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佶:如何增产中国中产阶级

  中国国家信息中心的某位官员去年在深圳说:“未来五年,中国将有两亿人口进入‘中产階級’消费群”。这位官员解释说,所谓“中产階級”指的是“拥有稳定的收入,有能力自己买房买车,能够将收入用于旅游、教育等消费的人群”。

  没有人提及这位官员的尊姓大名,也没有人介绍他的技术头衔或官职,因此我们没有办法判断他的话的分量——是经过严格分析计算的科学预测,还是政府高层领导已经拍板决定的预期工作目标,或者仅仅只是他个人的预测。尽管如此,他的话还是被报刊杂志和因特网广泛转载。显然,这是因为大量“中产階級”的出现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到某种程度的标志,也意味着这个国家的政治基础进入了一种新的状态,而这些都是盼望中国早日现代化的人所希望看到的。

  很多人觉得“两亿中产階級”是个很大的数字,实际上有些论者在数年前就提出了更大的估计数:“当前中国中产階級的人数已经相当可观。1998年10月中央电视台报道,中国已经有3 亿人步入小康之列,也就是说来自社会各阶层的中产階級人数约占全国人口的25%左右(《中国中产階級——未来社会结构的主流》,秦言著,中国计划出版社1999年版)。”

  显然,对“中产階級”的定义不同,得出的估计数也会不同。上述论者把达到“小康”水平理解为中产階級的标准,而一些中国社会学家认为,中国中产階級年收入应达到一至五万美元,前述官员使用的中产階級标准——“自己能够买车买房”等,显然比较接近后者。

  这些中产階級标准都是从经济收入这一个方面来进行衡量,但有学者指出:“我们不能把所有在经济收入方面比较富裕的人士都称之为中产阶层,中产階級从本质上说,是指那些运用自己的知识技能作为‘软资本’来参与市场竞争,并因此而取得竞争优势的人们,他们所受的教育,他们的审美趣味、生活态度与价值观念,一般而言较为精致化。那些投机商、暴发户、利用权钱交易的权势寻租者,利用权力地位取得财富、地位等稀缺资源的人们,严格地说,并不属于社会学意义上的中产階級。知识型企业家与知识型能人是当今中国中产階級的主体。”(萧功秦:“当今中国的中产階級与知识分子”)这样一个中产階級标准可以概括为:既有钱又有文化知识,缺一不可。显然,按照这个标准,可以称为“中产階級”的人数会更少一些。

  考虑到中国人对中产階級的期望不仅仅限于经济方面,例如增加社会总购买力等,还把社会稳定和进步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因此萧功秦描述的中产階級标准应该比较符合我们对中产階級的想象。

  我认为,争论若干年后中国中产階級的人数能够达到多少,意义并不大;但鉴于中产階級在一个现代化国家中的重要地位,思考并讨论一下如何增加这个阶层的总人数,倒是比较有意义的事情。

  根据萧功秦的标准,中产階級至少应该是大学毕业。国家计委在去年编制完成的《教育发展专项规划》中确定,中国将在今后五年内使高等教育进入初级大众化阶段,高校在学人数将由2000年的1100万增加到1600万。显然,这个数字决定了中国中产階級的年增长数量将被限制在千余万的数量级上。

  那么在这个环节上,有没有可能提高中国中产階級的生产效率,即招收和培养更多的大学生呢?我作为一个大学的教师,站在微观的角度上看,是完全有可能的。

  以我自己为例,我成为“人民教师”的一年半(三个学期)以来,我班上的学生从来没有超过二十人,偌大的教室往往空着一半甚至三分之二,很多时候显得很冷清。我常在想,那些参加高考的孩子竞争得那么惨烈,这里却空着这么多座位,这是为什么呢?我对十八个学生是上课,对三十八个学生也同样是上课,十八个学生看投影,三十八个学生也同样能够看,顶多在讲台上装一个麦克风嘛!

  有一次我看见一个学生的表情有点奇怪,当时并没有在意。后来才知道,这个学生因故不能来上课,她的妹妹(和她长得很象)正好厂里停工待料,于是自告奋勇替她来听课。这个打工妹害怕我知道了赶她走,所以在课堂上很紧张。她后来告诉我,虽然只听了几次课,但是收获很大。我上的只是广告学这类应用技术型的课程,如果中国文学、世界历史或自然科学等方面的课堂大门也向那些仅仅差几分而无缘大学的年轻人打开,我相信可能会改变他们的整个人生。

  不但班上的学生少,而且教师的工作量也严重不足。仍然以我为例,每周最少只要上一个班级的课,即每周只上两小时的课,上课多的学期,也只上三个班级的课,每周十余小时。象我这样工作量不足的教师很多。为了让教师不太闲,学校规定必须以“科研”工作量来代替教学工作量,以保证总工作量达到要求。

  那么“科研工作量”又是如何计算的呢——发表在所谓“核心刊物”上的论文数。全中国“核心刊物”虽然不少,但是具体到各个专业就很少了。一年内要写出几篇有思想有创新有突破的论文,已属不易(思想毕竟不是挖土方,只要下死力气就能出成果),要发表就更困难了。因此,轻则让学生替自己收集资料、走后门发文章,重则剪刀加糨糊,剽窃别人的成果,出现种种学术腐败也就不奇怪了。

  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多招一些学生,让老师多上课呢?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同一门课,上的次数越多,就上得越好;如果同时给几个不同的班开同一门课,效果更好,教师可以不断地完善自己的讲授思路和方式,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上课多了,教师的收入也可以大幅度提高,本身也可能成为中产階級。

  一边是强烈的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一边却闲置大量的教育资源,逼迫教师把宝贵的精力用于制造“学术垃圾”——没有什么大价值的所谓“论文”,真令人费解。如果考虑到现在都是自费上大学——招生越多,学校收入也越多,规模效应和学校之间的竞争还可能导致学费降低,这种现象就更加荒诞了。

  中产階級的另外一个标志是达到一定的收入水平。林思云“两亿中产狂想曲”一文很尖锐地提出了一个问题:“谁来为中国提供两亿个能够达到中产階級工资水平的工作岗位?”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如果中国中产階級只是国际资本的高级打工仔,那么他们的地位本身就是不稳固的,必然依附于国际资本,随国际资本的涌入而盛,流出而衰。因此,我们在谈到“中产階級”之“产”时,不应该只把眼光放在他们拥有的和未来能够购买的生活资料(汽车和房子等)上,还应该注意他们拥有的生产资料——有形的如股份、有价证券,无形的如管理经验、技术、专利、知识产权等等。只有拥有这种“恒产”的中产階級,才会有真正的“恒心”,成为保持社会稳定、推动社会进步的中坚力量。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形态可以简单地描述为“穷人为富人生产”,这种经济形态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依赖向发达国家的出口。在世界经济形势良好,进出口国之间没有战略上的利害冲突时,小的穷国可以利用这种经济形态迅速地发展自己,例如亚洲四小龙等。但是中国这样的“大”的、和美国有潜在利害冲突(至少美国单方面这么认为)的“穷人”(发展中国家)就不能或无法完全依赖这种经济形态来发展自己。一方面是因为穷人多(中国大量的初级劳动力)而富人少(相对中国庞大的生产潜力,美国的消费能力是有限的),穷人们(中国的和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劳动者)为了竞争出口的机会,相互激烈竞争而导致自身利益的损失;另一方面,美国可以容忍也乐见泰国和菲律宾等小国的现代化,但是却不能容忍更不乐见中国这样一个庞然大物实现现代化。因此,中国这样的大的发展中国家,应该两条腿走路,同时发展“穷人为穷人生产”这一经济形态。

  人类经济活动的本质就是把越来越多的人裹挟到经济活动中来,通过提高分工和交换的深度和广度,通过降低商品的成本,来增进每个人实际的物质享受。因此,中国应该把更多的穷人“卷进”生产过程,相互为对方生产,因参加生产而有收入,因有收入而有购买力,因有购买力而推动生产。为富人生产,产品要高精尖新,但是为穷人生产,实用而实惠,应该是最基本的原则。14英寸彩电,一匹窗式空调,486 电脑,真的永远被历史淘汰了?政府可以推动和指导这种经济形态的发展(例如提供低息或无息贷款,监督贷款用途,保障劳动者权益等),但是具体操作应该让民间去作,以保证最高的效率和最低的成本。

  还有穷人,还有非自然失业,就标志着整个经济体离开生产可能性曲线还有很大的距离,意味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在这个潜力被发挥出来的过程中,中产階級可以大有可为,其队伍也将得到扩大。一个经济体,只有自身内部成员相互之间也达成了密切而协调的经济关系,这个经济体才是稳定的。只有依附于一个稳定的经济体,中产階級本身才可能是稳定的。

  黄佶电子信箱:huangjib@online.s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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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黄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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