!

  公款吃喝挥霍在社会上造成了很坏的影响,百姓反映强烈。为此,中共中央、国务院三令五申,下达了许多杀吃喝风的文件,采取了许多必要的措施。比如,1989年,中央发文明确规定,工作餐不准超过“四菜一汤”。不可否认,中央的举措在一段时间内,对遏制吃喝风的蔓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一些馋官们变着法子、换着花样顶风吃。

  四菜一汤,四盆一缸;四菜一汤,糊弄中央;下乡“便宴”,哄骗地县。

  四菜一汤,因人配方:一等人山珍海味甲鱼汤,

  二等人鸡鸭鱼肉三鲜汤,三等人白菜萝卜豆腐汤。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吃工作餐,不就是吃与工作有关系的餐吗?那吃会、吃基层、吃检查……就对了。至于“四菜一汤”那就更好办了,坚持“四”和“一”不动摇,至于是四个盘还是四个盆,是一个碗还是一个缸,乃至于那盘里、盆里、碗里、缸里,是放山珍海味还是白菜萝卜,则可灵活掌握。因而,公款吃喝风,在那些馋官们那里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一首新作《如梦令》便反映了这种现状:

  今夜笑谈声骤,满桌剩肴残酒。

  试问宴中人,却道“报销依旧”。

  知否?知否?莫令吏肥民瘦。

  再看《请吃》:

  下去视察请吃;上来汇报请吃;干部上任请吃;人员调离请吃;

  公司开张请吃;企业倒闭请吃;项目上马请吃;工程下马请吃;

  道路破土请吃;道路竣工请吃;会议开幕请吃;会议闭幕请吃;

  致富请吃;扶贫请吃;庆功请吃;挨罚请吃;任捐请吃;

  救济请吃;节庆请吃;没有节庆弄个节庆也吃。有道是:

  厂庆队庆矿庆社庆店庆校庆处处可庆,

  卅年廿年十年五年两年周年年年能吃!

  兴也罢衰也罢生也罢死也罢喝罢,

  穷也罢富也罢荣也罢辱也罢醉罢!

  “只要为集体,咋喝咋有理”,“为集体”,公款吃喝似乎就有了充分理由,“不吃不喝,怎么工作”:“把胃献给党”,公款吃喝似乎就具有了革命的悲壮性。

  酒场就是战场,酒风就是作风。酒量就是胆量,酒瓶就是水平。

  酒逢知己千杯少,能喝多少算多少;喝多喝少要喝好,会喝不喝就不好。

  一口全喝光,这样的干部要到中央;

  一口见了底,这样的干部要抓紧提;

  一口喝一半,这样的干部要再锻炼;

  能喝八两喝一斤,这样的干部党放心;

  能喝一斤喝八两,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

  能喝白酒喝啤酒,这样的干部得调走;

  能喝啤酒喝饮料,这样的干部不能要。

  这些劝酒辞,形似戏语,实则反映了一部分干部生活的一个侧面。同级劝酒,“感情深,一口闷”,若不然,则是“感情浅,舔一点”,这样“革命小酒”便有了协调关系、增进情感之功能。小官给大官劝酒那必定是双手举杯,一口先闷,外加歌功颂德的“好话”,谀气十足的表忠心“誓言”;更有“公关小姐”在旁插科打诨:“激动的心,颤抖的手,俺给领导来敬酒。您在上,俺在下,您说几下就几下;您在上面好辛苦,俺在下面好舒服……”那些官们被说得飘飘欲仙、心花怒放,好不喜欢!“吃半天,喝半天,酒足饭饱睡半天。要办的事等明天,天天如此赛神仙。”这样的大吃大喝,“喝得机关没经费,喝得伤肝又伤胃,喝得老婆分开睡,喝得告到了纪委会”,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坏的影响。同时也势必影响到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

                 二

  从80年代以来刮起的这场公款吃喝风,使得官场孳生出各种腐败现象:滥用职权,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做事无原则。人民群众对于这些腐败现象极为不满。于是,有关官场的各种顺口溜便不胫而走。

  公仆忘姓公,拉帮结弟兄;利用手中权,有无互相通;

  你给我封官,我拿钱你用;吃喝嫖赌舞,朝暮同轻松;

  福来大家享,祸来齐钻洞;桃苑香烟熏,不辨西与东;

  党纪和国法,当我耳边风;群众苦与利,任随雨水冲;

  抱团臭味投,爬练成蜈蚣,社會主義墙,防它捣鼓空。

  在现实生活中,确实有少数干部像这段顺口溜所说的,无视党纪国法,利用人民给予的权利,为所欲为,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他们拉帮结伙,吃喝嫖赌,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抛到九霄云外,是国家的蛀虫。他们“心里想一套,开会讲一套,做的又一套,就是不见效”,说得是“织锦缎面”,做的是“破麻袋片”。群众用《爱党胜过妈》来讽刺他们:“爱党胜过妈,爱国胜过家;党就是咱妈,国就是咱家;没钱跟妈要,没吃从家拿。”这样利欲熏心,腐败变质的“公仆”们,工作起来的情形,就可想而知了。请看《谈判技巧》:

  酒杯一端,政策放宽;筷子一提,可以可以;

  吱溜一响,有话好讲;香烟一衔,各事好谈。

  再看《办事效率》:

  送上美女主动办;送上钱财推着办;无钱无女靠边站。

  这两则顺口溜描绘了一部分官员的工作情状,表达了群众对官场腐败现象的极度不满。另有一则顺口溜这样描写某些领导:

  打麻将三天五天不累,喝茅台三瓶五瓶不醉。

  下舞池三夜五夜不睡,干正事三年五年不会。

  他们“上午围着轮子转,中午围着盘子转,下午围着骰子转,晚上围着裙子转”,把全部精力都用在追求享乐上。那么,工作成绩怎么交代?也好办,“匡匡估估,报给政府;估估匡匡,报给中央;干部升官,人民遭殃”,儿戏般就处理掉了。这则顺口溜一方面表达了群众对某些部门欺上瞒下、弄虚作假现象的不满,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在统计问题上确实存在着腐败现象。“统计、统计,三分统计,七分估计,全都服从于领导的决策算计。统计加估计,上下通通气,大家都满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某些领域里,官场中热衷于在数字上玩把戏是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现象。针对此现象,有人巧妙地用数学上的概念编了一段顺口溜来讽刺统计上的腐败:上级来核对产量——对数;书记不知亩产量——未知数;拉来统计细研究——商数;以薯当粮报产量——代数;夸说亩产一万斤——虚数;上级还嫌不够——小数;书记随口添几万——加数;真是荒唐亩产量——无理数。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与某些部门的官僚主义作风是分不开的。他们好大喜功,不从实际出发,只凭数字报表来评价基层工作,因而便有了:

  政绩不够,数字来凑;

  官出数字,数字出官。

  “官出数字,数字出官”一言中的,多么精辟!一些官们之所以敢“玩”数字,是因为“官出数字”,数字可由官根据需要来定,尔后又较容易瞒天过海;之所以要“玩”数字,是因为“数字出官”,上级考察下级不注重实际,主要看其数字,其奖惩升降很大程度上也主要取决于数字。这样,官的竞争,就变成了数字的竞争。数字里边,不但有位子,而且有票子;至于数字的真假,在官僚主义风行的时候,有谁来管?

  产值要高,政绩要大;

  至于假不假,我才不管它。

  人高我也高,不高被小瞧;

  高了还要高,不然乌纱掉。

  为有数字能升官,

  敢把牛皮吹上天。

  年初撒个谎,

  年终得个奖,

  来年提个长。

  不怕群众不满意,

  就怕领导不注意。

  只顾自己政绩高,

  不管后果好与孬。

  假冒伪劣产品,坑人误事,甚至害人性命,有人却能因此暴发。有些干部似乎从此恶风中得到某种启示:造福不如造假,实干不如浮夸。“别人都夸我也夸,不吹不夸是傻瓜”,于是有些地方政府造假风骤起,并且屡禁不止,成为一种新的危害极大的腐败行为,成为群众最不满意的社会热点问题之一。干部造假,贻害无穷,因为它坑误的是整个民族。这应当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

  推荐干部,是党管干部的重要体现;基层选举工作,是发扬民主,选贤任能的重要途径,是非常严肃而重要的事情。但如果把“荐”变成了“定”,那群众只有消极地“举”。上面说“张三”,下面一片喏声“行”。本是庄严之事,结果却似同儿戏。不过,现在的基层选举已取得明显进展,有些地方直选、差额选举搞得有声有色。下面列举几则顺口溜,以提醒有关方面注意:

  上面定人头,下面举拳头。

  左瞧瞧,右看看,别人怎么办,我也怎么办。

  工作看表现,划圈看籍贯;宁选自乡人,不选他乡“神”。

  看上面脸色行事、投票随大流、“宁选自乡人,不选他乡‘神’”,都说明不能正确行使民主权利。要正确行使民主权利,首先要有良好的民主权利意识;而良好的民主权利意识,则需要长期的民主熏陶和实践。

  全社会民主意识的加强与提高,是确保干部制度顺利实施的关键。不然,则势必孳生长官意志,破坏民主选举制度,干扰干部人事工作的顺利进行,导致各种腐败现象产生。因为在长官意志之下产生的官员,可以不必对政府和人民负责,只要上司满意、能保住官位就行了:

  生命在于运动,提升在于活动。不跑不送,听天由命;

  光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

  要想有进步,常去组织部;要想被提拔,常去领导家。

  一千块钱你别想,三千四千难商量,

  五千六千挂个号,七千八千看看样,

  不上万元难给帽。

  副科升正科,得花一万多;正科提副县,得要四大万。

  这样“选拔”出来的干部,“千里来做官,为了吃和穿。当官不发财,请我也不来”:“用我手中的钱,去买共产党的权;再用共产党的权,去赚更多的钱。”“贤”与“能”何从谈起?他们所坚持的是“理论联系实惠,密切联系上级,吹捧与自我吹捧”的原则;具有的是《现代水平》:“左手拿酒瓶,右手拿文凭,对上能摆平,对下能铲平,胸中藏着花瓶,后面跟着醋瓶,嘴里念着小平。”“不说好不说坏,谁也不见怪。是非面前不开口,遇到矛盾绕道走”。这些“四班倒”领导“工资一般不动;老婆一般不用;烟酒一般靠送;工作一般稀松”。他们败坏了党风,涣散了人心,产生了极坏的社会影响。因而,不铲除这些隐藏的蛀虫,就难以保证改革开放大业顺利进行。

                 三

  中国在进入新时期之后,随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市场经济体制的运作,国民经济形势的确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无庸讳言,80年代以后在精神、文化等方面也的确出了不少问题。在某些领域里,精神文明建设瘫痪,社会道德滑坡,不正之风盛行,产生了很坏的社会影响。鄧小平先生曾说过,十年改革,最大的失误在教育,恐怕就是指的改革开放忽视了精神文明建设,因而他提出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请看下面这些顺口溜:

  张思德不烧炭了,雷锋叔叔不接站了,

  白求恩调出医院了,老愚公也不肯干了,

  都下海经商——去了贸易货栈了。

  喝酒改大碗了,送礼改现款了,

  男女关系没人管了,还说社会风气明显好转了。

  50年代人帮人——比学赶帮;

  60年代人整人——階級斗争;

  70年代人防人——万马齐喑;

  80年代各人顾各人——人心涣散;

  90年代见人就宰人——惟利是图。

  大目标越来越小,小目标越来越大;

  生活水平越来越高,政治觉悟越来越低;

  我为人人越来越淡薄,人人为我越来越浓厚。

  在局部领域里,社会公德意识日显淡薄,社会公德水平也日见下降。关心集体的少了,只考虑自我的多了;见义勇为的少了,充当“看客”的多了……因此,一些人带着怀旧的心理,对50、60年代良好的社会风气羡念不已,啧啧称赞;对今日社会风气,则感叹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大有今不如昔的感觉。上面这些在社会流传的顺口溜,就反映了这部分人的怀旧心态和迷茫情绪。仅凭这些社会风气就断言五、六十年代优于八、九十年代,显然有失偏颇,不过值得思考的是,在50年代末、60年代中期社会极不正常的情况下,何以社会风气胜于今?八、九十年代社会经济繁荣,何以今不如昔?当然,旧的道德体系正在调整、适应市场经济的新的道德体系正在重建的过程中,人们迷惘、困惑是不难理解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要找出问题的症结,加大新的道德体系的建设力度,教育包括党政干部在内的每个公民都要从自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综观新时期以来的道德滑坡问题,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便是金钱至上的“拜金主义”思想流行。“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是万万不行的”,接受这种金钱观的人为数不少。甚至掉到钱眼里,成为金钱奴隶的也大有人在。在他们的眼里,金钱就是万能的。有了这种观念的人,什么信仰、理想、道德等便统统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政治是虚的,理想是远的,权力是硬的,票子是实的。

  (要)去掉虚的,扔掉远的,抓住硬的,捞到实的。

  理想理想,有利就想;前途前途,有钱就图。

  红旗挂满墙,好看不顶粮。该捞就得捞,不捞白瞎忙。

  要做市场经济一块砖,哪里赚钱哪里搬。

  金钱本身并没有什么错,当它用于该用的地方,人们一般不会去崇拜它。但一旦用于不该用的地方,并且显了灵,像买官、狱中捞人等,“有钱能使鬼推磨”,人们便要崇拜它了。另外,在虚假盛行,社会信誉度低的情况下,人们对许多东西将信将疑,便会不信“远”,只信“近”;不信“虚”,只信“实”,只觉得口袋里的钱是最实在可信的,进而把图钱当做终极目的。因而,消除“拜金主义”,最为关键的是铲除产生“拜金主义”的社会根源。而事实上,“拜金”并非人人都能拜,真正能“拜”的是一些有权有势的“能人”。因“拜金”而从恶的是他们。故要批“拜金主义”,矛头应指向这些因“拜”而恶的人。否则,指向不明,泛泛而批,批而无力。

  由此看来,根治不正之风,扭转社会风气,建立新的适应市场经济的道德体系,还应从官场入手。请看《精简于“加肥”》:

  书记喊精简,儿女往内安;局长喊精简,外甥上了编;

  主任喊精简,妻妹往内转;秘书喊精简,哥们往里钻。

  饭锅大又大,加碗再加碗;一年复一年,超员又翻番。

  脂肪未曾减,更把肥膘添;精简又动员,大伙笑破天!

  这则顺口溜反映了90年代初某些部门在精简机关人员时出现的一些怪现象,群众对此给予了极大的嘲讽。可喜的是,近几年来在这方面有了明显的好转,特别是党和政府的高级机关,收效更为显著。不过,在一些基层部门和企、事业单位,一些不合理的现象还仍然存在。“书记的儿,厂长的侄儿,科长的外甥没旁人”:“亲家局、夫妻科,儿子开车老子坐,外甥打水舅舅喝,夫妻办公桌对桌”。这些顺口溜或许带有较多的夸张成分,但不能否认的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封建社会官场的恶习,在某些领域里确实还有残留。

  共产党人应以江澤民总书记的“叁個代表”为己任,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大公无私;共产党的干部,更是人民的公仆,不应为自己谋私利,也不应为亲属谋私利。然而,确有少数干部,如近年来查处的王宝森等巨贪,深受封建观念的影响,将党的宗旨抛到脑后,拼命地捞票子、谋房子、保位子,不仅自己花天酒地,还为其亲属营造腐化的温床。这是权力腐败的一大现象,也是百姓最不满意的社会问题之一。有了这一畸形之“源”,必会孳生出各种怪胎之“流”:

  货不怕假,回扣则灵;饭不怕贵,公款就行;

  学不在深,有爹就灵;分不在高,后门就行;

  调动不难,送礼就灵;奖状不在大,发钱就行。

  老子赋闲而不闲,妻子无权胜有权,条子无腿走千里,公子无本挣大钱。

  只吃不带,作风正派;又吃又带,不算意外;不吃不带,才算意外。

  春眠不觉晓,麻将声声了;夜来风雨声,输赢知多少。

  一些事无人做,一些人无事做。

  不做事的盯住做事的,使他成不了事;

  做事的往往敌不住不做事的,最终成不了事。

  厂长书记漂洋过海,科长股长深圳珠海,车间主任五湖四海,一线工人刀山火海。

  苦干实干,做给天看;东混西混,一帆风顺;

  任劳任怨,永难如愿;负责尽职,必遭指责;

  会捧会献,杰出贡献;不拍不吹,狗屁一堆;

  全力以赴,升迁耽误;推拖栽赃,宏图大展;

  频频建功,打入冷宫;苦苦哀求,互踢皮球;

  会钻会溜,考绩特优;奉公守法,做牛做马。

  拿回扣,压价让价;挪公款,弄虚作假;

  骗钱财,摇唇鼓舌;吞国财,笔下生花;

  捞好处,巧弄权术;偷漏税,哄骗国家;

  为升官,赌注钱物;求政绩,虚报浮夸。

  握着上司的手,点头哈腰不松手;

  握着纪检的手,混身上下都发抖,

  握着财务的手,拉起就往餐厅走;

  握着老婆的手;一点感觉都没有;

  握着情人的手,仿佛回到十八九。

  新干部在腐化,老干部等火化;农民离村自由化,工人階級没钱化。

  一等公民是公仆,子孙三代都幸福。二等公民搞承包,吃喝嫖赌全报销。

  三等公民搞租赁,汽车洋房带小姘。四等公民大盖帽,吃完原告吃被告。

  五等公民手术刀,割开肚子要红包。六等公民是演员,扭扭屁股也来钱。

  七等公民搞宣传,隔三差五解解馋。八等公民方向盘,上班下班都挣钱。

  九等公民是教员,鱿鱼海参认不全。十等公民老百姓,学习雷锋干革命。

  无需多举,百姓对这些与官场有联系的社会风气之憎恶,已不言喻了。

  民谣、顺口溜是民情的反映,是百姓的呼声,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有讽刺劝戒赌徒的《赌徒之“酷”》:“大墨镜,啤酒肚,雪茄一叼吞又吐,麻将桌上大摆谱,一掷千金不在乎——嘿,真酷! 家有孺子和老母,妻子病重要手术,电话打到赌场里,‘老子没这闲功夫!’——哼,冷酷! 屡败屡战不服输,押了住房押妻孥,最后搭上手指头,衣服扒光血如注——唉,残酷”;有讽刺视爱情如游戏的“无须天长地久,只求一时拥有”、“新婚如闪电,离异似秋风;今夜花好月圆,明朝各奔西东”;有反映农民不堪“三乱”之苦、表达农民迫切愿望的“头税(农业税)轻,二税(乡统筹和村提留)重,摊派是个无底洞”、“辛辛苦苦大半年,七扣八扣不见钱”、“土地不要动,负担不要重,粮价别太低,干部别太凶”;有表现人们对假冒伪劣产品愤怒的“假货不要紧,只要钞票真,‘宰’了他几个,还有后来人”、“你使假,我装傻,有了回扣就潇洒;坑国家,害天下,丧尽天良求暴发”;有反映人事档案造假的“工龄越来越早,年龄越来越小,文凭越来越高,资格越来越老”;有表现在应试教育下,学生负担过重,因而产生反抗情绪的“书包最重的人是我,作业最多的人是我,起得最早、睡得最晚的,是我是我还是我”、“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小鸟说:早早早,你为什么背上炸药包?我去炸学校,老师不知道。一拉弦,赶快跑,轰隆一声学校炸没了”。等等。

  中国新时期民谣、顺口溜,保持和发扬了中国古代民歌、民谣的现实主义战斗传统,是新时期民情民意的反映。它以讽刺为主,以幽默见长,夸张、借代是其主要的修辞手段。它形式短小灵活,语言通俗活泼,针砭时弊一针见血。尽管有时存在存在着一偏概全、言辞过激、语言粗俗等现象;但就整体而言,它质朴、健康,充满了生活气息,表达了人们对理想社会生活的美好愿望。因而,我们不能仅仅将它视为消极的牢骚,要善于从中寻找积极因素,化消极为积极,完善市场经济前提下的政治体制、人事制度、分配制度,创建良好的文化体系和新的道德体系,消除不合理现象,使改革开放大业健康顺利进展。惟有如此,百姓才能安居乐业,国家才能繁荣富强。我想,这也正是新时期民谣、顺口溜带给我们的启示。

  作者:宋阜森

当前位置:中国报道周刊 » 社会透视 » 文学的雏形,百姓的话题 浏览数

发表您的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