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玥:人家的城市

  在星期六的早晨,从北京城的西四环外跑到北四环,去听一场讲座,我不得不说那是一件苦差事。尤其,讲座的内容又是“对比欧洲经典城市与中国现行城市发展”———这么一个必然要令听者感到“痛苦”的题目。

  果然,在接下去的3 个小时里,在几百张幻灯片的“扫射”下,会议室里除了主讲者的声音和投影机放幻灯片的“哒,哒”声,最多的,就是听众们不由自主的叹气声。

  听众中,有退休的中学教师,有新闻记者,有职业建筑师,有著名学者。

  主讲者虞河岳,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建筑师,日内瓦中国驻世界贸易组织馆舍的主要设计者之一。

  第一张图片是一幅青山绿水蓝天白云的画面,虞河岳说:“这就是人家的城市。”

  这句话成了他在讲座中不停地重复的一句话。

  城市?难道不应该是摩天大楼、熙熙攘攘的人群、车水马龙吗?

  虞笑着说:“我可没有拿一张九寨沟的明信片来骗大家。这,就是人家的城市。”

  再换一张照片:山更近了,能看见湖岸边的绿树,湖水也显得更清澈了,可是,人在哪儿?楼房在哪儿?车到哪里去了?

  再近一些,果然,有道路,有人,都被包围在远处青山和近处绿树之中。

  “他们整个的城市,都是淹没在那样的风景之中。”

  1998年5 月,虞河岳被外经贸部派往瑞士日内瓦,负责中国驻世界贸易组织会馆的建设工作。在以后的3 年半里,他跑了欧洲上百个城市,对于学建筑的他来说,那是一个“洗脑”的过程,让他从迷惑、不清晰,到比较清楚地知道,什么是好的东西。

  日内瓦是他最熟悉的城市。刚去的时候,日内瓦的美景让他赞叹不已,而瑞士人却在搞全民公决,说日内瓦又穷,又乱,说的又是法语,干脆把它划给法国算了。

  后来,虞河岳也不得不承认,比起瑞士中部的一些城市,日内瓦的确不算漂亮。

  可是,他展示的那些日内瓦的照片,在我们没有去过那里的人看来,都已经是“明信片”级的美景了。

  中国驻世贸会馆的地址就在日内瓦湖边,正对着欧洲最高峰勃朗峰。

  刚定下馆址的时候,就有人兴奋地说,怎么也得盖个20层的大楼,显显中国人的气派!

  然而日内瓦法律对沿湖建筑有非常明确而“苛刻”的规定:城市中心限高37.5米,建筑须退湖30米,退道路中心线20米,退邻居土耳其大使官邸12米……容积率只有0.2 (容积率:指建筑项目规划建设用地范围内全部建筑面积与规划建设用地面积之比。容积率低,则单位成本高;容积率高,则以牺牲绿化和环境为代价)。这意味着,中国代表团虽然有近8000平方米的占地,可是只能盖一个1500平方米的房子。

  虽然,房屋的风格由业主选择,可是屋子的颜色,甚至周围栏杆的颜色要报州政府的“色彩委员会”批准。

  虞河岳说,他专门找人打听了一下,如果违反这个规定,盖了大一些高一些的房子,会怎么样?

  人家说:“那也很简单,就是把你的房子拆了,永远取消你在瑞士买房盖房的资格,施工单位永远取消在瑞士施工的资格。一切都是永远的,没有商量。”

  开工剪彩时,日内瓦州长特意和虞河岳说:“我知道,这么小的面积,驻一个中国代表团,的确难度很大,我们也开会商量过这件事。可是,你也喜欢日内瓦,如果你违规一点,他违规一点,日内瓦就不再是日内瓦了。”

  日内瓦城市中心限高37.5米,这是圣皮埃尔教堂的高度。100 年前这里就是日内瓦城市的最高点,至今没有改变。

  虞河岳说,他在那里还看过一个关于日内瓦的展览,100 多年前的样子和今天看起来差不太多。可是谁能说日内瓦“土”、“落后”?

  “并不是你把老房子都拆光,盖成新楼,就现代化了。”

  不过,今天的生活需求毕竟不同于100 年前,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汽车的问题,以及与之相伴的道路和停车的问题,他们怎么解决?

  照片上看,每一座山都是绿树覆盖,而瑞士是山中之国,进出的道路呢?

  “太多太多的隧道。”虞河岳说,“山里的,湖里的,立交的,螺旋的,有些我都不知道他们怎么施工,太复杂了。”

  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尽量减少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有一处要修路,不得已需要砍树,按规定,每个桥墩只能砍两棵树。“那都是在悬崖峭壁的地方,换了我们,大概半扇山都炸了。”虞感叹地说,“最后他们是出动直升机,吊着钢筋安装的。”

  停车场的建设听起来就更匪夷所思。一栋老房子,为了修地下停车场,把房子锯断,用钢梁顶起来,把地下掏空,做好地下室,再把房子放回去。

  还有建在日内瓦湖底的5 层的停车场,难以想象那又是怎样的工程。

  “他们为了保护环境真的是不惜血本!”

  虞河岳说,“城市的发展和人类的活动,不能以破坏自然环境为代价,这是他们最核心的思路。”

  日内瓦的城市标志,一道140 米高,直冲云霄的喷泉。

  十几张幻灯展示了它在不同天气里的变化:阳光折射时形成的彩虹,被风扬起时宛如一道正待起航的风帆,在晴天、雨天以及不同的云影中,那道看似简单的喷泉有着变幻万千的形象。

  “我们一弄就是要新,要豪华,结果到处都是玻璃幕墙,都是大理石。其实,城市的风格和特色,并不一定要通过大的建筑群来表现,有时候就是来自这么一个匠心独具的地方。

  “反观我们的城市建设,我们经常以北京是个拥有千年历史的文化古都为荣,可是,看一看今天的北京城,历史和文化都在哪儿?

  “一个人到了北京,他不是一出机场就到天安門和故宫的。”

  虞河岳在讲座中更多地是在说“人家的城市”如何如何,似乎有些刻意回避着与“我们的”城市进行对比,不过,这样的话题有时也会不自觉地就跑了出来。

  “他出了首都机场,上高速路,过三元桥,进二环路,经过长安街,巨无霸一样的东方广场,这个城市在他面前逐渐展开,他有自己的眼睛,有自己的感受,你告诉他我们有悠久的历史,可是他看到了什么?能证明这一点吗?”

  一次世界建筑师大会上,一位与会者说:“中国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同时,也正在以惊人的速度破坏。”

  在国外的三年多,虞河岳碰到很多人,说到中国时,都说中国的发展的确快,可是,他们还说:“城市的发展,不能像你们提的那样‘日新月异’。”这话给虞河岳留下很深的印象。

  城市的建设,不能像穿一件时装一样,今天好就穿上,明天觉得不好就可以脱下来,一定要小心翼翼地做。因为,很多东西,毁掉了,就再也没有了。

  “在国外看得越多,这种感觉越深刻。”虞说,他现在就是想把自己的感受交流给别人,业内的同行和一切关心这个领域的人,“虽然,我们的城市不可能明天就变成那个样子,可是,我们应该有标准,知道那才是好的,我们应该往那个方向去做。”

  否则,浪费国家资源,浪费纳税人的钱,制造了大量的城市垃圾无法处理,还彻底地毁坏了城市的格局。

  安纳西(ANNASY),法国南部阿尔卑斯山麓的美丽小城,一个房价比巴黎还高的地方。

  用虞河岳的话来形容,“走在这个城市的街道上,要么看到山,要么看到水。”

  阿尔卑斯山融雪形成的湖泊,穿城而过的运河,青黛色的远山,近处绿树繁花,构成一幅世外桃源般的美景,就是这个城市一眼看上去给人的印象。

  而据虞河岳介绍,这个城市的旅游业非常发达,游客人数是城市人口的8 倍以上,旅游业收入在全法国都是响当当的。他每次去,都是游人如织。但是,在那些照片中,你看不到大规模的建设,周围景观也没有被大规模破坏。

  虞河岳有次问当地的一位老人,这里游客这么多,为什么不盖上几座大酒店?以前有没有这方面的争论?

  老人回答:“有过争论,也盖过楼,后来都拆了。”

  在一张湖边景色的照片里,虞河岳指着一排高大的法国梧桐树说,这后面是一排别墅,其中不乏知名建筑家的作品,但是人们还是认为那些房子破坏了自然的景观,专门栽了这一排树来“遮丑”。

  另外一幅,湖边的一大片空地,绿阴环绕。据说这片地已经保留了400 多年,在他们看来,如果水平不够,做不好,宁可留着不做。并不只有开发才是政府的政绩。

  虞很感叹,“再好的建筑师也创造不出比自然更美的风景。可是换了我们,大概马上拍卖,管你做个什么东西呢。”

  沿湖还有一片空旷之地,是一个能容纳8 万人的草地广场,满是来自欧洲各地的游客,人们在这里晒太阳、游戏、聊天,“这样充分的活动空间,比任何人工设计的场所都好100 倍”。

  安纳西城市在湖上的入口标志,是一个长着两棵树的小岛,乍一看像是水中生出了两棵树。

  这个巴掌大的小岛正好位于轮船的航道上,让大一点的轮船无法通过。曾经也有讨论,说要不要把这两棵树砍掉,让游客来得更多更方便。

  最后,还是决定不能这么做,因为“那已经是这个城市的形象标志”,具有象征意义,保留它比多来两船游客要更重要。

  当然,一座始建于570 年前的城市一定无法满足现代生活的很多方面。比如,原先的石子路没法跑汽车,不能骑自行车,不能滑滑板,在铺设柏油路时,他们甚至特制了赭红色的沥青,为的就是与周围的房子色彩配合。

  “人家小心到这种程度!”虞河岳说。听众也是唏嘘不已。

  在国外,虞河岳开车时有个习惯,因为怕漏过窗外的美景,照相机永远放在手边,看到漂亮的建筑与风景随时拍下来。而在北京,他说不知道拍哪里,才能反映“北京”这个城市。

  “你说,哪里是?西站吗?还是东方广场?城市的个性都没有了,没有个性的城市怎么会吸引人?”

  我再次见到他,是在外经贸部他的办公室,街对面的,就是改建后的王府井大街和那个大得吓人的东方广场。

  数年前,当东方广场刚刚破土动工时,虞河岳和一位同事就商量,要把这片地上拆与建的过程拍下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两人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对面的工地留一张影。

  “后来你再看过那些照片吗?”我问。

  “还用得着看照片吗?北京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想看天天有,到处都看得见。”

  在欧洲看了数不清的建筑,意大利的米兰教堂是他最喜欢的建筑之一。去了很多次,有时只是在门前的广场上坐一坐,看着宏伟巍峨的教堂,又是感动又是悲哀。感动是因为那儿的美,悲哀是想到我们自己的城市哪里还让人有这种感觉?

  “只有那些老的地方,可是我们不能永远都说故宫吧?”

  虞河岳介绍,在瑞士,一个项目的决定,不是政府说了算,而是公众说了算。每一个新建项目,都要通过报纸、电视等各种媒体,发布公告。公众如果有反对意见,可以在一定期限内向州政府提出。一般情况,只要有两三个人提出异议,这个项目就会交专门的专家评审委员会论证,确有问题,项目就必须改建或停止。

  “可是这样做会不会影响效率?”

  “恰恰相反,正是这样的论证程序,才保证了长久的效率,保证城市的每一步发展都是有序的。短平快的决策,后果是什么?70年代拆50年代的,80年代拆60年代的,这样的教训我们还不够多吗?”

  有人说,建筑是石头书写的历史,而我们城市的历史,却天天处于“改建”之中。虞说,“这是件很恐怖的事。”

  “来不来就是推土机上,大片大片地推倒重来。巨大的浪费不说,城市看不到自己历史的传承和发展的轨迹,永远都在浮动,没有根基。”

  “难道旧的就一定是好的吗?”

  “旧的不一定就是好的,在国外也不是。关键是如何达到一种发展与保护的协调。城市规划,难就难在这里。毁掉旧的,瞎盖高楼,也不等于就是发展了。”

  他叹口气,说:“至少,北京并没有越来越漂亮。”

  “也许,北京的漂亮和瑞士的漂亮不一样。”

  “那当然,每个城市有不同的地理、历史、文化,人们有不同的生活习惯,城市应该有不同的风格。并不是把瑞士的拿来就是好,可是,我们的城市哪儿去了?不知道。”“建筑是个专业性很强的领域,和医生一样,心脏医生动手术时,别人就不能随便指手画脚。可是一个领导喜欢给房子加个顶,于是所有房子上都顶着个‘帽子’,这不是很荒唐吗?”

  “我们的城市,究竟是沿着一种什么思路在走,是文化的思路,还是仅仅是商业的思路?”

  “很多东西,它刚出现的时候和很多年以后,人们的评价会有很大的不同,像埃菲尔铁塔之类。会不会有一种可能,在多年以后,北京城反而成了一种典范?”我开玩笑地说。

  他笑了,“从数学的概率上,也许。可是这个可能性有多大?我相信,人们对美的认识,还是有个基本标准的。至少,我们都向往瑞士那样的环境,希望生活在那样的地方。”

  虞河岳说,对埃菲尔铁塔的评价是对一个单独的建筑物的评价,而我们今天的城市,更重要的问题是“严重缺乏整体”。

  在瑞士,你单独看每一栋房子,并不觉得多么漂亮,可是把它们放在环境中,就显得那么和谐。而我们的城市,最缺的就是关系,建筑与环境之间没有关系,建筑物与建筑物之间没有关系。单独看,有些还不错,放在一起就是乱七八糟。

  “这就不是建筑的问题,而是城市规划和设计的问题。”

  而城市规划是政府做的事。开发商受利益驱动,政府的作用,正应该是放长眼光,不图一时之利,保持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将城市纳入良性循环的轨道。

  在瑞士他曾经闹过一个笑话。

  当时看到瑞士人制定的各种极其细致的规章条例,就打算把有关的建筑条例复印下来,好好看看。结果人家说,这怎么复印,好几大柜子都是。

  后来想想,就算把人家的规章都拿来又有什么用,规划规章咱们也有,问题是制定和实施是两回事。

  “这个城市已经成这样了,现在还能怎么办?”

  “城市还在发展,还可以改变,起码我们别让它再坏下去了,坏下去是没有底的。2008年奥运会、CBD (中央商务区)的兴建,这样大的活动和项目都会对北京的城市面貌和格局产生重大影响。在这个时候,如果能够引起更广泛的关注,让更多的人来思考和讨论一下,我们的城市,究竟是沿着一种什么思路在走,是文化的思路,还是仅仅是商业的思路?”他说。

  很多时候,关注本身就会成为力量。毕竟,这是我们的城市,它的好坏与每一个生活在这里的人息息相关。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明确要往哪个方向去。也许,100 年后希望比他们做得更好,千万不要想三五年内‘赶英超美’,短视、急功近利只会造成更大的浪费和毁灭。”

  2002年3 月20日《中国青年报》

  作者:冯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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