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白羽:买不起的“教育”

  王朔痛骂张艺谋的近作《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都是“臭大粪”,值得商榷。《一个都不能少》和《我的父亲母亲》题材恰巧都与农村学校教育有关,前一部是写实的煽情,后一部是抒情的催泪。《一个都不能少》结尾处打出字幕,说中国贫穷地区现仍有一千五百万少年儿童失学,经社会各界解囊相助,有百分之十五的孩子得以复学,看得你双目濡湿,恨不得当堂再解囊倾其所有——张艺谋煽情催泪的本事可见一斑!

  问题在于,这部电影和它反映的现实,谁才是臭大粪?中国教育不振,农村青少年失学严重,当然是执政者之过。“九年义务教育制”是法定国策,居然要依仗社会慈善活动来建筑“希望工程”,又兼离达成目标尚且路途遥迢,如此,这个教育立法要么就是空中楼阁,要么就是政府行政不力。张艺谋的两部影片都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普天之下,没一个孩子是不愿意上学的。《我的父亲母亲》里的“父亲”就是一个民办教师,他和他的乡村学堂,都是农民勉力支持的,老师挨家挨户吃“派饭”,因而衍生出一个悱恻缠绵、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那是无数生活真实的提炼升华。张艺谋编导演绎之成败得失,是否有股臭大粪味,当然可以讨论,但当权者除了赐予民办教师一顶右派帽子和隔离批斗,从没掏过一个子儿的教育投资。同样,《一个都不能少》里乡间小学的临时代课老师(初中生)魏敏枝,进城苦苦寻找流落街头的本校学童,却受尽白眼,亏得城里电视台相中魏敏枝,制作了一个煽情催泪的专访节目,社会各界纷纷“布施”,于是最后破涕为笑,皆大欢喜——简直是一个现代武训的故事。但在这里头,也看不到政府力量的积极介入。

  要问政府到底做了些什么?它倒不是吃闲饭的,所作出的跨世纪决策就是所谓“教育产业化”。当朝执政者及其满腹经纶的智囊团考虑问题别有角度。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事,他们是兴趣缺缺的。育人就是栽树,是中华民族对未来的投资,然而一个迫切的现实使得政治家们丧失了这种耐心。中国社会消费低迷,生产力紧缩,失业益发严重,银行里的人民存款已高达四万亿元。虽说百分之二十的阔人占去了百分之八十的存款份额,但目下要考量的绝非贫富不均问题,而是如何让这银行大坝里的超高水位开闸泄洪,以活跃消费,繁荣市常政府近年已连续出招,如住房商品化、轿车私人化等,均无明显效益。好不容易祭出“教育产业化”这一新招,想来是会立收奇效的了。自一九九七年,中国高校已改奉收费制,更从去年始,高中与大学收费激增,朝著赢利的方向疾蹄猛进,兼且高考扩大招生,科场与校园果然人头躜动,并无几多学子家长为学费的高门槛而却步,足见教育产业化这个逼钱出笼的法子,真良策也!

  然而,它与高等教育向全民普及这一国际潮流是背道而驰的。公民有接受教育的权利,这写进了各国(包括中国)宪法,如何执行贯彻,是各施各法。西方发达国家推行终身教育制,在北欧诸国与西欧主要国家,大学教育是基本免费的;连同江山易帜的东欧诸国,高等教育也仍奉行免费与廉价制度;北美加拿大的高校收费低廉,由政府巨额津贴,那是纳税人的钱,等于全民办学与全民共享;美国大学公立的也奉行收费与政府拨款并举,私立的学费不菲,但美国有一整套学生低息贷款和奖学金、助学金多层架构和渠道,尽管可能让寒门子弟有接受教育的同等权利。

  中国情况若何?不久前,北京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对首都共六十七所各类高校作了“贫困大学生状况调查”,发现首都在校二十三万大学生中有三万多可定为“贫困生”。以去年为准,一个大学生四年在校的学杂费、住宿费、生活费共需两万五至三万五元,最低标准每人每月花销六百二十五元。由此可见,穷乡僻壤的“魏桂枝”们根本就无望踏入高校半步。

  北京已在校的三万多贫困生,其界定标准即每人每月支出被迫压缩在三百元以下,还有不少不足一百元的被定为“特困生”。这些寒士不敢也不能压缩学杂费,只得压缩生活费,他们吃了上顿没下顿,终日饥肠辘辘。据调查,八成多的贫困生感到“自卑”和“很自卑”;五成贫困生不愿积极主动与人交往;四成多贫困生不愿参与社会活动和不愿意上英特网及媒体救助。一句话,他们的生活、心理、人格都是扭曲的。

  教育到底是全民的公益事业,还是短期收益的市场行为?从“一个都不能少”到“一个子儿都不能少”,真是南辕北辙。如果高中与大学奉行收费而又改由民办,或有一线生机,但自由办学必然是自由思想的温床,八十年代此起彼伏的学潮,卒令当局断然不能放弃党委治校。然而,一个连义务教育都办不好的政府,又怎能办得好收费教育?如此,中国的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比之发展中国家印度尚且远远不及,也就未足为奇了。

原载[民主中国]

  作者:茅白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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