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达功:“天下文章一大抄,就看你会抄不会抄”

  北大博导王铭铭剽窃和吴杨假文凭事件,已经在网上和报刊媒体炒得沸沸扬扬,揭露这种丑陋,真是大快人心。

  抄袭别人的文章,在中国已经是司空见惯的小事。而且由于共产党统治五十余年来,抄袭行为是党八股风气。尤其在文化大革命中,报刊上的文章大都是大同小异,仔细阅读那些文章,好像都是如出一辙。抄袭在那个年代,甚至直到现在,在我看来都是正常的。虽然抄袭是党八股风气,但抄袭学术成果就不多见,这原因当然是因为没有学术研究,只有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大家抄来抄去,也都是在应付,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目的性,因此,人们也不以为然。

  年轻的时候,我曾经在机关办公室和宣传部门做过秘书、干事工作,每天的工作任务就是起草报告、领导讲话稿,总结经验材料等,大都是在写八股文,都有着固定的格式。开头结尾,中间部分的一二三四,甚至语言都是一样的东西。当时单位一个笔杆,做办公室主任,写文章是出了名的。他直言不讳地告诉我:“天下文章一大抄,就看你会抄不会抄。”不言而喻,这天下的文章不是写来的,而是抄来的。当然他的抄主要是来源于党报,抄袭的好处有两点,一是在政治上不犯错误,始终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二是省事省力,语言顺口中听。抄袭也不是原封不动完全抄袭,你要结合自己单位的实际情况,略作改动,就成了一篇自己的好文章。尽管这文章也不是拿来卖钱,也不是在报刊上发表,无伤大雅。

  我曾经也抄袭过,还不是在单位写文章报告什么的,而是在地方报纸上发表。18岁那年,有一个报纸编辑为了巴结我父亲(是个官),主动找我,让我在报纸上发表点小文章。当然能够上报纸,那是我的荣誉,那时候不讲稿费,也没有稿费,能上地方党报发表文章,已经是无上荣光了。当时还不是我想抄什么就抄什么,还要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要完全符合党报精神。那位编辑并没有告诉我要写哪一类的东西,而是把我直接叫到他的编辑部办公室,顺手给我一份外地的报纸(记不清是什么报纸了),用手指着其中一篇“评法批儒”的文章,明确告诉我,“就按这个抄,不要有太大改动。”我一听,心里直乐,这叫什么写文章,就是抄呗!像这样抄来抄去的文章,我相信当年全国都一样,没有人因为抄袭脸红,没有人忐忑不安,怕暴露抄袭,也就是说属于正常的,不丢人。

  抄袭这种不正之风,是共产党统治下的全民八股之风,谁还考虑什么廉耻,大家都没有廉耻了,谁还计较谁呢?中国的学术腐败也源于不知廉耻的道德败坏之风气。学术界、科学界之所以没有创造力,只归咎于本身的教育制度不是启发式的,而是灌输式的,其实也和整个国家风气密不可分。中国人自己没有发明,顺便拿外国人的发明使用,那还算是聪明之举,但是如果像王铭铭那样,拿外国人的学术成果摇身一变成为自己的研究学术成果,沽名钓誉,竟然十万字完全剽窃,实在太不象话了。真是傻冒,连抄都不会抄。

  现在中国的各级领导人物都有大学文凭,包括党校毕业的文凭,甚至是什么硕士、博士的,那一定要写论文。有几个是真才实学?大部分都是抄袭剽窃。如果只是抄袭,那还多少动了一下手,连手都不动的,就像刘晓波的文章《知识包装权力的腐败》中讲述的那个故事,那个卖药的人为了生意,要帮助当官的求一份医学论文发表。省部级、市县级领导为了混个文凭,论文让秘书写或让别人代劳的比比皆是。还好,这些只不过想混个文凭、学位什么的,是为了当官,而不是搞什么学术研究,也没有人去揭露,没人追究。

  既然抄袭剽窃都属于党和政府认可的了,谁还费心思去搞研究,哪里还有什么学术成果?这样下去,共产党腐败,社会道德沦丧,国民和学术界都没有了创造力,科学研究如何能赶上美国?江澤民主席提出的“以德治国”从何做起?

  2002年2 月7 日

作者电子邮件:(zhaodg@hotmail.com)

  作者:赵达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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