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林:我为农民说真话

  能够被历史记住的小人物寥寥无几,而李昌平很可能是其中一个。在互联网上搜索一下“李昌平”三个字,瞬间就冒出近2000篇关于他的报道和评论。

  他之所以广为人知,是因为写了那封著名的给朱镕基总理的信,痛陈“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最近,他又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翔实的数据,写出一本力作《我向总理说实话》。认真读完这本书的人,无不大恸。

  “这是一本让人坐卧不宁的书。倘若不是预先就知道作者是谁,我是不大可能去读它的,因为它离自己的专业、兴趣和经验太远。但我读了,一口气读完了,读得坐卧不宁。”一位读者在报纸上撰文形容自己的感受。

  一位离休老干部尚未读完,已经潸然泪下。老伴儿告诉儿子:“你爸爸这辈子都没有流过眼泪!”

  作家吴思在读完后,将李昌平与海瑞做了比较:“从优势方面说,海瑞的主要武器只是一根道德鞭子,即便舞得山响,触及的仍是皮毛。而四百多年之后的李昌平则装备了中西结合的轻重武器,他可以挖出体制上的根子,提出脱胎换骨的改革建议……”

  学者丁东说:“一个时代,总会出现一些焦点人物。如果说,梁漱溟、彭德怀曾经是50年代的焦点人物,那么,李昌平和他的书里提到的董阳、夏一松,就是当今中国的焦点人物。他们的命运,高度地浓缩了中国社会的矛盾。”

  著名农业问题专家杜润生先生为这本书作序称:“李昌平不是第一个提出‘三农’问题的人,但以一个乡党委书记身份,系统提出、用数据说话、用切身经历讲话的,他是第一个。”“我们欠农民太多!”

  春节前的一天晚上8 点,记者在北京与李昌平见面,他刚从印度访问回来。

  他写了那封引发大地震的信后,从湖北省荆州市监利县出走,到南方找工作。但被荆州某些人“追剿”,又失业了。他漂泊到北京,碰到《中国改革》杂志总编辑温铁军,两人一见如故。温铁军说,我这里正好缺人,到我这里来研究农村问题吧!

  现在李昌平把对农民疾苦的同情全融入编辑工作中。他准备和一帮志愿者搞农民网站,搞农民培训基地,他得到了国内外朋友的支持。他写文章批评关于农村应该实行股田制的观点,他是无可争议的农民问题专家。

  种粮能手说:打死也不种田了

  李昌平出生在湖北监利县一个非常穷的农民家庭,小时亲眼目睹了亲人没钱治病,活活病死的场景。于是他立志要为农民做事情。他读书成绩优秀,考上大学后多次有跳出农村的机会,他都放弃了。他发誓不离开农村。

  李昌平的外表看起来聪明理性,外向开朗。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乡镇干部,是经济学硕士,有17年的乡镇工作经验,曾担任过4 个乡的领导职务。

  2000年初,李昌平被调到棋盘乡任乡党委书记。他一来就目睹了太多的不平与苦难。

  “正月初四,我从县城出发,要去看看棋盘乡农民怎么过年,哪知公路上成群结队外出打工的人像滚滚洪流。不管是什么车,只要你是向南,统统塞满了人。我开着的桑塔纳也被农民拦下,车里一下子上来了5 个农民。一个四五十岁的农民说:他家去年种了40亩地,一家三代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忙了一年,交了各种税费合两万多斤粮,自己只剩下3000斤谷子。谷子收完了,老婆也累倒了,住院7天花去了2000多元,把自家的粮食卖光了,还借了2000斤。一个青年农民愤愤地说:‘你们当官的心太黑,不出去没有活路。’

  “我的车子开进角湖村,到处是骨肉分离,拥抱泣别的场面。那些可怜的孩子死死抱住父母的双腿不放,欲走的父母伤心地痛哭着,不停地抽打孩子的双手。

  “这个村的村长是我中学同学,兄弟四个,除了他全带着老婆出外打工去了,他老婆也跟着去了。他们初四的清晨就去了长沙,去晚了去年打下的拾破烂和擦皮鞋的地盘就会被别人占了。只剩年逾花甲的老父母照看着四家的10个孙子。

  “老人拉着我的手说:‘他哥哥,这个政策要变一变,再不变老百姓可是没法子生活了!’看着我的老同学苍老无奈的父母,我的泪水一下流出来了。

  “我的这位村长老同学愤愤说:‘农民还有什么?有家不能归,一半以上的成年人在外谋生;有地不敢种,劳累一年还欠着别人钱,什么道理!上有老人不能尽孝;下有小孩不能成才。一生辛劳,尽养活你们这些干部、奸商了!你们反而不把农民当人看!”

  侯王村的侯大爷,老两口都七十出头了,听说来了上过大学的新乡党委书记,步行十多里找来,让李昌平解答一个难题:“请问李书记,中国的哪一朝哪一代,要七十多岁的老人交人头税?”

  他和老伴1999年交了整整700 元的人头税。他说:“我们年轻的时候,修过‘三线’,修过长江大堤,农业学大寨,搞了二十多年的水利建设,落得一身病。老了,乡里不仅不养我们,还要我们这些老人养乡里,天理难容啊!”

  棋盘乡的种田能手李开明也对李昌平倾诉:1999年种地18.3亩,收粮1.8 万斤,生产开支和税费6000多元。他家现库存1.1 万斤粮。尽管苦求以远低于国家保护价的每斤0.35元出售,粮食收购部门仍以没有仓库为由拒绝。算来算去,他1999年的种田收入竟然是负数。种田能手尚且如此,监利的普通农民可想而知了。李开明痛苦地说:“打死我也不种田了!”

  李昌平的一位中学同学对李昌平诉苦道:“我去年种了30亩地,不仅没赚到钱,反而倒贴了2000多元。排渍时,电管所说村里欠电费,给你停电。村里不得不给电管员送烟、送酒、送钱,还把他请来杀鸡宰鸭,好酒好肉招待,否则淹死你也不给你送电。老百姓庄稼被淹,心急火燎,当官的和管电的却划拳饮酒,不慌不忙!

  “粮食收获了,国家规定100 斤55元,可是粮管所收购时只给你38元,就这样还得在粮站连续蹲上几夜,不送礼就不给收。我家卖粮食都是我父亲去,我怕见到那些没良心的收购员,会控制不住一把火把粮站烧了。

  “禾苗刚栽下,干部就来收钱,每亩地200 多元,1 分不能少。要是因为花钱买化肥要求迟几天交,人家坚决不允许,闹不好就关人罚跪。我真想不通,农民最没办法,农民最善良,农民也是人,他们为什么不能客气点?

  李昌平调查到:1999年,棋盘乡全乡农民实际负担1382万元,其中合理负担仅580 万元,而全乡农民的农业收入总共不足1000万元。这意味着农民种田的全部所得都用来交税费还差着近一半。

  春节这几天的见闻给李昌平的刺激太大了。深夜12点,他拿起笔想给县领导写份调查报告,但他怎么也写不下去,他知道很可能马上就会有人扣帽子,“政治上不成熟,此人靠不住”。李昌平对记者说,他之所以留在这里是想改变农村的面貌。可是现实太令人失望。青春、热情、理想、公平无影无踪。老百姓受再大的苦也讲不出话,“我一定要代他们说”。

  他最终选定了一个特殊倾诉对象。当他提笔写下“总理”两字时,泪水顿时溢满了眼眶,他要告诉总理农村的真正现状:

  “盲流如‘洪水’”、“负担如‘泰山’”、“债台如‘珠峰’”、“干部如‘蝗虫’”、“责任制如‘枷锁’”、“政策如‘谎言’”、“假话如‘真理’”……

  “我经常碰到老人拉着我的手痛哭流泪盼早死,小孩儿跪在我面前要上学的悲哀场面。我除了失声痛哭外,无法表达我的心情。今年的负担还要加,您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少壮去打工,剩下童与孤,又见负担长,惟望天地哭!……”

  除了描述农村现状,李昌平还向总理提出了改变农村现状的四个方面的详细建议。

  2000年3 月8 日,李昌平回到县城,把信交给妻子,想听听她的意见。她看完后流了泪,但没有阻止,而是主动地帮他把信发了出去。

  给朱总理的信发出后,他相信一定能到总理手里。因为这封信正与朱总理关心农民的心情合拍。他知道总理多次讲农民问题,关注农民。他知道必有一番大震动。

  “土地没有收益,产权再明晰,老百姓也不会爱土地”

  4 月1 日,国务院调查组来了,成员是农业部的贺处长和潘处长。他们没跟县委打招呼,说是去桥市,却中途直奔棋盘。县农业局打电话让李昌平在家等候。这时他完全明白,调查组是冲着那封信来的。

  角湖村是调查组走访的第一站。这个村1999年人均负担250 元,每亩负担230元,家家种粮,家家亏本。开年后,老百姓齐了心,没有人要一分田,村里1400亩地无人问津。老百姓说:“这责任田,你们干部自己去种,我们一辈子都不种了!”

  贺处长感慨万千:“今天明白了一个新道理:只有当土地能给农民带来收益的时候,农民才会对土地有感情。土地没有收益,产权再明晰,老百姓也不会爱土地……这对我们制订农村政策很重要啊!”

  调查组到的第二个村是侯王村。这个村的农民负担为全乡之最,人均达600多元,村级负债却是全乡最少。贺处长当场表扬了村支书。没想到这位侯书记根本不领情:“……你们上面只顾自己,活像神仙过日子,而我们农民过的是猪狗不如的日子……”

  侯书记领着调查组一连走了7 户,没有见到一个青壮劳力,没有一家有像样的家具,没有一户有彩电……两位处长不禁流泪了,“农民的生活如此艰难,我们怎么能让他们人均负担600 多元啊!”

  面上情况调查完了,两位处长又单独约李昌平长谈。两个晚上,他们一边讨论一边不停地用纸巾擦着泪水。贺处长问:“你这次上书总理,地方领导会对你有意见,你对今后有什么打算?”

  李昌平回答:“如果因此丢官去职,那就自认倒霉吧,我做了最坏的打算。”

  总理批示:我们往往把一些好的情况当做全面情况,而又误信基层干部的报喜,忽视问题的严重性

  “中央调查组刚走,庞大的省市调查组就来到棋盘。我感觉到他们来的目的是要否定这封信,他们有时像审犯人一样盘问我。在盘点吃财政饭人数时,发现比信中反映的少了两个,就大做文章。对给农民的贷款利率竟高达21%这个严峻的事实,他们竟然说合乎政策。有人提出异议,他们回答道:‘中央说不合政策你就要中央直接给棋盘贷款吧。’

  “县里传来消息说,省里某领导愤然曰:‘监利怎么搞这种人(李昌平)当书记!’县检察院开始调查我的经济问题。

  “我空前孤立,但我知道,年轻一代干部、退休干部都是支持我的,一般干部也是支持的。谁也不愿意在一个农民啼号的世界中生活。只有极少数反对。但支持的不可能公开站出来,只是保持一种沉默,反对的人一定要站出来的。”

  2000年5 月,朱镕基、胡錦濤、李岚清、溫家寶等中央领导同志在国务院调查组提交的报告上做了重要批示。

  贺处长告诉李昌平,朱总理在批示中不但请锦涛、岚清、家宝同志阅示,并请计委主任、财政部长认真看看。抄报湖北省领导。总理指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虽非全面情况,但问题在于我们往往把一些好的情况当做全面情况,而又误信基层干部的报喜,忽视问题的严重性。

  胡錦濤副主席在批示中对来信反映的情况表示忧虑。溫家寶副总理在批示中,特别提出对一些地方的撂荒现象应该引起重视。粮食工作会议除贯彻落实按保护价收购农民余粮的政策外,还要强调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的问题。

  “省委高度重视了,又组织了重新调查。这次领队是的是正直的老干部,对我敢于讲真话给予了高度评价。在侯王村,当他们听到支部书记侯孟轩的汇报时竟失声痛哭。

  “侯孟轩一家人主要靠妻子王氏外出擦皮鞋挣钱度日,如果没有妻子每月汇来的300 元钱,孩子就不能上学,田里就没有肥料,而妻子汇来的钱血泪斑斑啊!

  “有一次侯孟轩去看望妻子。妻子带着本村8 个妇女住一间9 平方米的破房子,8 个人全挤在地铺上。为了节省两餐饭钱,每天靠给餐馆老板抹桌子、洗碗盘换取剩饭剩菜过日子。侯支书哀叹:我们农民不是人,连猪狗都不如啊!”

  那些天农民奔走相告,围簇着来蹲点的省委王书记,告状申诉,以至王书记都没法住下。方圆几十里的人也都跑来问李昌平是通过什么门路把信送到朱总理手里,李昌平说是平信寄走的,农民们怎么也不相信。

  “蝗虫般的干部队伍,已经形成了一个强势集团”

  李昌平知道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是人浮于事。比如棋盘乡,1986年行政干部不到15人,财政税务干部仅3 人,派出所仅2 人,没有工商所、司法所。农民负担也轻,老百姓种田1 亩负担10多块钱。可是现在,全乡大大小小吃农民的干部、教师和棋盘乡在外工作的干部共有2000多人。他们不仅自己吃,子女也要吃农民。而且这个队伍一年比一年壮大。现在棋盘乡1 亩地的负担已超过200 多元。

  如果仅仅是因为吃农民的人多,把人裁掉不就解决了?没有那么容易———哪个进来的人没有点“背景”!其中许多人就是县里主要领导写条子进来的,领导不说话,谁动得了!

  更可怕的是,这些蝗虫般的干部队伍,已经形成了一个强势集团。这个强势集团,实际上是“食利者”集团。

  李昌平说,“从90年代开始,县乡村三级开始盘剥改革开放以来好过一点的农民的肉,干部们工资大涨,机构和人员膨胀,奢华风盛行,房子、车子、手机、电脑等越配越高级,公费考察从国内发展到国外,从主要领导发展到一般干部甚至小组长也要出去考察……

  “从农民那里征来的钱,就那么多,不够花销,于是就去借高利贷──今朝有酒今朝醉,哪管今后和子孙。为借到更多的钱,高利贷的利息从年息的16%增加到了现在的40%,甚至更高。”

  就棋盘乡看,全乡债务高达4700万元,债主竟有6000多个,其中有县级领导,有地方黑社会成员,而占比例最大的是乡村干部。1999年全乡农民负担1382万元,其中竟有1000万是用来还债和支付高利贷利息的。如果减轻农民负担,干部的利息收入和开支来源就没有了,再借债就借不到了。他们怎么会愿意减轻农民负担!

  李昌平说:“出借高利贷者大都是农村中的少数富裕干部。每年农民税费收上来的时候,这些干部或家属就来到乡、村头头的办公室或家里不走,大耍其赖。头头们避走他乡,许多政权近于瘫痪。因债务逼死村长书记的事已发生多起,但更多的是农民遭殃。为了还高利贷,乡村干部胡作非为。湖北监利某乡一个农民因人民公社时欠队里190 元钱,到了21世纪的某天,干部和打手突然拥到他家,让他还1800元。该农民无力偿还,竟在初冬天气被拉到‘小黑屋’(一种专门关押农民行私刑的土监牢)活活冻死。

  “为了还债,乡镇村不少值钱的东西被打着产权改革的旗号卖光了,于是干部们打起了土地的主意。他们把那些因为逃避苛捐杂税而外出打工者的承包土地转给了债主,号称50年不变,而且不用交税费。为了完成上面的税费任务,他们把农田的税费强加到人头上,农业税变成了人头税。

  “一些乡村学校和泵站也被拿去还债了。学校对学生收费越来越高,日本1890年已经实行全民义务教育,而今天我们的乡村孩子还因学费太高而到外面去谋生路。在不少城市,你都会遇到一群群跪在地上给人擦皮鞋的小孩……

  “农民上缴的以资代劳资金和国家下拨的农业工程建设资金常被挪用来还债、发工资,导致水利工程年久失修。你到农村看看去,河渠淤塞,水、空气严重污染,垃圾成堆,蛇、蛙、鸟等益物在许多地方不见踪影。山林草木被砍光了……能走的少壮都出去谋生路了,剩下的老弱病残与干部应付着、撕扯着……”

  “生活在退步”,李昌平强调,“我上学那时,农民都能读高中,现在农民子女大部分都读不了高中,现在农民有病都不看……”

  “这场改革,注定是以始作俑者走投无路收场”

  在省委主要领导的直接领导下,6 月15日,省、市、县三级工作组进驻棋盘乡,棋盘乡和监利县都进行了改革,如撤消管理区(村乡之间一个没必要的组织)、化解债务、裁减冗员等,但是阻力太大,积重难返。

  李昌平对这次改革的核心问题十分清楚:改革的宗旨是保护农民利益,改革的实质就是将干部违背政策从农民身上获得的不正当利益归还给农民。因此,许多干部是抵制这场改革的。

  李昌平说:“比如说裁人,中央明确规定,县长一正二副,最多也不能超过一正四副,可实际情况是一正六副,有时达到一正十副。多余的干部又把七姑八姨拉进机构里,被裁者说了,让我们回家,没门,我们进来都是花了钱的,至少三五万,那些领导的七姑八姨回去了我们才走。领导哪舍得牺牲亲朋,于是精简之事不了了之。给农民减负的情况更不容乐观,但数据能抹平一切……”

  处理一个违法干部有多难?李昌平举例:棋盘乡桐湖管理区总支书记江平,1999年被查实,采用冒领利息、虚开水利工费等手段,贪污公款5 万多元,个人租车费用2 万多元,管理区每天生活招待费1080元,违法违纪金额高达40多万元。对这样一个腐败分子,省委书记、省长在监利县开现场会时多次点名,要求严惩不贷。结果呢,因为江平讲出了一串比他职务更高的领导的经济问题,事情就拖下了。李昌平数次找县纪委书记要求从快处理,回答是“县纪委没有这个权力”。直到李昌平离开棋盘乡,这个人也没有得到任何处理。“还不如说腐败在反我!”李昌平悲愤莫名。

  农村问题严重,一环套一环,改革是一场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根本不可能是一日之功。可李昌平失望地看到,在官场政治功利主义的驱使下,各级工作组都只想着“一日之功”。省市工作队最关注的目标是把农民负担减下来,受时间限制(1 个月),别的问题不太关心。县工作队最关心的是要造成“声势浩大”的改革局面,能否取得实质成果并不重要。可是,减负后,乡村巨额债务怎么还,干群关系怎么样,社会稳不稳,经济如何发展,基层组织如何运转等等要害问题,上级领导和工作队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有人甚至说“只反映问题,不解决问题的人,是不负责任的人,这种人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这场改革,从省市县工作队来了以后就明显发展为为应付北京的回访而进行的改革,为造成浩大声势的改革”,李昌平说,“对某些领导者而言,这是一场政治游戏;对我而言,是一场难言的痛苦”。“这场改革,注定是以始作俑者走投无路收场。”

  不出所料。7 月15日,省委副书记来监利县检查改革进程。县委书记和李昌平分别汇报县乡两级改革情况。县委书记绘声绘色地汇报了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果”,受到省委副书记的高度赞扬。可李昌平知道,仅仅两天之前,县委副书记向全县乡镇负责人通报的“全县农民暗访情况”,仍然反映出大面积的严重问题。问题的严重性使县委书记夜不能寐,连夜以他个人的名义,给乡镇党委书记写了一封措词强烈的信,信中说看了暗访通报后,“感到十分震惊”。两天之后,在省委副书记面前,“十分震惊”的情况就变成了“巨大成果”,洋洋万言的“监利经验”,全省多家媒体做了长篇报道。

  李昌平失望之余,也为自己担忧。

  “我等于得罪了荆州市的头头,我非常孤立。组织部门找我谈话,说我是‘监利不稳定的核心’,为了监利的稳定要调动我的工作。我知道我离开的日子到了,个人的使命完成了。”我递了辞职报告,他们没有一点反应,显然是不想留我。后来社会上许多人说,荆州市做了一件蠢事,他们为什么不把李昌平留下,这是多好的塑造形象的机会。可是他们却说,写信是精心策划的,不怀好意的、有预谋的。

  “我来到长江大堤上放声大哭,这是三国时曹操败走华容的地方。二十多年来因家贫而生出的为农民谋好日子的梦想就这样结束了。”

  2000年9 月18日,李昌平辞职离开家乡,到深圳、珠海的公司去打工,人们热情接纳这位敢说真话的农民之子。

  “世界上向农民征税的国家很少”

  经过了几年的历练,李昌平早已超出了写那封信时的见识,他对农村改革有一套成熟的见解,得到了国务院和中国社科院有关专家的首肯。他对记者说:

  首先,农村负担一定要减少,这不是赋税改革的问题,而是一种根本的思路的转变,就是城市不要压榨农村,国家很富了,完全有钱救济农村。我们不要认为农民那里有很多的油水,官方统计2000年农民月平均收入100 多元,而城市800元才收税。中国农民人均所得只占全国的15%多一点,却要养活全国70%的人口,还要担负修路、修渠、养五保户……

  对于农民,世界其他国家都是免税的,并且用城市财政补贴。比如印度、美国都是这样的。考察印度时,我也顺访了斯里兰卡,他们也不是这样……世界上向农民征税的国家很少,只有北朝鲜等少数几个国家。我们不仅国家征收,各地方官还有许多黑箱操作的强征……

  其次,李昌平强调,地方政府一定要精简。不能北京有个什么部,县里乡里就有一个相应的部门,不能照着中央比葫芦画瓢。现在每从农民手中征收100 元,就有90多元是收费的成本──养专收费的干部、雇打手等。剩余的几块钱还要给县里的干部用,实际上国家一点也得不到。

  对于削减县乡干部,中国所有的人都会高兴,只有被削减的干部本身不高兴,不要怕他们,只要工人农民不造反,中国就稳定得很,可是情况要恶化下去,就会麻烦得多,欲望增长是无限的,他们还要房子、车子……

  有些东西并不一定很难,是我们恐惧。不用民间的力量,就用我们共产党的力量也不难,是个操作技术问题。我们许多人缺的是操作能力。

  “愿中国农民永远不再下跪!”

  李昌平最近经历了两件事,感受很深。一是参加了中国社科院组织的印度克拉拉邦考察,那里农民不仅没有负担,邦里消费税的80%还要拨给农民。他们一个乡的干部才七八个,全是民选。而我们却有七八十个。他们的政府小得很,没多少权力;他们议员权力大得多,很多议员是不拿工资的,农民并不穷,自给自足,而且非常快乐,社会非常稳定。李昌平偶然拉肚子,到了那里的一个乡村医院,医生诊断后打开一个小药瓶一颗颗给药,再要不给。并不是穷,而是对患者负责,不像我们这儿恨不能把几瓶子卖给你。

  印度有很多学者到农民中,帮助搞环保,搞厕所改造……真正是知识分子与农民相结合。做得非常好!

  去印度之前,李昌平在四川遂宁市步云乡这个地方找到了知音。1998年,这个地方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选的乡长。2001年底,换届选举开始,全民公选乡长候选人。这次他们增加了人大确认程序。李昌平目击了整个选举过程。他感到那里的干部作风明显比别的地方要好,候选人竞选就是与农民交流的过程。正像三年前被直选为步云乡乡长的谭晓秋所说:“通过三年不懈的努力,我与农民建立了唇齿相依的关系。每当我看见步云‘田夫荷锄立,相见语依依’那种祥和、幸福的画面,我就欣慰不已。”

  说起自己的家乡,李昌平感慨不已。2001年7 月,他回乡探望离别近一年的父母。母亲已为他哭坏了眼睛,5 米外就看不清儿子了。听说李昌平要回来,很多农民等在路上要见他。农民问得最多的是中央有没有新政策;很多乡镇干部问外面的工作好不好找,都说政府要破产了,这差没法当了;县长对他说,不谈发展,连个维持会长都当不下去了。

  最让李昌平震惊的是,在监利这个中央、省、市几级领导直接关注领导的改革试点,在他离开之后,短短3 个月时间里,竟有4 个农民死于收缴税费的过程中。新任县委书记杜在新说:我大会小会声泪俱下地强调,要关心农民,不能非法对待农民,可是不管用!

  李昌平欲哭无泪。也许,继向总理说出农村真相之后,他还能做的,就是向全社会真实披露中国农村的现状。他终于写出了这本令人怆然泪下的书《我向总理说实话》。

  他在书的前言里写下这样的字句:

  我以此书献给我的衣食父母———我心中的上帝!

  愿中国农民永远不再下跪!

作者是中国青年报记者

原载:中国青年报2002年4月3日

  作者:沙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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