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杨:谁制造了环境灾害?

  为什么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能成气候?

  为什么发达地区会饱受贫困地区带来的环境灾害之苦?

  明年,我们是否还要如期等待灾害风景?

  尽管有声势浩大的保护母亲河行动,长江依然污染,黄河依然断流;尽管有退耕还林和世界最大的植树造林工程——三北防护林建设,北京的沙尘暴还是年年如约而至,春季漫天的黄色几乎要和秋季香山的红色一样成为首都时景。在春季这个保护母亲河日、植树节、地球日等环保节日接踵而至的环保活动高峰期,虽然黄龙去后,蓝天又现,但渐已成季节和城市标志的沙尘奇景仍让我时常想起一位领导总结的中国生态大势:点上治理,面上破坏;局部好转,全局堪忧。

  不管是领导还是草根,谁都能看出我们这些年在环保上的努力。可是,对于草原、河流这类跨区域的生态基础的环保努力却仍然得不到生态破坏的主力军——“经济一线工作者”们的支持,导致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行为总比环保行动更有群众基础,更能成气候。细想起来,不是国家的政策不到位,不是他们不知会害人终害己,而是因为他们往往有如下考虑:一般而言,草原的下风向、河流的下游等是发达地区,却未对上游赐予的生态效益有所补偿。经济落后亟待脱贫的上游不得不不择手段,又不得不将产权不明晰的自然资源以最暴力最不计后果的方式掠夺使用,以降低生产成本,才可能与发达地区通过高效生产管理和完备的资源配置体系降低了成本的产品竞争。换言之,由于生态效益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市场结算做得不好,所以,上游地区为了不吃亏,为了发展一定会不惜环境代价,结果,处于经济高位势的发达地区因为同时处于生态低位势,不得不饱受贫困地区带来的环境灾害之苦。

  现实中,我们还常常发现,在污染方面,下游的灾星往往是上游的福星。因为很多生产行为在污染下游的同时,却为本地贡献了税收和就业机会,利在当地,害却暂不可及;又由于上游的百姓和政府更多是利益既得者,有他们的支持这污染这破坏反而会成为民心所向,污染者污染起来也会理直气壮;而且,污染者是不用担心被绳之以法的,惩罚顶多是从既得利益中分一杯羹给当地环保部门以结成新的利益共同体,所以用对下游的污染作代价来发展经济一定是一条捷径、坦途,一定是当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代表。除非有朝一日,污染的事主身陷囹圄,才会让效尤者望而止步,谁也不想污染一任、造福一方以自己为代价啊。

  生活中的事例使我们不断发现这个社会的确已经是谁污染谁受益的天下。淮河上的污染大户当属河南莲花味精厂,这个厂同时也是在环保上作文章的高手。从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到李代桃僵,为了对付来自周口市以外的环保检查监督压力,招数变化无穷,36计我估计用了一多半,但是,可以看出其指导思想——“要我搞环保,你拿钱啊”(莲花味精厂厂长李怀清语)是不变的。对于莲花味精厂而言,厂长李怀清的一意孤行和阳奉阴违一定是有其利益考虑的,周口市一半的财源在味精厂,这是地方政府运转的支柱。换了别的厂长,也许污染代价相同,效益却要差不少,所以这是地方的人才。味精厂只要经济效益不滑坡,厂长是就不用管是叫怀清还是淮污,应该60岁位置不动摇。在没有将地方官员任期环境审计责任制落实的情况下,谁也不敢拿经济增长指标开玩笑,谁也不敢拿李怀清开玩笑,因此,从偷偷排污到糊弄官员检查、糊弄记者暗访,李怀清敢拿领导开玩笑,敢拿记者开玩笑,敢拿淮河开玩笑。除非真的像李鵬同志所言,要是继续排污,这样的厂停了就停了,这样的地方让下游先养起来。

  李鵬同志的想法就是最近屡被提及的生态转移支付,但它的实施有赖于各方达成共识。问题就在于目前的民情也许有悖于领导的想法。下游的政府多半会想: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上游发展经济的担子为什么要我们来分担呢?而且,这个想法一般还不仅是政府的意思,要是让当地百姓知道自己奉献的税收要用于补贴上游以避免他们发展污染产业,想必大多数人舍不得:我的钱来得容易吗?上游又不是我老子,凭什么,还不如污染就污染了吧,河臭点、风沙大点总比掏我的腰包好。民意如此,官意自然不敢也不愿违。

  由于普遍而行之有效的生态转移支付体制尚未建立,这就从体制上推动了生态位势较高的贫困地区制造污染,使发达地区承受贫困地区带来的环境污染成为大势所趋,相反,在没有经济补偿的情况下治理污染反而会遭受重大损失。这种情况类似经济学上提到的劣币驱逐良币,现实生活中不乏这类“反面教材”。例如,在环保监督的压力和环保意识的觉醒共同推动下,莲花味精厂不远处的漯河第一造纸厂,为不负下游桑梓,全力治污,几年来,与别的厂“定时定点”达标排放不一样,企业做到了很特立独行的“全天候”达标排放,然而,企业的规模和效益却输给了许多原来的小字辈。世人皆浊我独清,那是要付出代价的;另外,在这种民情下,即便世上本有“清”官和“污”吏,这样的“清”官会被百姓认为由于他咱们在过苦日子,这样的“污”吏却可能是地方福星,则不多久,“污”吏会有清官名,“清”官却可能被清除。看到这样的现实,实际生活中最后的结果居然就是大家不得不同心协力、同流合污。

  不过,我们也看见,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结果有可能是下游认为把上游养着就养着。他们为什么可以呢?民意如此啊。他们的民意为什么如此呢,是他们觉悟高吗?非也,是有个专业术语——消费者支付意愿不同了。老百姓都知道,生活环境是绿色的当然好,可绿色也是美钞的颜色,生活的绿是要靠美钞的绿染就的。尽管我国的发达地区自身已开始重视环保,但还没有重视到愿意对落后地区进行环保投资的地步,而生态位势较高地处上风上水的落后地区则对环保无暇也无力重视,这样,生态位势较低的发达地区想独善其身也不可能,你是人家的下水道、下风道啊。所以,在发达地区居民对环境普遍的支付意愿改变前,环境难以全面好转。对这一点,日本和韩国则早已有所认识。这几年,他们投资帮助我国内蒙古进行荒漠化治理,其实也是为了自身的生态利益,为了少受飘洋过海的沙尘暴袭扰,这也可算是环保上的“富而思源”吧。

  看来,若发达地区的百姓不首先觉醒,不认识到落后地区的环境也是影响自己的公共物品从而改变支付意愿改变政府投资决策,则归根结底,可以得出发达地区遭受的环境灾害是自作自受的结论。民意不可违,可民意也别犯糊涂:现在这个形势,单扫己屋是不成的,还得扫天下,在吃饱肚子后,也要为左邻右舍的环境花点钱,因为那儿的好坏也有你的份。

  环保是要花钱的,为你的环保投点钱吧,或者为你们父母官更广泛的环保决策投点赞成票吧。否则,明年,我们还会像等待沙尘暴一样等来更多的我们自己制造的灾害风景。

  苏杨北京师范大学环科所(100875)   198 呼10029721

  作者:苏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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