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大志:中国西部大开发的环保与市场研究

  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后的十多年间,一直把开发重点放在沿海地区,策略是利用它的海洋贸易优势、人力、财力、基础设施于市场的集中,先加快发展其经济。待发展到了一定时候,沿海地区累积了一定资金、现代化企业管理经验,便由东部的营利中抽取资源,帮助内地发展。

  上述鄧小平的两个大局策略,基本上符合了经济效率原则,先在较发达地区作重点投资的非均衡开发,在取得经济效益后,再转向均衡发展,把重点转到较落后地区。区域均衡发展,并非始于西部开发。改革开放前,毛泽东思想的重点是缩小三大差别,即控制体力与智力劳动者之间,城乡之间和工农之间差距。这个以政治挂帅、经济效率为次的均衡发展策略,拖慢了经济增长步伐,人民物质条件较差。同时,通过城市户口制,严厉地控制人口流动,把农民扎根于土地上。在不利发展农业的地区,例如山西大寨山区,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树立一个供全国农民学习的模范。这个均衡发展策略,防止了两极化和大量消耗自然资源,但是却牺牲了经济效益的正常运作。

  先均衡发展或先非均衡发展,曾经是60年代与70年代各国学者之间争辩的课题,各有利弊,没有定论。进入80年代,由于倾向先均衡发展的社會主義国家的经济衰微,一党专政导致腐败,国营企业效率普遍低落,改革之风兴起,于是先非均衡发展便成为发展理论的主导思想。然而,强调经济效率和高增长率必须以高消费为依据,对自然生态环境产生很大威胁,环保课题跟着成了国际社会与学术界关注的课题。

  本文针对中国西部大开发这个课题,先探讨其政治经济背景,并论述生态环境较脆弱的西部地区,应如何在经济全球化加剧,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前夕,迎接大开发的机遇。

  西部开发的政治经济背景

  西部地区包括重庆直辖市,和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及新疆九个省或自治区,土地面积约540 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百分之五十六。1998年人口约2 亿8500万人,占全国的四分之一弱。然而,在这辽阔的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占了全国5000万少数民族人口的一半,而生产总值只有全国的七分之一,人均收入只及全国平均值的百分之卅到七十。

  均衡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东西部的经济发展差距加速扩大。这个现象,根据发展理论先驱赫希曼(Hirschman )的不平衡经济增长理论,投资效应在同一个时间只能在某些选定的地点产生,是市场力量在自由放任条件发展过程中的规律。在这过程中,优先发展有较强增长潜能的东部沿海地区,会取得较好投资效率和较快的增长。但同时,在沿海地区产生的高工资、高利润、高效率和较吸引外资的生产环境,吸引了西部的资本、技术和人才,就出现了极化效应(Polarisa-tion effects)。这个极化效应的强度,超过了东部地区由经济增长产生对西部地区有利的涓流效应(Trickle-down effects),造成东西部差距日渐扩大。因此,在适当时候,中央政府必须干预,加强东西部的联系,优先发展西部占优势的产业,以缩小差距。

  区域之间差距大,常带来政治不稳定。对中国来说,缩小差距就是减少少数民族众多的边疆地区的离心力,加强全国各民族之间的凝聚力。政局稳定,便有利于实现现代化计划,化解分离主义的危机。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前夕,东西部较平衡的发展更具有象征式的意义。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以及中国经济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一步挂勾与整合,将引起许多方面的反应,冲击最大的层面可能是乡区向城区流动的人口大迁移。

  城乡人口大迁移

  改革开放已造成中国城乡差距扩大。原来容纳全国四分之三人口的广大乡区,眼看甜头多集中在城市,特别是大型城市。80年代大力提倡的“离土不离乡”政策,原要导引农村剩余劳动力发展中小型企业,纾缓人口向大城市流动。但这些在小乡镇生产的廉价质低产品,出路并不大,给农民增添的财富有限。农业人口密集的省份,地少人多,剩余人口的出路离不开城市。中国加入世贸后,将为工业产品扩大国际市场,但同时也将使人口流向城市的速度加快。

  中国改革开放正处于城市国有企业脱困转制,社会保障重新建制时期,结构调整面临困难。城市吸收农民的能力不高,更何况农民技术低、缺资金、进城后的出路会大部分集中在低增值的非正式服务行业上。这个问题在第三世界许多国家非常普遍,带来不少社会问题。

  西部的开发,并非就能吸引大量农业剩余人口流入西部。但在某个程度上,西部城市将转化为磁盘,吸纳部分西部农民,以免绝大部分流入东部城市。根据胡序威、周一星和顾朝林2000年出版的著作《中国沿海城镇密集地区空间集聚与扩散研究》的调查,流动人口移入大城市的原因,以“原地无工作机会”和“移入城市收入高”占最高比率。就业情况方面,以北京、天津和唐山为例,流动人口从事的职业主要是务工、经商和建筑。

  从入城后的就业情况看,我们可总结经济学者刘易斯(A. Lewis)50年代提出农村人口转型模式,即城市工业才能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才是增长主导的思路已不适用。由于30年来的工业自动化,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产业结构起了大变化,第三产业(服务业)已成为城市的首要职业提供者。这情况变化也许在东部较发达的大城市较为适用。西部开发是否也能以服务业为主?首先我们得清楚西部生态环境对开发的影响。

  西部地区的地理特征

  中国土地辽阔,但山地多平原少,陆地高低差距很大。地形基本上是西高东低,像一个三级阶梯,地势由西部逐渐向东下降。河流起源也因此大多数源自西部,注入太平洋。也就是说,除成都平原、谓河谷地及一些较小片平原外,山地和高地多集中在西部地区,海拔1000米以上。

  植被(vegetation)条件受雨水分布影响。大多西部地区比较干旱,一般除云南、贵州、四川和陕西以外,年降雨量普遍在600 毫米以下,只有东南沿海地区的二到六分之一。地势高而雨量少造成植被种类较贫乏,给农业可持续性发展带来较多困难。广泛地说,西部可分为温带草原区(宁夏、陕北、甘肃东南),温带荒漠区(新疆北、甘肃),高寒草甸与草原区(西藏南、青海),和高寒荒漠区(新疆南、西藏北)。只有陕西渭河以南到四川、云南、贵州,属于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区,云南的南边缘属热带季雨林区。

  地理环境较恶劣的西部,经济以农业为主,工业普遍落后,知识经济则刚开始。发展知识经济虽不分发达或不发达地区,但人才和技术,资金投入方面,西部显然处于劣势。论人才,由于较落后,西部地区已经长期向东部输出人才,造成人才大量流失。

  西部生态环境脆弱

  水源普遍不足

  西部处于长江、黄河两大水系的中、上游。2000年来,生态环境较脆弱的中国西北,因人口繁殖,无规划砍伐树林和兵乱等因素,出现大幅度水土流失,环境破坏颇严重。宋朝初年曾繁盛一个短时期的西夏皇朝,今天只能在废墟里找到它昔日的光辉。黄土高原的脆弱性众所周知,看过陈凯歌执导的电影《黄土地》的人,对黄土的贫脊不会陌生。

  近年来,黄河更不断出现断流,影响中、下游地区的水源供应。西北地区的植被也因没有受到必要保护,造成沙漠化继续向东推移,沙尘暴发生率也增多。大江河的上、中、下游用水,有非常紧密的有机联系。黄河上、中游属较干旱地区,水资源并不丰富,因发展而耗水一多,就会对生态,包括城市生态的影响。现要谈一谈历史文化名城——西安的水源问题,作为一个例子。

  西安古名长安,建于黄河,主要支流渭河边上。自古以来,西安城址就不断迁移,主要受水资源的影响。隋唐之前,长安城建在渭河南岸,地势低,城内排水困难,因地下水污染而水质变咸,地表供水系统受到破坏。隋唐后,长安城迁到更南边的较高地段,但经过300 年的污染,城内水源又变苦,不适饮用。宋朝以后,采用修建河道方法,引水入城,以解决城内水的需求。

  今天的西安,是中国西部水资源贫乏的特大型城市之一。50年来,西安市区的人口增长了六倍,把流动人口算在内,达将近500 万人。由于工农业与人口增长而需水量大幅度增加,缺水因而越趋严重。已部分开采地下水,但已引起某些地段的地面下降。此外,许多地段的地下水也因污染而不适用作生活水源。鉴于水源的限制,目前西安市区用水只达需求量的三分之二,市区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只有全国平均量的五分之一。发展工业与城区扩展需大量用水,水源不足将影响西北第一大城西安的可持续发展,除非供水环境、地表水污染能充分得到改善。保证优良水质供应,离不开可持续性发展这一概念。

  西部地区的可持续性发展

  在全球化加剧,各国侧重投资效益与高回收的同时,中国中央政府鼓励发展生态环境较脆弱的西部。这引起中外学者广泛地关注西部开发所涉及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近十多年来,可持续发展这个概念已逐渐被用作缓冲器,抵消冷战后资本主义加速全球化,企业因生存竞争,不得不寻求更高利润而忽视环保的不良影响。很多国家政府通过制定环保政策与法律,扮演制衡企业破坏环境的角色。可持续发展是既保护生态环境,又能长期满足人类发展需求的概念。它强调保护自然资源、生态抗压力与发展需要相结合这个大原则。

  1996年,中国政府把可持续发展制定为第九个五年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指导思想与“基本国策”。中国改革开放后强调经济增长,改善人民物质生活。生产力既发展,消费水平也提高了,但人与环境的关系因后者受破坏而产生冲突。生态环境越脆弱,冲突层次就越大。

  目前全球发展理论的中心思想是如何达致“天人和谐”,就是既能维持经济增长,又能保持资源永续利用,而实现可持续发展(当然这里说的资源不能包括非再生资源如石油、天然气等)。200 年来,人类从污染化的工业文明,进入保护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这个生态文明,反映人类为了自身的长远生存,而非得与环境关系协调得体,以取得更高层次的平衡。

  西部开发有何机遇?

  西部地区不比东部发达。投资西部不利条件包括交通较为不便,基础设施短缺,市场开拓和技术发展能力较弱,因此,生产和运输成本普通较高。加上生态环境较脆弱,硬性大规模实行工业化投资,后果堪忧。因此,开发资源必须异常谨慎,不可走传统式的先污染后整治的方法。然而,这么强调环保,又没东部的较好条件,那不是把投资者赶跑吗?

  《西土取金》一书的作者杜平等人(《西土取金:西部大开发的政策背景与商业机遇》,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0年3 月出版),研究了西部的发展潜力,综述发展西部应着重下列数点:第一、大力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包括交通、通讯、水利、供水、居住、教育、文化、卫生、医疗、保健等公共服务项目。这方面主要应由政府负责,重点是加强西部之间较发达地区与较落后地区的联系,同时也加强西部与中部、东部的联系。基本设施、文化与生活设施一旦得到发展,便可协助缩小东西部的差距,提供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第二、只要水利搞好,农业发展潜能不小。西南地区的四川省,粮产丰富,曾号称“天府之国”,水能蕴藏量大,是中国最有潜力开发水电的省份。水源较丰富地区可适度加强发展农业,支援西部缺粮区。

  水源土质较贫乏地区只宜适度发展畜牧业,不可过度放牧。实现保护性开发,可防治沙漠化、维持水土。在高度脆弱农业区,还得退耕还林或还草。盲目地崇信“人定胜天”,违反生态规律,过度强调每个区粮食自足,对环境的破坏力是很大的。

  第三、西部发展旅游业的潜能大。西部拥有西南各省、新疆与西藏的多样性地貌和气候特区,少数民族风情、民俗及其悠久的历史文化,又有陕西、四川等的丰富多姿的古迹和各类景点。无论是自然景观或是人文景观,旅游资源异常丰富。诚然,开发旅游不免带来外来文化对本土人的冲击,对生态有影响。如何制定对策,例如怎样有效地落实生态旅游,是当局应关注的课题。

  第四、即发展工业。随着中国市场日渐国际化,加入世贸组织后,国产货与入口产品在国内市场的竞争会更激烈。因此,即使西部劳力、土地价格较低廉,技术整体较落后,也不能大量投入劳力密集、产品较差而廉价的工业项目。其实,西安、兰州、重庆、成都、昆明等大城市具有高水平的大专院校、训练许多高科技人才。在东部地区较快速的发展过程中,西部人才大量流入东部,甚至国外。如何稳定人才外流,吸引其他地区人才到西部去协助发展高科技,知识经济为主的工业,是一项大挑战。人才往往倾向于集中在高工资、提升机会多、科研设备好与同僚多的地点,而不计较生活费高、交通拥挤的东部大城市。

  在促进区域均衡发展方面,世界许多国家都采用奖励策略。中国政府自然也不例外,这包括鼓励和引导国内外企业来西部投资,通过制定中长期发展方针,确定总体方向、投资指南。同时,也赋予财政金融方面的优惠条件,以资鼓励。开发西部地区没有高增值工业的支援,成效将受限制。在适当地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是不可少的。

  第五、是矿产的开发。已测定的西部主要矿产总值,约占全中国的一半,许多矿种的主要蕴藏地在西部,包括石油与天然气。由于水能和油气资源具有优势,发展能源工业与原料加工工业的潜能良好。

  西部与外部的联系

  从地理上看,西部没有海岸线,对发展外贸没东部便利。与西部邻近的国家,其经济能力都比较弱,消费力较低。这些国家包括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不丹、缅甸、寮国以及越南等。在海洋运输发达而速度快又高效率的今天,运输成本在整个生产成本中的比重已大幅度降低。也就是说,贸易伙伴之间对陆地距离虽小,但交通与通讯不发达,货量流通小,会造成两地贸易成本比海洋运输更高,对输出不利。

  不久前开通的新欧亚大陆桥提供西北、青海、新疆和中亚、南亚更便利来往的运输通道,但经济效果仍需一段时间才能证明。到目前为止,新欧亚大陆桥对东亚与经济发达的西欧之间贸易合作没有实际意义。沿途穿越许多国家,过境运输面对诸多技术与协调问题。短期内,四川、云南、陕西等的货物仍得靠华南和华东港口外销。

  航空运输是高新技术与其他较高增值产品外销的途径。鉴于机场设施与规模仍普遍不足,西部靠空运外销仍受很大限制。以陕西为例,省内除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外,并无其他大中型机场,这给招商引资带来一定难题。

  西部的市场往何处去?

  毫无疑问,西部随着改革开放,中国政府支援西部开发的决心,不久将会看到经贸增长的成果。市场一旦扩大,将给农村人口的生活带来变化。

  市场体系包含多种市场,包括资本、劳力、技术、信息、房地产、消费品以及服务等市场。西部开发将强化与东、中部的联系,各种市场也必然加速发展,市场机制的运作有效率与否,取决于它的服务素质。改革开放的其中一个重要环节,便是提高市场体系的服务素质。西部基本是欠发达区,服务素质自然有许多要赶上东部的地方。因此,必须寻求市场机制创新、管理创新和服务方式的改进,以提高效率,促进商品的流通,改善消费品市场的供求关系。

  有一点相当可以肯定的是,东西部加强交通与商品联系的结果,将协助缩小差距,但同时也会逐步淘汰西部一些传统的、效率低的生产组织,包括具有少数民族特色的生产组织。我们将看到越来越多流通性大的大企业集团、连锁店、现代化批发或零售市场和金融市场等。

  东西部联系强化以及中国产品因加入世贸而日渐国际化,将推动西部农村的市场化。拥有8500万人口的四川,农业人口密集,农村劳动力“过剩”问题尤为显著。农村市场化,意味将有更丰富的农副产品走向市场,更高的机械化水平,农村市集更活跃,东部制成品、入口商品增加向提高购买力的农民销售。

  同时,在较自由的市场运作下,农村人口向大、中城市迁移将加剧。在贫瘠而偏远的山区,农民也会向公共设施较完善的集镇迁移。随着而来不可避免的是,农村土地使用权将会变得更有伸缩性;例如有偿转让、出租、入股等方便劳动力流动的方式将应运而生。这种向自由市场机制转移的过程,应会在四川、云南、陕西农业较发达而人口又集中的地区进展较快,而人口稀落、偏远又与外界联系不紧密地区的进度将会较缓慢。也就是说,加快西部发展的步伐,最少在初期到中期阶段,将扩大西部较发达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扩大汉族地区与少数民族地区之间的差距。

  此外,上面提过依靠甘肃河西走廊贯穿亚欧洲大陆桥的发展轴带实力不足,即使大力投入资金发展设施,效果也是较长期的。与西部较发达地区衔接较密切的长江发展轴、华北、华南地区,将通过其辐射与联动作用,经济联系从而更为加强。以上这些问题,中国中央政府如何有效应对,应是值得深思的课题。

  结语

  中国西部大开发是区域均衡理论辩论课题的伸延。战后50年来,先进国与发展中国家应用区域均衡理论发展欠发达地区的成效不大。但总的来说,通过政府的支援与干预,区域差距获得缩小,欠发达区向发达区的人口外流受到一定的控制,许多贫困区通过优惠政策,发展了本身的某些优势,就业取得一定稳定。理论上,缩小区域鸿沟的政治因素大于经济因素,它是国家把较发达地区的资源转移到欠发达地区的措施。这样把资源用在欠发达地区的短、中期经济效益比用在较发达区来的低。即使如此,各国政府都不能忽略欠发达地区,而袖手旁观其衰微。

  中国西部大开发势在必行。在民族主义复燃,而冷战后又大步走向全球整合的过程中,使西部开发更为复杂化。前苏联的瓦解、前南斯拉夫和捷克的分裂,说明了全球化是经济既趋向整合,而民族又趋向要求自立的时代。中国西部少数民族众多,新疆与西藏的独立要求,对中国统一的威胁不小。开发西部成功,将减低新疆与西藏脱离中央政府的危险性。

  西部许多地区的生态环境也较脆弱,西北缺水、西南缺平地、西藏和新疆、青海又大片荒漠,开发异常棘手。要取得可持续发展,发展就必须格外小心。此外,农业人口密集地带的“剩余”人口将随着开发而外涌的势头,也不容忽视。这些问题从中国中央到省、市、地方政府,都是一个大挑战。

  作者是南大国立教育学院副教授。

  作者:黄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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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游客 说:,

    2005年05月15日 星期日 @ 15:24:20

    1

    我敢肯定黄老师肯定不了解西安,他甚至没去过西安。你说先缺水,西安人都会送你以鄙视的目光。你应该知道西安紧邻秦岭,水不会是什么大问题。他肯定比北京,天津,郑州,洛阳以及其他的华北城市水资源丰富。你应该了解西安搞了”黑河引水工程“。而且在近几年来东部以及南方许多城市受到缺电问题的困扰,而对于西安来说电不时问题。应该说在水电方面西安是有很大优势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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