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伟步:两难困境中的中国媒体

  2001年11月11日,是值得中国人记忆的日子。经过13年马拉松式的谈判,中国终于进入了WTO.但入世之前与各国政府谈判时,中国政府严正声明,中国不可能开放涉及到意识形态的领域。

  进入WTO ,但不允许境外的媒体进入中国,这并不等于中国传媒业没有危机,恰恰相反,正如入世将对中国的农业、信息产业、国有企业造成重大冲击一样,对中国的传媒业也势必带来深远影响。

  西方世界的压力、互联网信息的互相渗透、中国公众对新信息渴求的呼声日益高涨等等,都对中国现存的媒介管理体制形成巨大的压力,同时中国传媒在资金、实力和运作方式方面缺乏经验,一旦打开国内传媒市场,在外国媒体雄厚资本及成熟商业运作模式的冲击下,相信有许多中国媒介都要关门倒闭,除非政府重新拨皇粮给那些面临困境的媒介,以维持他们的生计。

  传媒非仅为意识形态的阵地

  但今天的传媒已不仅是意识形态的阵地了,它也是一种朝阳产业和暴利行业,其经营规模和资本市场,远不是40年前的样子,政府已很难用拨出足够的资金来维持庞大的媒介日常运作了。

  面对传播技术日新月异,筑造政策壁垒,只能延缓外国媒体进入的时间,而不能遏止它们对中国的渗透,同时过分控制媒介,抵制境外的媒介,又会损害政府改革开放的形象,因此最好的办法也就是采用渐缓方式,有步骤、有条件地引进境外媒介,让中国的媒介在面对境外媒介的竞争中生长起来,从而继续为自己的政策宣传发挥作用,同时利用国外的媒体准入条件,免费为自己作宣传。

  于是中国政府入世之前所宣布的不开放意识形态领域的观点便得到了修正,默多克的新闻集团属下的卫视得以在广东落地,华纳时代能够在上海建立办事处,也就顺理成章了。

  喊了十几年“狼来了”的口号,今天终于成为了现实,不但向中国的媒体提出前所未有的挑战,而且也向一直掌管意识形态领域的部门形成了压力。

  同时,互联网的出现,不仅为媒介的管理部门出了一道难题,也向传统的媒介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自从中国1994年接入互联网以来,公众接受信息的渠道虽然仅是多了一个,但却促进了信息传播质的飞跃,对媒介的政治操作技巧提出更高的要求。

  因为,如果公众无法从传统媒介看到某一新闻事件的真实情况,他们就会从互联网寻求真相,况且互联网空间根本也不可能限制,网民利用互联网非常方便地得到比传媒更早的信息,更深入的报道。可以说,互联网的兴起,当前最受挑战的就是报纸。

  报道缺乏亲和力

  传统上,媒介在报道新闻时,以立论式的政治权威意识统帅全局,通过自上而下的采访过程,用启蒙说教姿态向公众宣传,造成政策报道简单化,工作报道程式化,成就报道概念化,批评报道一般化,缺乏与现实生活的交融性,缺乏与底层群众的亲和力,导致对公众新闻事件的淡漠,对媒介的疏离。

  媒介扮演党和政府的喉舌的角色,使它被推上了一个尴尬的位置。作为肩负着抚慰民心,稳定大局之重任的媒介,在涉及到社会负面报道时,就必须得考虑到既要暴露问题,又要掩饰矛盾,还要促进工作开展,因此也就只能在舆论导向和舆论监督的框架说几句不痛不痒的良心话。

  但这种做法却受到公众的指责,结果这种既想讨好两头(上级主管部门与公众)的做法,到头来弄得两头都不满意,媒介左右不是人。

  因此,仅依靠垄断政策而不对内容进行改革的媒介,是无法受到公众的欢迎。没有公众的支持,也就意味着媒介无法在市场中求得生存与发展,工作人员就得下岗。

  出现阳奉阴违局面

  下岗、境外媒体抢夺市场的压力,成为悬在头上的利剑,迫使媒介向公众做出一定的妥协。传媒把以前的“要你看什么,你就看什么”,变成“你想看什么,就给你看什么”的编辑方针,提高时效性、改革版面的设计,使之变得活泼、清新,推出精品栏目和舆论监督节目,增强电视的可看性,以此来满足公众对新、深信息的需求。

  推出公众喜欢的版面和栏目,报道公众想知道的新闻,必然涉足到媒介管理部门所宣称的禁地,于是便出现了阳奉阴违的局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媒介处事方法,有其迫于市场和外来媒介大兵压境的压力,也迫使管理部门正视入世后媒介生存的环境,调整媒介管理政策,使之不但能在竞争中生存下来,还能继续担负起喉舌耳目的作用。也唯有此,中国的媒介才能应对WTO ,也唯有此,媒介才能扬帆前行,改变当前两难尴尬的境地。

作者是中国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师

  作者:彭伟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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