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山:中国应有大国的远见和气度

  最近以来,台湾海峡两岸的外交争夺战在全世界众目睽睽之下愈演愈烈了。人们对年初大陆因为台湾的缘故对联合国危地马拉决议案投了唯一否决票的事记忆犹新,现在又看到非洲国家乍得被李登辉政府以一些经济和技术援助所吸引而将外交关系从大陆转向台湾。而不久之前,加勒比海国家巴哈马在接受大陆经援之后将外交承认从台湾转向大陆,而另一个加勒比海岛国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在李登辉政府三千万美元援助的许诺下,将外交关系转向台湾。七月底,大陆照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政府,要求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将该国一九七五年独立并和中国大陆建交以来至今年五月之间中国所给予的一千七百万美元的无息贷款在限期三个月之内全部还清。九月,在国际媒体的猜测、传言和议论纷纷中,非洲国家利比里亚又成为最新的一个将外交关系从大陆转向台湾的国家。随后,两岸政府为李登辉出席巴拿马运河会议的问题更是把加勒比海搅得翻腾不已。

  很显然,这场看起来越来越流于庸俗和势利的金钱外交战,不是因为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对非洲或加勒比哪个国家的人民具有特殊的感情或敌意,而是反映了大陆政府与李登辉政府两方面对台湾争取国际空间的作法上存在严重分歧,并不惜把这个分歧波及扩散到世界其他角落。

  本文打算通过对中国大陆外交策略的今昔比较来分析两岸当前的外交战对双方的利害关系,以及这个已经延续相当一个时期的外交拉锯战所产生的后果。并由此说明,为了中国的统一事业,中国大陆方面的努力,仍存在着很大改进的潜力。

  九十年代以来,和台湾岛内政治本土化趋势相平行,台湾领导人采取了“务实外交”战略,积极主动地争取国际空间。采取的策略很简单,就是努力在国际上扩大知名度,以及以经济好处收买外交关系,挖走大陆的建交国。大陆对李登辉的“务实外交”被迫应战,并同样以经援为手段,和台湾展开一场提供经济实惠的竞赛,而提供的对象是一些在国际地缘政治中无举足轻重地位的小国。

  台湾是全世界瞩目的东亚“四小龙”之一,有“务实外交”和资源消耗战的资本,而大陆方面凭借近来的经济实力,也有足够的应对的资源。两岸打实力消耗战大约势均力敌。虽然有许多评论认为大陆方面在此时或彼时赢得了上手,然而,不能不指出,撇开双方的战果收获不论,这场外交争夺拉锯战本身,对中国的统一事业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同时它也越来越使大陆方面处于不利和被动的地位。

  首先,在两岸外交战中,大陆方面始终处于提心吊胆和被动应战的地位,而李登辉政府则处于掌握主动和灵活出击的地位。世界上的国家如此之多,且小国占大多数,大陆方面不知道下一步李登辉政府是在非洲哪个角落偷袭,还是在拉美哪个小国下手;而且务实外交的手段也可以灵活多样,除了挖走外交关系之外,还有领导人访问、过境等等多种选择,还包括出其不意地在什么地方升起中华民国的旗子,令大陆防不胜防。更重要的是,这场外交争夺戏剧在全世界面前无休止地表演,本身就已经达到了李登辉政府想要达到的目的。众所周知,台湾在世界各地都有商务办事处,有的地方的办公人员要远远多出大陆的外交人员。在世界上的一些小国内多几个或少几个大使馆,对台湾的外交活动空间来说,并无很大影响。但李登辉政府为何还要如此积极地展开“务实外交”呢?问题就在于:李登辉政府的主要目的已经不是在世界上尽可能多的地方开辟大使馆,而是令大陆也把和台湾争夺外交的游戏郑重地当成一回事,并热心积极地展开这场游戏;只要大陆还追随在李登辉后面玩这场游戏,李登辉政府就已经赢了。

  这个问题,不妨从西方社会学中的符号互动理论中得到启发。这个理论告诉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的意义并不仅限于交往本身,而是带着更多可发挥性的多重象征意义;当人们沉浸在一种来往之中时,就要不自觉地遵守这种交往所潜在规定的一些规则,如同遵守一套事先编好的剧本一样。国际间的交往实际上也具有同样的性质。

  现在,李登辉政府已经设下了“务实外交”的交往规则,大陆如果没有更好的办法,就只能是疲于应对,直到身不由己的程度。而这场外交争夺游戏或戏剧在全球各地四处开花,它的符号象征意义就再明显不过了。它无疑为“中国有两个”或“台湾是个独立于中国的政治实体”这样的命题作了最有效的广告。有什么能够比“北京与台北政府在为别国的外交承认而争得不可开交”更能够说明“台湾问题是一个国际问题”的?目前李登辉政府唯一需要的就是国际上的知名度和注意力,只要大陆按照“务实外交”所设定的游戏规则继续玩下去,就等于不仅是辛辛苦苦免费为李登辉做广告,而且还给自己塑造了一个“打压弱小的台湾”的霸道形象。

  应当指出,中国大陆目前所被迫采取的这套应对李登辉“务实外交”的策略与四九年建国以来所确立的外交行为准则已经有很大的偏离。中共在建国之初,对外交往的态势是基于两大考虑:一、中国在过去一个世纪中遭受了外来帝国主义的深重欺辱,强权们“决不能很快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二、中国是一个大国,是世界上一个不容忽视的客观存在,因此中国不在乎西方列强的承认与否,而更重视在“承认”的基础上的平等关系。(见毛泽东一九四九年《在中共第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因此,建国之初在与外国建交、特别是和外国交涉有关国民党政府的问题时,采取了“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策略,即:对别国的外交承认问题,不急于解决,甚至“在全国胜利以後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解决”。中共在执政早期,集中精力刻意塑造自身在国际上的道义形象,而不是急于促使和国民党政府建交的国家转向。中国在与西方列强建交问题上,强调以澄清一大堆问题为先决条件。比如,英国政府早在一九五○年一月六日就已经表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因而认为两国外交关系在事实上已经开始了。然而,周恩来在给英国的复电中表示:英国政府必须派代表来北京就两国建交进行谈判。英国则表示不能理解,认为承认就已经意味着建交了,两国谈判只能是在建交之后,而这种有关建交的谈判是没有先例的。英国和荷兰仅仅为了和大陆互设代办处就花了四年的谈判时间。

  在外援问题上,毛泽东、周恩来时代的政策也和现在大相径庭。大陆的外援政策是从一九五六年和柬埔寨签订经济援助的联合公报开始。当时的战略考虑主要是:一、巩固周边地区,打破贸易封锁;二、在第三世界国家内发挥道义影响,开创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平等互助关系。一九陆肆年周恩来访问加纳时,发表了著名的中国大陆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这成为后来十多年内中国外援的准绳。其中包括:平等互利,不把援助当做单方面赐予;绝不附带任何条件,绝不要求任何特权;目的不是造成受援国对中国的依赖,而是帮助其自力更生,独立发展;在技术上不作保留,保证受援国充分掌握技术;中国专家和受援国专家同样待遇,不容有任何特殊要求和享受,等等(见《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年,北京,p388)。

  总之,毛泽东、周恩来的外交政策,不是采取为了建交而建交、或仅仅为了孤立国民党政府而建交的作法,更不是仅仅为了换取外交关系而开展外援,而主要是围绕着和帝国主义的斗争、在第三世界发挥影响力以及坚持和推广自己的一套国际原则(如“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支持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等等)这些大的战略性和原则性问题展开的。大陆从刚建国时的国际孤立到后来和法、英、日、美等国在相当平等的条件下建交,并在第三世界中结交了一大批信得过的朋友,基本上是靠了全局性的和长远眼光的战略操作,使中国的国际威望大大提高,并使得战后美苏联手统治国际秩序的形势发生变化,这包括美国在越战中的失败,以及第三世界民族独立运动和要求改变世界经济秩序的运动等。

  而今天中国大陆的外交行为,似乎丢失了曾经拥有的大国的远见和气度,反而是埋头于和李登辉政府同一个水准的“务实外交”。特别是对联大危地马拉案的作法,其维护主权的用意和决心可以理解,但在策略和公关考虑上,显得笨拙和幼稚。联合国大会是处理全球公共事务的政坛,而不是一个私利分配机构,在这里的表决,支持或反对都应是本着公益精神;而横生出危国与台湾关系的枝节,并大白于全世界面前,不仅败坏了一个大国的道义形象,更显出对台湾问题似乎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而显露出的饥不择食、荒不择路的焦虑。

  看来中国大陆有必要认真反思一下在李登辉政府所设定的游戏规则限制下日益被动的外交争夺战了。首先,应尽快摆脱跟在李登辉“务实外交”后面被动周旋的不利地位,在外交关系上采取“抓大放小”的策略,即将朝秦暮楚的小国礼让给台湾,另一方面,把更多的外交工作精力放在如何应对西方主要强国,特别是美国霸权主义方面--这才是台湾问题的关键症结所在。实际上,那些和台湾有外交关系以及那些在承认中国问题上朝秦暮楚的小国,恰恰是受美国的控制影响最深、听命美国的程度最为忠实的国家,它们承认台湾还是承认大陆,最终还要得到美国的指示。这些小国的外交转向,无非是仅存超级大国在后面如同牵动木偶一般的操纵指使而已,这不过是它和中国“接触、交往”的全局大战略的一个局部而已。假如中国大陆把火气撒在这些充当走卒的小国身上,一定会给自己造成一个以大欺小的霸道无理的形象。中国大陆更应该做的,是加强与非洲、印度支那地区的那些和中国大陆有长期传统友谊的国家的关系,这些全天候的朋友在紧急时刻下的支持才是防止台湾问题国际化的关键。

  李登辉的独台或台獨政治议程决不会因为多了几个小国的外交关系而成大气候,这是因为:真正有地缘战略地位、能够影响到中国统一或分裂的重要国家,不会因为李登辉的游走而改变外交承认,而那些朝秦暮楚的小国承认台湾不会给李登辉带来多大的讨价还价的砝码。大陆方面的底气就在于:李登辉政府目前仍然是以中国的名义去搞外交的,因此就不妨让它去代表中国,而中国大陆作为一个巨大的客观存在本身,就是对李登辉“务实外交”的一个致命限制。让世界上不同的国家各自承认它们想承认的两个都自称代表中国的政府中的任何一个,大家相安无事;而海峡两岸在地缘、文化和整体影响方面的巨大的不平衡,就已经构成大陆方面在外交上能够不战而胜的条件了。因此而拆掉李登辉政府在国际上打知名度的舞台,则对中国的统一事业、对中国的国际形象有莫大的好处。

  此外,就是需要恢复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所具有的远见和气度。任何象中国这样的大国,都应该是代表一种特定的精神文化力量,它的对外交往亦贯穿着这种精神文化力量的影响力,而不仅仅是埋头于和自身有关的眼前利益和事务。在这方面,倒可以向两位并非大国的领袖学习,一位是古巴领袖卡斯特罗,一位是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卡斯特罗是靠着在强大的敌手面前不被吓到的魅力,并靠一套思想宣传和在拉美国家中堪称一流的教育和医疗制度,在拉美和发达国家知识分子中发生感召力。马哈蒂尔最近当着美国国务卿的面建议应该修改《世界人权宣言》,认为这个宣言是由超级大国所制订,而没有考虑到穷国的需要。能够在国际政治中提出道义层次的主张,是一个国家在国际政治中得到尊重的起码条件,也是维护自己的主权和利益的最为智慧和有效的战略。

原载[中国与世界]

  作者: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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