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盛:中国对外政策宣示中的误区

  在现代社会里,一个国家对外政策的宣示已经成了一件相当重要的事务。它不仅关系到要让别国了解这个国家对某一问题的看法和将要采取的行动,而且也是建立一个国家对外形象的重要手段之一。后者的重要性在于,一个国家的形象往往会反过来影响其他国家对这个国家的外交政策的制定。

  中国在对外政策向外宣示层面上尽管经过改革开放有了很大进步,但在实际操作中还有不少误区,直接影响到中国的国际形象,影响到其他国家对中国的认知,甚至影响到它们对华政策的制定。

  举例来讲,中国至今还把握不好如何利用发达国家中政府与民意之间的关系,有效地争取他国舆论来影响对华政策的制定。此外,中国在处理国际突发事件上往往需要几周的内部整合时间,致使反应迟缓,丧失良机。再有,在判断国际事件上常常一厢情愿,从中国人的视角看问题,难免出现片面性。最后,中国在对外宣示,特别是外交部门发言人的讲话中经常是义正词严有余,公关亲和不足。在语言用词上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由于没有实际的国家行动随后加以配合,使得他国认为中国只不过是嘴皮上的功夫,不会真有什么实际动作。结果这些国家很少掂量中国讲话的份量,尽管中国的原则性抗议不断,但是国外的反华行为依然如故。

  在传统上,中国社会中的政府像父母官一样对社会生活中的各种活动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并不是这样,很多是大社会小政府的政体,政府的作为主要是保障社会正常秩序有稳定的框架,而并不包办社会活动本身。换言之,一个社会内的各种活动,只要不超越社会框架,不犯法,政府是不给予干预的。最近日本发生右翼势力否定南京大屠殺的集会,就属于这种情况。对此事件,中国人民非常愤慨。然而对这种日本部分人的意见和舆论性的行为,不能把它等同于政府的政策和行为,或认为少数人的舆论活动就一定会改变政府的政策。对于日本右翼的反动行为,本来可以通过其它方式给予反驳,但中国政府却严厉向日本政府抗议,要求日本政府加以制止,管好自己的国民。而日本政府却以政府不能限制民间言论自由拒绝了中国的要求。中方义正词严抗议的结果被日本政府冠冕堂皇的说辞挡了回来,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在日本民间产生了反效果。因为一个讲民主的社会里,各种声音都存在是最基本不过的事情了,关键的问题是这个社会中的主流思潮是什么,及影响到政策层面的思潮又是什么。也就是说,既要分清政府政策性行为与民间舆论间的区别,又要学会利用民间思潮影响政府政策制定的作用。

  争取他国民意

  中国常讲要争取群众的支持,而争取群众和争取民意是同一个道理下的两种说法。在美国,特别是美国国会两院中各种意见都会在法律保护下找机会来表达,同时又要按一定的程序才能进入到政策层面。一旦有刺激中国的事情出现,中国方面应采取法律允许的具体能够确实影响美国国会的措施,而不是简单地指责和抗议,说人家“说三道四”,“伤害中国人民感情”。这种讲法在现代以国家利益为主要特征的国际关系中显得苍白无力。另外,更不能一触即发,暴跳如雷,大有恼羞成怒的势头,那就更显得有失大国之态了。

  对外政策宣示中的失误很容易就造成了两个副产品。第一是有人故意挑中国的毛病,借中国的强烈反应提高挑毛病人的知名度,甚至成为一时的名人,无形中为今后拉到了选票。可以说,中国是现今世界上最容易被惹火的国家之一,本来可以通过有关部门解决或回答的问题,却都由外交部门出面“严正交涉”。

  第二,外国民众对中国本来就不了解,缺乏亲和感的外交政策宣示中的强势说辞使他们更难对中国持有同情心。也就是说,中国在外交政策宣示上的公关没有搞好,特别是没有把争取他国民意支持的第一听众——外国记者们抓住,使他们成为宣传中国形象的正导体。由此一来,经常出现越反华越吃香,越亲华越在本国政治中孤立的怪现象。

  决策迟缓

  中国在处理国际突发事件上决策迟缓,一般需要两到三周的时间才能有所反应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情。给人的感觉是,中国在对外政策制定上需要相当一段内部整合的时间,并缺少对各种可能发生事件提前作出预防性的政策准备。也就是说中国外交政策制定是根据以往的情况制定的,而要应付新的情况,特别是突发情况,没有预防性的沙盘演练措施,经常是被动措手不及。

  1995年李登辉访问美国,几周后中国对美的新政策才见诸行动,召回大使,并举行军事演习。台湾九二一大地震,大陆的反应也是非常钝慢,把一次能赢得台湾民心,使两岸求和存异的天赐良机错失掉了,海外华人对此都深感惋惜。

  中国作为一个有核大国,有必要及时、果敢、慎重地对国际突发事件作出相应反应,这对提高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有积极的影响,不仅有助于中国自己走出上一个世纪受人欺辱的阴影,也有助于地区甚至是世界范围内的和平。可见建立有效的协调外交,军事,安全经济等危机处理机制已是势在必行了。只有这样才能应付各种可能出现的突发性事件,如天灾人祸,恐怖主义活动,军事冲突等各种可以想像到和想像不到的国际危机,同时也可使外交声明与实际的国家行动有效配合。

  提高政府发言人的水平

  近年来,中国注意发挥记者会和政府部门发言人的作用,宣讲对内、对外的政策。这种作法有助于增加政府的透明度,在民众及国际环境中建立信任感。为了更有效地与民众交流,让国际清楚了解中国政府的政策走向,中国应该可以考虑增加新闻发布会的频度,并注意提高发言人的水平。

  政府发言人在形象、语言和对待记者方式上都要与国际接轨。少说那些没有实际意义的空话,杜绝空洞说教,把原则问题通过一针见血,言明利害关系的语言表达出去。最近,俄罗斯对外发言人在反驳外国对车臣问题上的看法时,只讲了一句很简单的话,“任何支持恐怖主义的行为都将被视为与俄罗斯的敌对”。只此一句话就把利害关系说得清清楚楚,让听者自己去掂量和琢磨。

  此外,中国内部的事情一定要由其他有关部门,而不是外交部发表政策性看法。前段时间曾出现过,由外交部发言人出面本应有国台办发表的对台政策,这无形中给人以两岸是两个分治政体,而不是一个国家的口实。只有在台湾问题涉及到其他国家时,才应由外交部出面回应。

  为了提高政府发言人的水平,中国的政府发言人应到国外考察,学习他国政府发言人是怎么通过记者会宣示和解释政策的,而不是空洞的、原则性的说教。

(作者是中国留美学者)

原载[联合早报]

  作者:乔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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