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寒秋:全球税,抑或地区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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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名的湘籍作家和学者韩少功先生,在湖南汨罗与当地的乡镇干部座谈时,提到了修路给乡村市场带来了负面的冲击——交通的便利使得一部分本土本乡的市场被发达地区与城市的厂商所占领。因此,他认为修路并不一定会给乡民们马上带来实惠。如果放大到全球视野来分析这个事例,那么发达国家就好比是比较发达的城市,发展中国家就好比是比较落后的乡村,上述的情形同样是存在的,发展中国家改善本国的交通以及其它基础设施的努力并不一定会得到相应的公正的报偿。

  这种付出与收获之间的不对称的情况由来已久,是新时代的老问题,在经济权力结构中的弱势者(不管是位于乡村还是不发达国家)一贯就是为了强势者(不管是位于城市还是发达国家)作嫁衣裳。归根结底,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完全是由市场经济的固有规律造成的。不管在哪个时代,哪个国家,交通的发达,通讯手段的完备等因素所导致的市场一体化的结果总是有利于经济竞争中的强势者而不是有利于弱势者的,因为只有在强势者在一体化的市场中进行经济扩张时才需要并且才能够充分地利用这些便利条件。

  一体化的市场,不管是全国性的一体化市场还是全球性的一体化市场,都是赢家通吃的社会。因为一体化的市场容纳不了更多的品牌,只能让那些竞争中的优胜者来代表一切。经济竞争中的强势者与弱势者相比具备更强的生存能力,能够承受较为苛刻的竞争条件,能够在较长的经济盈利周期中生存下来。因此,对于强势者来说,经济竞争的本质就是要尽可能少地负担成本与责任,把绝大多数的成本与危机转嫁给竞争对手,提高市场准入的资金、技术以及其它的种种门槛,淘汰过多的竞争者,最后垄断市场与利润。而那些弱势者在激烈的竞争中也许坚持不了多久就会破产或者退出,使得它们先前投资与努力的成果被强势者以极低的代价占有。

  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竞争总是趋向于全面与无限的,力求突破一切人为的限制:资金要求不受限制地向成本低的地方流动,劳动力要求不受限制地向工资高的地方流动,商品要求不受限制地向价格高的地方流动,消费者总是希望尽一切可能获得更高的效费比与更多的选择余地。只要盈利是经济活动的最高宗旨与法则,那么人之趋利,如水之润下,不可阻遏,任何事后的补救与干预的措施都将事倍功半,收效甚微。

  根据统计,目前最富有的五分之一的国家占有85% 的全球国民生产总值,自一九六零年以来,这些最富有的国家与全世界最穷困的五分之一的国家之间的差距扩大了一倍。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实际上就是在上述的种种不受限制的经济交易活动中,“帕累托平衡点”在不断地向发达国家一方移动,产生了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马太效应”。实质上,如果把全球市场看作是一个封闭的市场体系,其总的利润是趋于零,发达国家之所得正好就是发展中国家之所失。

  针对这种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穷国的经济地位日益恶化的情况所提出的一些改良措施,如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提出的征收“全球税”的方案,实际上又是不可行的。因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与技术水平的差距正是发达国家利润的最终来源,而且,发达国家还在处心积虑地扩大这种差距以赚取更多的利润。为了永久保持在经济权力结构中的绝对优势,它们不惜使用包括战争在内的一切手段。因此,要求发达国家主动放弃自身的优势等于是与虎谋皮,痴人说梦,不经过一场全面的战争或革命是不可能在整体上彻底改变发展中国家的命运的。

  既然改变不了现有的国际经济权力结构,作为在国际经济竞争中处境不利的发展中国家为了加强竞争力,在残酷的国家竞争中生存下来,主动去适应发达国家的标准是无可奈何的选择。中国目前所发生的一切,尤其是农村地区所遭受到的种种痛苦正是这种行为的必然结果,恐怕在中国最终成为一个发达国家之前,这种局面是不可能得到根本的扭转的。中国既然要与国际经济体系接轨,按照国际惯例办事,所采取的经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必然会损害了的作为国内弱势群体的农民的利益,但是这些政策有利于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归根结底将有利于包括农民在内的所有的中国人。

  另一方面,可以由中央政府统一征收“地区税”(类似于古代中国的地方关卡所征收的厘金),按照商品的生产地与消费地之间的道路远近来征收全国统一的“地区间商品流转税”以及适当征收“人员及物资交通税”,以此来在国内进行地区间的财富调节以及消除过度的竞争。这种政策在任何一个国家内部,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地区发展极为不平衡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可行的,也是绝对必要的。

  实际上,不管是哪一个国家,在国内总是或多或少要搞一些消除地区之间过大差距的政策,这是政府存在的道义前提与法理基础,这对于保持本国内部的政治稳定与各地区平衡发展有极大的意义。象前面所述的修路的例子,就可以由中央政府统一征收全国性的“地区间商品流转税”以及“人员及物资交通税”,再根据地方政府在修路时所投入的资金与劳动力予以一定的补偿。这个政策虽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但至少是聊胜于无。

  中国目前所处的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过大的困境,正是发达国家当年资本在国内扩张与原始积累的阶段的相同处境。当年为了适应资本扩张的需要,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发达国家的统治階級采取了种种残酷卑鄙的手段。与之相比,中国目前所推行的政策还是比较人道与温和的,这是由中国的社會主義国家的性质决定的。

  目前在各发达国家内部,各地区间发展水平基本上趋于一致,因此其资本的对外扩张的倾向极为强烈,因为在本国内部已经丧失了巧取豪夺的空间了。而且从历史经验与利害关系来分析,一个国家的统治集团对内牺牲的程度越高,就越不可能对外宽容,对内消除矛盾就是为了一致对外,对内民主就一定伴随着对外扩张。

  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时刻都在孕育着冲突,最后就要以战争手段来彻底解决各种矛盾。如果没有发生战争,那么列强之间一定是以牺牲弱国的利益为条件进行了交易。而且,根据资本主义强国的历史纪录,它们倾向于利用各种手段尤其是金融手段来加大发展中国家的内部地区差别,培育几个吸血中心,来为自身的经济掠夺战略服务。例如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上海的繁荣程度在亚洲首屈一指,而周围的广大的农村地区受剥削的程度与贫困的水平也是世界之最。

  因此,中国政府以包括征收“地区税”在内的各种手段来对全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进行统一的规划与部署,促进各地区经济的均衡发展,这不仅有利于形成本国的统一的市场,加速本国经济实力的壮大,增强本国的政治凝聚力与综合国力,而且也是还击发达国家经济掠夺战略的有力武器,必将为我国经济在本世纪中叶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打下坚实的基础。

  完成于2001年9 月21日夜

  附:

  承蒙某位关心我的学界与出版界名流的厚爱,将此文向《赢周刊》推荐并首次发表,在此表示深切的感谢。全球性的贫富分化以及国内的地区差异,是一个极为庞大的问题,牵涉面过多,短短的两千字实在不能够阐述得明白清楚。原本已经写了六千字,按照要求删得只剩下了一付骨架,结果仓促之下将最为关键的文眼删除了。现在决定将此文在互联网上公布,并且已经将主要的意思补充完整,希望广大读者与专家批评指教。

  作者:李寒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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