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亚蒙:王朝地理思想与首都的悲剧——从汉唐长安想到北京

  最近从邯郸开完会顺便去了一趟北京,再次感受首都拥塞的交通和种种城市问题。与朋友们聚会时,新华社的王军同志讲到清华大学的方可博士不久前写了一篇文章《北京会被迫迁都吗? 》,我趁着酒兴就此也谈了一点感想,大家觉得挺新鲜,鼓励我写成文字。

  所谓王朝地理思想,是指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形成的以首都为中心的地理秩序的尊卑观念。《禹贡》分天下为” 五服”:首都附近五百里的地区叫作” 甸服” ,在地理秩序中是最高的一级; 其次每五百里一个等级,依次为侯服、绥服、要服; 而最偏远的地区则称之为” 荒服” ,在地理秩序中是最低级的。山川本自然,但人为地赋之于等级之后,就会使居于京城或” 甸服” 、” 侯服” 的百姓产生优越感,使居于” 绥服” 、” 要服” 、” 荒服” 的百姓产生卑怯感,从而有利于统治。几干年来,这种地理上的尊卑感就成为我们民族心理中深厚的文化积淀。宋代城市革命以后,由于经济的发展虽有些微改变,但直到今天,这种文化心理仍然主导着芸芸众生的价值选择,从而也影响着我们首都和其他城市的发展。

  比如说,一个人在首都以外的地方无论做得怎样成功,如果不能到北京这个大舞台上表演一番,终究在大家的心理上只算是“外地的”、“小地方的”。相反,如果一个人在首都的某个机构任职,既使没多大本事,也会身价倍增。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自己是否也常常对“大地方”的人油然起敬,而对” 小地方” 的人有鄙夷的心态呢? 因此,凡是有一点能耐、有一点门道的,无不挖空心思往京城里挤,要不短短五十年北京城区的人口怎会从100 多万增加到700 多万呢? 进京,是多少” 外地人” 的梦想啊! 而被优越感惯坏了的北京人,当年不过上了一下山、下了一下乡,就仿佛是受了莫大的委屈,几十年来喋喋不休地诉苦。那些至今生活在” 荒服” 里的百姓,才真叫委屈。

  再比如,近几年关于国家大剧院的建设议论纷纷,但有一点是毫无异议的:国家大剧院必须建在北京这也是典型的王朝地理思想的反映。为什么最好的剧院必须建在北京? 再进一步追问: 为什么最好的大学、最好的医院、最好的车站、最好的机场、最好的公司、最好的宾馆必须建在北京? 理由只有一条: 北京是首都。这在我们每个人的观念里几乎是理所当然的。如果中国最好的大学不是北大,而是广西桂林的某一所大学,大家就会感到不可思议。可是,美国的哈佛大学就不在华盛顿。我们的国家大剧院又为什么不可以建在上海或杭州或深圳或其他什么地方呢?

  中国的城市建设,历来偏重主观愿望而忽视地理基础的承载能力。无限地人口膨胀、无限地扩张性建设,最终会使都城不堪重负。汉唐长安城的悲剧正好说明了这一点。

  汉长安城位于渭水南岸,龙首原以北,始建于公元前3 世纪末,面积36平方公里,号称当时世界第一大城,历为西汉、新莽、东汉( 献帝) 、西晋( 愍帝) 、前赵、前奏、后秦、西魏、北周和隋的都城。至隋初,使用近人百年的汉长安城已是污水沉淀、壅底难泄,连饮水也成问题,隋文帝只好废弃旧都,在龙首原以南另建新都——大兴城( 即唐长安城) 。

  唐长安城面积84.1平方公里,连同续建的大明宫87.2平方公里,当时是世界上最繁华的国际大都市,但它对环境的破坏和对资源的掠夺也是灾难性的。唐代中期维修宫殿,附近的山上已没有大树,要远涉黄河到今山西砍伐木材。由于人口剧增,经由洛阳水路转运的粮食难于为继,有时连皇帝也为吃饭发愁。唐末,朱温挟唐昭宗徙都洛阳,长安居民按籍迁居,长安( 今西安) 成了永远的废都。

  此外,地理上的尊卑秩序使居于僻壤的百姓所受到的心理压迫,会使农民对城市、小城镇居民对大中城市产生既向往又仇恨的情感,这也正是历史上无数农民起义军大规模损毁都市的深层次原因。因为在他们看来,大都市不是他们可以分享的文明成果,而是压迫他们心灵的物质实体!

  现今的科学技术已有很大发展,当年长安城所遇到的具体问题,今天或许可以解决。但王朝地理思想带给都城的灾难性的后果( 主要表现在人口的激剧增加和对资源的掠夺式利用) 却是我们应当警惕和深刻反思的,玉泉山泉水的枯竭正是北京不堪重负的征兆,况且还有难于解决的新问题出现。因此,我们在都城建设中,要特别考虑其地理基础的承载力,依据客观条件而非主观愿望研究确定其合理的容量,运用政策、规划等手段调控其规模,实现可持续发展。否则,首都被迫迁出北京或许不是杞人忧天,也不是痴人说梦。

  2000年3 月6 日草于樊城

作者是西北大学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

  作者:罗亚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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