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喜东:二十年来的对台政策需要检讨

  一、二十年来的对台政策是失败的

  形势的无情发展,已经迫使人们面对一个现实:我国领导人二十年来试图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是彻底失败的。如果这一点在有些人那里还有疑问的话,且让我们回顾一下有关基本事实:

  二十年来,我国领导人的对台政策没有赢得台湾岛上的人心。这是最基本的、最重要的事实。二十年来,不仅没有赢得人心,而是逐渐失掉民心,中国政府在台湾民众心目中的形象每况愈下,在今天降至最低点。十几年前,当台湾民众刚刚开始有机会访问大陆或接触来自大陆的信息时,他们或者出于对国民党反共八股宣传的逆反心理,对新中国社会带着一种敬意和好奇心理,或者出于对国民党腐败黑暗统治的厌恶,他们希望在祖国大陆看到一个光明、温暖、精神上清洁健康的社会--总之,一个与台湾社会完全相反的社会;在八十年代,台湾的书摊上出现了祖国大陆的学术书籍,追求进步的台湾青年以看大陆书籍、认识简体字为荣,台湾青年候德建、林毅夫投奔大陆,就是一种象征。然而,随着八十年代出现的、后来愈演愈烈的对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否定和丑化,也随着中国大陆学习“台湾模式”的发展经验,台湾的社会弊病也出现在大陆,并且愈演愈烈,甚至赶超台湾,祖国大陆在台湾民众中的形象越来越差,到九十年代,发生了根本的质变:仿佛过去国民党对祖国大陆的一切污蔑宣传都被来自大陆的信息所证明是真实的。台獨思潮在九十年代的膨胀,是和祖国大陆在台湾岛内的感召力的丧失紧紧相联的。

  如果说“台湾民众”的提法过于笼统的话,我们可以具体看,二十年来,我国领导人的对台政策,在台湾各个政治派别、各个社会階級、各个省籍族群中,都达到了什么感召效果。总的来说,是一无所成,甚至适得其反。台湾主要的政党和政客,包括被长期“寄望于”的台湾统治集团,无一认同“一国两制”,几乎全都将两岸关系定位于“两国论”或类似的表述,这已经被他们各自的立场表态所证明了。再看社会各階級。被中国领导人所重视、拉拢的台湾大中资产階級,其实是台湾资产階級中最国际化、最买办化的部份,他们对中国的内心态度,完全和国际上最反华的美日统治者站在一起。台湾的中产階級处在自由主义和西方民主的意识形态统治下,他们把中国政府和解严前的国民党的腐败独裁统治完全等同起来,因而不认同任何形式的“统一”。作为人数最多的下层民众,他们在过去二十年中从未是我国领导人争取的对象,他们中有很多人受族群法西斯主义和台獨“民粹主义”宣传的蒙蔽,更不理解“一国两制”,在两次台湾“总统大选”中,把选票投给李登辉和陈水扁。再来看不同的省籍族群。台湾的本省人被台獨势力宣传为“中国外来政权”的受害者,在缺少有效的、针对性的言论回击之下,他们接受了这种宣传,不认同祖国大陆,而近十年来,台湾的很多外省人也接受了这种宣传,产生了“外来压迫者”的罪责感,因此,为了解脱自己,在拥护台獨时表现得比本省人更积极。

  即使是在台湾认同统一的团体和派别中的右派或中间派,对我国领导人的具体对台政策也非常不满,他们亲眼目睹这种政策在台湾的失败。比如,具有统派观点的《海峡快讯》评论到:“从鄧小平到江澤民,一成不变表面上‘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实质上是更寄希望于国民党上层与一些投机政客的对台政策手段,即使不是完全破产,也已经是在此次台湾选举中碰得头破血流。”①(先后被鄧小平、江澤民接见过的李远哲便是这样一位投机政客)最后,台湾还有一小部分反帝、关心工农的进步团体,他们主张统一,反对台湾成为美日帝国主义围堵中国大陆的工具。比如,台湾劳动党的纲领这样写到:“有过光辉历史的台湾人民革新运动,唯有在经由第一期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第二期追求新民主主义变革目标,到第三期国家统一、两岸人民共同追求社會主義理想的历史推演中,才能最终完成台湾人民革新运动长达一世纪的历史任务。”然而,这又与我国领导人的“一国两制”--“大陆实行社會主義制度,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相矛盾。由于二十年来从未对代表工农利益的统派予以支持,这部分势力已经被严重削弱。

  总之,二十年来的对台政策的两大中心内容,即“一国两制”的和平橄榄枝,与“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的军事威慑,对台湾岛内无论是统治者还是民众,都没有奏效:“一国两制”、“和平统一”没有得到台湾社会任何阶层、任何团体的理解,没有争取到任何同盟和朋友,反而被国民党统治者和台獨势力所看穿,被他们当成中国领导人不急于统一、没信心、没能力统一的证明;而“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的声明,不但没有威吓住台獨势力,反而因此在民意战上输给台獨政客,使他们的政治行情一再涨价,台湾民众也没有因为武力威胁而回心转意,反而更加和祖国大陆离心离德,使两岸隔阂、误解加深。

  再来看二十年来为实现祖国统一创造了那些国际条件。二十多年前,祖国统一存在着极其有利的国际条件:中国在国际上是第三世界的道义领袖,我们的朋友遍天下。解放台湾、回归社會主義祖国是“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这一当时世界大潮流的题中应有之义。在当时,台湾是美国政府手中的麻烦,而不是中国政府手中的麻烦。这些,都是新中国建国以来独立自主的革命外交政策的果实。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情况完全颠倒了过来,新中国的崇高外交形象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谄媚强权、嫌贫爱富、短见势利的“实用主义”外交,在世界各地和台湾统治集团以金钱争夺外交的结果,是到处被动挨打,随时随地都要担惊受怕地提防台湾统治集团的银弹外交、过境外交、升旗外交,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在和西方政府的交往中,中国领导人更是处处被动挨打,台湾问题反而成了美国政府时刻敲诈中国的王牌。

  最后一个基本事实是,二十年来,我国领导人在统一问题上的思想、语言优势丧失殆尽。二十多年以前,国民党当局象害怕洪水猛兽一样害怕台湾同胞接触大陆的人民、书刊、思想,中国的社会变革、思想意识甚至影响到西方国家,转而影响那里的台湾留学生,造就了保钓、追求统一的进步一代。今天,情况也颠倒过来了:我国领导人不敢理直气壮地为自己的社会制度作辩护,台湾政客在那里假惺惺地声称“自由民主统一中国”,而我国领导人却只能说:“只要在一个中国原则下什么都可以谈”。其次,我国领导人对二十年来台湾社会的巨大变化茫然无知,对台獨意识形态不去做调查研究,以想当然的方式去理解,报刊上连篇累牍的批判文章,隔靴搔痒,自说自话,通常批不到点子上。《海峡快讯》评论道:“(大陆)对台单位竞相出版豪华而又重覆但不知对象何在的对台宣传刊物,不断接待反反覆覆都是相同的以鼓吹统一为业的政客、学者,一成不变地提出同样的宣传论调,以致相当多的台湾民众感到反感。”②

  总之,二十年来,祖国统一的各方面工作,不是进步了,而是退步了,并且退到了一个面临国土分裂的极其危险的地步。目前,有关对台政策的争论,绝大部分归结于:是依靠“和平谈判”,还是依靠“武力解决”这两个选择,或者说,是“主和派”与“主战派”之争。然而,这里的看法是:把全部策略归结为这两个选择,这件事本身,正是二十年来对台政策失败的高度写照。本文的观点,既不支持“主和派”,也不完全支持“主战派”,而是从两种观点所都忽视了的角度看问题,从而认识到:“和”与“战”,不过是问题的现象,而不是问题的本质,正如同解放战争中,北平和平解放,与天津经过战斗解放,一“战”一“和”,尽管形式不同,而本质上是相同的。而二战中苏军出兵东欧,与一九六八年苏军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尽管形式上都是战,而本质上则是相反的。本文所要做的,就是透过现象,研究本质。尽管对台政策失败的徵兆,是最近几年才显露出的,然而,本文下面的分析指出,失败的深刻原因必须追究到二十年前开始的对台政策的转向。下面,分别就五十年来前三十年与后二十年统一台湾的策略、相关外交政策,以及思想宣传战略几方面分析。

  二、一国两制:是解放人民,还是收回领土?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一九七八年制订的宪法中规定:“台湾是中国的神圣领土。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仅仅四年后,在又一部新的宪法中,“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这一句被删掉了,变成了:“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神圣领土的一部分。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神圣职责。”

  变化是从一九七九年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和一九八一年叶剑英的《进一步阐明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开始的。在这两个文件中,“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这句有三十年历史的口号消失了,代之以“台湾回归祖国”、“和平统一”。

  这个变化的实质是什么?这就必须回顾一下新中国之所以要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出发点。二十世纪前半叶,中国在帝国主义侵略下一直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实现中国统一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现代民族国家,产生于战争与革命;它的边界,更多情况下是被战争与革命所界定,而不完全是由自然的、历史的、语言的和种族的因素所界定。这本是一个基本常识。因此,二十世纪中国的统一,并不是完全基于自然历史传承,而是和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分不开,因而也和中国革命中人民的空前解放分不开。一九四七年十月,毛泽东亲自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第一次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宣言》庄重宣告:“本军作战目的,迭经宣告中外,是为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在今天,则是实现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打倒内战祸首蒋介石,组织民主联合政府,借以达到解放人民和民族的总目标。”③后来,解放军渡江南下、攻克每一省、每一片国土,都不是单纯军事意义上的攻城掠地,而是以解放那里的人民为主旨,其内容包括:联合各被压迫階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惩办战犯、肃清贪官污吏、没收官僚资本、废除封建土地所有权、承认少数民族的平等自治权利等。这一宗旨见于解放战争的所有有关文件、命令之中,包括《国内和平协定》、《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等,并在全国各地执行。一个特殊的情形是:一九五一年为了和平解放西藏,在有关协议中规定:“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之。”④尽管如此,新中国建国领袖的长远目标仍然是着眼于最广大的西藏群众的利益,使他们能翻身解放。

  对于台湾问题,新华社在一九四九年三月就发表了题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的社论。在后来的二十九年内,解决台湾问题,一直是以《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所规定的惩办战犯、废除伪法统、没收官僚资本、实行土地改革、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等作为公开的准则的(无论是和平方式还是战争方式)。解放台湾,实际上和在中国大陆上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也紧密相关:必须消灭残余敌军、将人民公敌捉拿归案、摧毁反动派反攻倒算的基地。要想将革命进行到底,就必须解放台湾。只有在“告别革命”的情况下,才不需要以“解放台湾”,而仅仅是以领土回归的形式统一祖国。

  然而,一九七九年的《告台湾同胞书》正是这样一种政策转向。实现祖国统一的理由,不再是在中国全境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而是诉诸于远古的民族神话和历史主义的民族认同:“如果我们还不尽快结束目前这种分裂局面,早日实现祖国的统一,我们何以告慰于列祖列宗?何以自解于子孙后代?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凡属黄帝子孙,谁愿成为民族的千古罪人?”

  一九八一年叶剑英的《进一步阐明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提出的九项条件,更阐明了没有新民主主义革命内容的“台湾回归祖国”的图景:

  “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中央政府不干预台湾地方事务。

  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国外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资不受侵犯。”

  这两条本身就包含着明显的自相矛盾:首先,任何现行社会、经济制度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懂得辩证法的共产党人更不应不了解这一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可以转变为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可以和平演变成资本主义;一种制度会转变到它的反面。这些变革都不是一纸协议、一道行政命令就能够规定的。其次,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叶剑英的讲话,恰在台湾高雄事件(又称“美丽岛事件”)发生后不久,国民党当局的军警宪兵刚刚残酷镇压了纪念世界人权日的群众集会。而取缔、改编国民党军队警察的法西斯体制,正是当时台湾党外运动和民主运动的诉求之一。

  叶剑英的九条方针不久有了一个正式的称呼,这就是“一国两制”。它的另一个高度概括的表述就是:“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大陆的社會主義制度和台湾的资本主义制度,实行长期共存,共同发展,谁也不吃掉谁。”⑤“你搞你的资本主义,我搞我的社會主義,井水不犯河水。”这个表述中的逻辑问题也不少,比如:台湾当局是否承认自己是“资本主义制度”?“中华民国宪法”和国民党党纲里并没有这一条。社会制度是由階級关系决定的,而现代民族国家就是主导階級(或階級联盟)的最高意志的表现。那么,“一国两制”中的“国家”,代表谁的最高意志?资本主义是一种世界体系。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里,尚容不得与社會主義“长期共存,共同发展”,岂能容得在一个国家里?

  这里,更关键的疑问在于: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区别,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社會主義”和“资本主义”之别,而是分属两大国际阵营之别:中国属于第三世界民族解放阵营,这个阵营包括在战后挣脱帝国主义世界统治的薄弱环节而独立的亚非拉国家,而台湾则属于战后“美利坚帝国征服下的和平”秩序和新殖民主义国际冷战体系内的一员。这才是中国大陆和台湾互相对立、互相排斥的“两制”的根本性质。在美国秩序轨道上和体系内的国家和地区,有资本主义社会,也有半殖民地、半封建、官僚买办的社会,台湾更接近于后者。如果真要搞“一国两制”,那就等于要在一个中国内,包容下两个互相对抗的国际体系:既包容美国所不能容忍的“共产主义制度”,又包容美国半个世纪以来为了围堵、绞杀“共产主义制度”而经营的反共、反民族解放的冷战前哨,还让它们“长期共存,共同发展,谁也不吃掉谁”!当然,我们知道,中国大陆正在以迫不及待的速度“与国际接轨”,这个明显的矛盾今后也许就不再成为矛盾了。(不过,同在美国轨道上的中国,就不会是一个国家、也不会是两个国家了,而是七个、八个或更多。)

  容易看出,“一国两制”并不是一个实质统一的方针,而是一个形式上一国两制、实质上一中一台的方针,或者说,是一个明统暗独、隐性台獨、实质台獨的方针。这在台湾朝野政客眼中,是看得很清楚的。既然如此,他们就要追求货真价实的台獨,而为什么要退而求其次呢?在台湾普通民众眼中,“一国两制”也没有任何吸引力,因为如上所述,它不是一个解放人民、为人民谋利益的纲领,而仅仅是一个维护版图(而且仅仅是在形式上)、维护统治者面子的纲领。“一国两制”的实施方式,明确表明是在统治者和统治者之间作交易,而没有两岸民众的发言权利。

  “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和“一国两制”的本质区别,就在于:统一祖国的目的,是解放人民,还是仅仅完成领土回归?这里,有必要回答两个可能的质疑:即“解放台湾”是一个极“左”的口号,会引起台湾同胞的反感,其次,台湾民众大都过上了小康生活,根本不需要中国大陆去“解放”。回答是:“解放台湾”不是极“左”的口号,而是一个实事求是、联系群众的战略,它把统一的最终目的,落实到为人民谋利益的原则上来,解放台湾,不是要在台湾马上推行社會主義,而是要在台湾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不仅不同于空洞的、极“左”的教条主义,更不同于那种本来已经偏离社會主義,但还要口头上坚持“社會主義”旗号,而实际上大搞官僚资本主义、卖国主义的形“左”实右。我们继续往下分析,就能看出:解放台湾立足于走群众路线,而一国两制寄希望于统治者、精英阶层。而“台湾民众不需要中国大陆去‘解放’”的观点,显然是和有关“台湾经济奇迹”的大量宣传,以及大陆八、九十年代学习台湾模式有关。这里,且摘引一段曾参与台湾民主运动的夏潮联谊会出版的《海峡》杂志对“台湾奇迹”的分析:

  “战后台湾资本主义发展的所谓‘经济奇迹’,是‘(国府)国家机器-外来资本-民间企业’三方面的同盟,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吞吐系统下,经由对台湾的自然、生态、劳动者进行最肆无忌惮、最不知限制的剥削完成的。……台湾工人階級,为台湾的经济繁荣,付出了这些重大代价:

一、长期仅仅足以维持工人自身和其家族最低生活所需的低工资和低生活水平。

二、普遍的‘无成就’、‘无前途’、‘贫困’、‘自卑’、‘社会地位卑微’意识,和急速经济成长社会中‘成功’、‘立业’、‘幸福’、‘富裕’、‘舒适’标准,形成强烈的对比。

三、长期生活在人格不被尊重、人权没有保障、劳动者缺少社会和生活保障、整个资本主义工业体系中缺乏工人福利观念和支出的结构下。

四、工人階級没有自己的文化生活,在知识和文化上无法进步,并任消费社会最低俗文化如色情、赌博、酗酒……长期摧残。”⑥

  由于对“四小龙”模式的吹捧和宣传,人们忘记了:在台湾,即使在这些西方“自由世界”的宣传橱窗里,也存在着一个受压迫、受剥削、被边缘化的广大的下层,在资本主义蹂躏下、在全球化的冲击下的劳苦阶层、农村、妇女、少数民族,不但没有奔小康,而是处于“发展”的“牺牲品”的地位,他们对现存体制和统治者满怀仇恨和诅咒。其实这也是八十年代台湾民主运动的重要动力之一。只有放弃了階級分析的观点,“解放”才成为一个毫无意义的名词。

  一个国家对其领土行使完整的主权,意味着:将自己的治国理想、社会制度、文化精神的领导权建立在其领土之上。不提这些,就无资格谈什么统一。统一的关键,是需要完成一个社会革命的使命。这里,绝不是在主张:统一祖国、解放台湾,意味着在台湾推行社會主義。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解放台湾,既不要求在大陆、也不要求在台湾马上搞社會主義。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的统治,这个任务,在今天的台湾,并没有真正完成。

  三、二十年来台湾的演变和二十年来对台政策

  二战结束前,台湾是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二战结束后,台湾又落入国民党官僚买办的统治之下,更被纳入美国的东亚政治、军事、经济体系,实质上是美国的新殖民地,特别是在思想意识上,“几乎已经没有一个地方象台湾一样,不论在朝在野,那样地对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缺少批判的人士,而对于美国的一切,还怀抱着迹近幼稚的幻想。”⑦其次,台湾在实行土地改革之后,社会上还带着大量的、强烈的封建社会残余,蒋家王朝继续着独裁专制,黑社会与官、商勾结,横行霸道,高山族同胞、客家人等弱势群体遭受体制性的民族压迫和歧视,总之,这是一个反封建革命远远未完成的社会,是一个帝、封、官三座大山压迫下的悲情之岛。

  值得探讨的是:如何看待从七十年代末到今天台湾社会的巨大变迁?台湾社会的性质是什么?毫无疑问,蒋介石死后,台湾党外运动、社会抗议运动,具有资产階級民主运动的性质。但是,对这场民主运动的领导者,对它和国际体系的关系,对这场运动的政治后果,都应作详细的階級分析。

  从一九七七年开始,台湾党外运动和其他各种政治异议分子的抗议运动迅速发展,并在全岛串连。在这个庞杂的抗议运动中,既有反蒋亲美、自由主义传统的传承(如五十年代的《自由中国》和“中国民主党”),也有反帝的、工农大众的爱国主义的传承,这部分力量继承台湾民众党、台湾民众抗日斗争、台湾共产党的左翼传统,在八十年代初,成立了劳工法律支援会,一九八九年成立了劳动党。抗议运动中,也存在着以“住民自决”为口号的一小部分人,然而,这种声音在一开始远远不是主流,毋宁说,它是一种海外舶来品:“台湾人意识或台湾民族概念,最初是在海外形成,尤其以在北美中产階級台裔移民为甚。”⑧抗议运动的共同诉求是反对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包括其反共的戒严令。作为党外运动的主要刊物《美丽岛》在一九七九年创刊时,它的编辑包括苏庆黎、吕秀莲这样截然不同的人物⑨,前者是代表工农进步立场的党外杂志《夏潮》、《海峡》等杂志的总编,后者后来蜕变成为日本殖民统治涂脂抹粉的败类。后来成为民进党领袖的党外运动人士黄信介,在《美丽岛》发刊词中写到:“我们认为:在历史转捩点的今天,推动新生代政治运动,让民主永远成为我们的政治制度,是在台湾一千八百万人民对中华民族所能作的最大贡献,更是我们新生代追求的方向。”这和后来一些民进党内的台獨言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从一九七七年台湾社会运动的兴起,到一九八七年国民党当局取消戒严令,是台湾社会和政治体制发生关键性演变的时期。这期间,各种各样的群众性运动,如:劳工运动、学生运动、环保运动,妇女运动、消费者运动、返乡运动等等,在台湾发展。每当反对国民党专制的抗议出现在街头,经常会有国民党的流氓打手,或者所谓右翼“民族主义”青年团体,出来大打出手,他们以所谓“反台獨”、“反共”为借口,镇压社会运动人士,维护国民党统治。这情景,中国人民是熟悉的。这个阶段,令人想起解放战争期间,在国统区爆发的反饥饿、反内战的人民運动,那时,中国共产党不但领导着武装斗争,也声援支持并直接领导着国统区第二战场上的争取民主的斗争。反观八十年代,我国领导人没有抓住机会,不但单方面放弃了对台湾国民党当局的武装斗争,更没有声援和支持台湾社会的反国民党专制的民众运动,而是对台湾社会正在发生的迅速变化麻木不仁,无动于衷,另一方面抱着无限的幻想,对国民党统治集团频频友好喊话。一九九二年,早已是一具政治僵尸的“中华民国”修改了“宪法”,使得被我国领导人寄予厚望的“台湾当局坚持一个中国”的“共同立场”一朝倾覆,单方面对国民党当局进行统战的对台政策终于显露出危机的迹象。

  台湾民主运动中代表大众阶层和爱国主义的力量,没有得到我国领导人的任何声援和支持,也没有条件得到中国广大民众的支持,势单力薄,丧失了台湾民主运动的领导权。另一方面,我国领导人把统战工作的全部希望寄托于和国民党当局谈判,这对正在和国民党当局斗争的台湾民主运动和一般台湾民众,产生了巨大的异化、疏离作用。如同在一九八九年政治风波时运用粗暴手段,将很多学生及其同情者推向自由化阵营,错误的对台政策也把大量的台湾民众推向反感和对立的立场。台獨势力和李登辉在这方面,技高一筹,他们借机把台湾民众对历史上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仇恨,转化为本省人对外省人的省籍仇恨,再把省籍仇恨转化为“台湾人”对“中国人”的仇恨。因此,可以说,台湾民主运动的领导权,最终落入了台湾资产階級内的买办阶层,他们把台湾民主运动加以阉割和误导,注入族群狂热和族群仇恨,最终蜕变为附庸帝国主义的民族分裂运动。

  毛泽东说过:“没有共产主义运动,到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同样,没有人民群众的统一运动,达到祖国统一也是不可能的,正如同:没有解放区的土改运动,没有国统区的人民運动,建立新中国也是不可能的。八十年代台湾的民主运动,实际上是台湾民众自己解放自己的努力,是“二·二八”台湾人民起义的继承者,它具有发展出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人民運动那样的潜力。缺少了必要的支持和配合,这个潜力就不能发挥出来。然而,当时我国领导人的对台政策,不但不是去支持和配合,而是在往相反的方向用力:去支持和配合国民党当局,将国民党当局当作唯一的谈判对象,并把反对台獨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当局身上。然而,国民党当局恰恰是台獨思想的祖师爷:反攻大陆失去希望后的最佳选择,难道不是“中华民国在台湾”吗?一个依赖美日支持的买办当局,难道会真心回归中华民族大家庭吗?台獨的种种反共、反华言论,难道不是继承蒋家王朝的一贯宣传吗?

  二十年来对台政策的错误的实质是:没有走群众路线,而是一厢情愿地走了一条单方面联合统治者、联合少数精英政客的狭隘路线,这条狭隘路线越走越窄:最开始寄希望于蒋经国,而忽视了台湾民主运动中的各种力量,然后是寄希望于李登辉,却被李登辉大加玩弄了一番,接着又寄希望于宋楚喻、连战,现在也落了空,最后只好沦落到寄希望于陈水扁的可怜地步,然而,这条路线走下去,在未来等待着的,是更多的被玩弄、被欺骗,直至最後彻底破产。

  四、外交政策

  也许,和对台湾岛内政策的失败相比,外交政策错误的影响要更大。具体说,就是对美外交存在着根本性的问题。由于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一点,这里仅扼要举例点明几个问题。

  有关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存在着一些流行说法。一曰:李登辉是“国际社会的‘麻烦制造者’”和“中美关系发展的绊脚石”。在李登辉抛出“两国论”之后,外交部长唐家漩和驻美大使李肇星分别对美方表白这一点。九月十六日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再次称李登辉为“国际社会的‘麻烦制造者’”,不久前中国政府发表的台湾问题白皮书又重复了这个说法。这个说法,包括两个潜台词:(一)李登辉又来捣乱了,我们不得已只好加剧两岸紧张关系,一下子造成了国际问题, 让西方友邦惊诧, 给“国际社会”的贵族院老爷们惹了麻烦。(二)李登辉给我们中国带来麻烦不要紧,更严重的问题是:他影响了我们“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就影响到了您们美国,妨碍了美国的利益,这事情就闹大了!

  如果不是按这样的潜台词去理解,就很难理解了。白皮书里不是提到:公然允许李登辉访美、炮制《加强台湾安全法》,还企图将台湾纳入战区导弹防御系统,这些不是分明说明美国是台獨、李登辉的总后台,怎么一下子它又成了台獨、李登辉的受害者呢?这种说法的荒谬,就如同说:在美国内战中,南方叛军是美英关系发展的绊脚石;就如同在抗日战争年代说:满洲国的溥仪皇帝是中日关系发展的绊脚石,南京伪政府的汪精卫是中日关系发展的绊脚石。

  是优先反对民族分裂、实现中国统一,还是优先发展和一个以支持民族分裂、阻碍中国统一为法律的国家的外交关系?答案应该是很清楚的。这里,我们不妨重温一下新中国在建国之初的外交方针。一九四九年初,毛泽东在西柏坡用生动的语言说: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作一个家庭来讲,它的屋内太脏了,柴草、垃圾、尘土、跳蚤、臭虫、虱子什么都有。解放后,我们必须认真地清理我们的屋子,从内到外,把那些脏东西通通打扫一番,好好加以整顿。等屋内打扫清洁、乾净,有了秩序,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来。中国共产党在一四九年一月十九日作出的关于外交问题的决定中认为:“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尤其是美帝国主义政府,是帮助国民党反动政府反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的。因此,我们不能承认这些国家现在派在中国的代表为正式的外交人员,实为理所当然。我们采取这种态度,可使我们在外交上立于主动地位,不受过去任何屈辱的外交传统所束缚。 ” 因为帝国主义国家“决不能很快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不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解决”。⑩

  如果对今天形势有个比较清醒的估计,那么,应该认识到:外来势力支持煽动下的民族分裂主义,又把中国搞得比较脏了。这个外来势力,正是美国政府。一方面要反对台獨,另一方面,又要和为台獨撑腰的美国政府建立战略夥伴关系,这如何可能呢?

  第二种流行说法曰:希望美国政府切实履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关于台湾问题的各项原则和自己作出的坚持一个中国政策的庄严承诺。然而,这类声明,不知是政治家们保面子、下台阶的手段,还是真心实意的对外交涉。任何人都知道,美国政府一九七九年通过、签署的《台湾关系法》,才是美国对台政策的基石,是美国承担“保卫台湾安全”义务的根据,是阻挠中国统一的最根本障碍。“三个联合公报”在美国政府眼里其实根本一钱不值,美国总统里根在“八·一七公报”签字后不久,就告诉国会议员们,这一公报并无约束力,只是一纸可以修改的美国政策声明。现在美国国会里的很多议员压根不知道“三个联合公报”的存在。台湾问题的白皮书说:“美国一再违反自己在‘八·一七公报’中对中国作出的庄严承诺,不断向台湾出售先进的武器和军事装备。”这从美国政治体制的角度看,实在是非常可笑的本末倒置:假如任何一个美国总统不去违反“对中国作出的庄严承诺”,那就违反了对美国法律--《台湾关系法》的庄严承诺,就会遭到国会的弹劾,就会下台、甚至遭到起诉。

  台湾问题,无论是它的历史渊源,还是目前危机的根本原因,都在于美帝国主义的插手干涉。特别是战后以来,美国政府从五十年代起一手制造“台湾地位未定论”、签署《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到后来推出的《与台湾关系法》,其政策实质就是将台湾纳入其军事防御线之内,半个世纪来始终如一。解决台湾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反对美帝侵略的问题,无论是和平解决,还是战争解决,都绕不开直接和美国政府对抗:美国政府现在侵犯着我们的主权,我们要么在谈判中迫使它放弃对中国主权的侵犯,要么以战争手段击败它的军事干涉,二者必居其一,别无他途。

  五、语言、舆论与宣传

  在今天西方国家越来越依靠其文化思想和意识形态的软力量实行统治的时代,舆论和宣传等工作变得愈加重要。然而,我国领导人为解决台湾问题而展开的舆论宣传工作,从各方面衡量,都是灾难性的失败。

  “一国两制”的统一方针,包含着几个明说的或不便明说的前提:它的出发点是维持台湾社会现有状况不变,因为台湾社会的“资本主义制度”是成功的,是优于祖国大陆社會主義的制度,因而无需加以改造,最好“保持不变”。其次,我国领导人对即使是仅有形式上的、缺乏实质的统一,也没有自信心和紧迫感,实际上是处于一种安于不统不独现状、得过且过、但求无事的心态,只有国土分裂的危险逼到面前时,才被迫采取紧急措施。这样,国土统一缺乏了社会变革的最根本目标,缺乏了对台湾社会、对国民党当局的合法性的批判立场,使得对台政策的宝最后全部压在一件事之上,这就是所谓“对台动武”。

  且来看“对台动武”这种提法的致命缺陷。这里,“对台”仿佛意味着战争是针对着整个台湾社会、整个台湾民众的,对统治者和台湾民众完全不作区分,把国民党统治集团,当成“台湾地方政府”,当成整个台湾社会的代表。这种语言,从台湾民众的角度看,是颇具讽刺意味的:在很长时间内,台湾民众自己从未把国民党统治集团当成自己的代言人和代表,而是把它当成战后来到台湾大搞贪污腐败、榨取民脂民膏、和台湾民众对立的强盗集团。而中国大陆方面的“对台动武”言论,倒是把台湾统治者和民众绑在一起,使台湾民众在心理上和统治当局走得更近。

  二十年前的“解放台湾”的方针,是把战争的矛头对准国民党统治集团一小撮,而把广大的受国民党当局压迫的台湾民众,当作解放战争的同盟军。正如同在解放战争中,国统区的人民運动,是英勇作战的人民解放军的同盟。台湾民众的斗争配合,是“解放台湾”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一旦人民解放军登上祖国宝岛,就会出现大军南下江南时所同样出现的情景:人民群众箪食壶浆,夹道欢迎,踊跃参军,欢庆解放的到来。而在今天“对台动武”的场景中,台湾民众只是一个被动的、承担战争损失和牺牲的角色。我国领导人在讲话、社论中,以战争的灾难警告台湾民众,强烈暗示统一战争会给他们带来灾难痛苦,请他们运用他们的“政治智慧”,来防止统一战争的到来,而不是要他们盼望祖国正义之师的早日到来!这样,武力威摄的对象,变成了台湾民众,而不是台獨政客,而台獨政客在两次“总统大选”中,反而都从我国领导人的“武力威摄”中获得渔利。

  自从国共内战于一九四六年全面爆发以来,共产党政权和国民党政权之间的关系,就是法统与叛乱的关系,而不是什么“中央政府”与“地方当局”的关系。无论从国共哪一方的角度看,都是如此。然而,二十年来,我国领导人不再把台湾国民党统治集团当作叛乱的匪帮,而是所谓“地方当局”。然而,一个政府坚持对一个地区不放弃使用武力,却又不强调该地区统治者的叛乱性质,这在国际政治、国内政治的惯例上都是难以解释的。

  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宣布台湾当局是叛乱集团,会人为地加剧两岸的紧张局势、引起台湾民众的反感心理。乍看上去是这样,其实,只要进行充分的舆论工作,其效果应恰恰相反:这里面的关键就是要把台湾当局和台湾的老百姓作严格的区分,一方面充分尊重台湾民众当家作主、管理台湾的愿望,另一方面指出:台湾当局死心塌地充当外国势力的附庸和走卒,从而无法真正满足台湾民众的这种愿望。一般来说,主权政府必须尽快平定叛乱集团,其首要原因就是,叛乱集团涂炭当地民众,主权政府有责任解脱他们的苦难,因而,国家统一的一个主要内容应是为当地民众担当起主权政府的义务,为他们谋利益。

  中国领导人说,他们“既寄望于台湾人民,也寄望于台湾当局。”然而,他们不了解,这两者只能取其一,因为这两者是互相矛盾的。“寄望于台湾当局”,就意味着忽视台湾人民的权利和声音,只和统治集团和精英政客打交道。“寄望于台湾人民”,则意味着把压迫台湾人民的台湾当局当作叛乱集团对待,真正以主权政府的姿态,区别对待台湾统治集团和台湾民众,否认台湾当局对台湾民众的统治的合法性--只有这样做,才有可能争取到台湾民众对主权政府的认同。

  简单片面的“对台动武”的提法,产生了恶劣的宣传效果。语言和舆论的力量是惊人的,有时能起到比杀人武器还利害的作用。我国领导人的“使用武力”的说法, 到了港台和海外中文媒体, 就变成了“对台动武”,显然,中国话里“动武”一词,让人联想到“动粗”、“撒野”等恶棍的形象,在这里,我国领导人所作的“决不是针对台湾同胞的”解释,就被根本忽略了。试举一例:由海外“民運”人士主办的“多维网”转载《温哥华太阳报》二月二十九日报导中国台湾问题白皮书时,中国政府的立场被描述成:“如果它认为关于两岸统一的谈判进展不够快或者缺乏诚意,北京有权攻击台湾及其二千三百万人民。”

  为什么我国政府看上去合情合理的立场,仁至义尽的条件,到了西方媒体那里,就变成了青面獠牙、穷兵黩武的形象呢?这里面,当然有西方媒体的有意歪曲,但是我国领导人自己舆论技巧的欠缺是内因。这里可以比较一下北约国家是怎么做的。在北约开始轰炸南联盟的前夕,西方主流媒体充斥着这样的宣传:米洛舍维奇正在实行种族灭绝暴行,人道主义危机中的科索沃仰望着西方的拯救,军事干涉一刻也不能等了,只有北约的人道主义行动才能挽救巴尔干的和平。我们可曾看到“北约对南联盟动武”的词句?没有。人道主义干涉、稳定巴尔干几乎成了北约对南联盟动武的众口一致的代用语。看来,仅仅懂得使用武力,而不懂得为使用武力必须创造出相应的政治条件和舆论条件,仍是成事不足的。这就是《孙子兵法》所说的:“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结语

  台湾问题正在走向危机。危机的到来,也同时能够带来转机,它迫使人们去思考有关问题,检讨过去的政策,它将迫使领导层不得不开放有关公共政策的辩论,使社会各界长期以来被压抑、被排斥的声音,能够发表出来,而不再是由领导人及其少数官方智囊和学者来控制政策议程。这个过程,已经开始了,也必定随着危机的成熟,而逐渐展开、扩大。

  目前,公共舆论中流行的解决台湾问题的思维定式,所提出的关键问题,即:“和平解决,还是动武解决?”或“早打还是晚打?”,都无法成为真正解决台湾问题的框架,因为它们恰恰是二十年来对台政策遭到挫败的生动见证,是被错误的战略思想所误导进的两难式选择陷阱。一旦政策辩论能够充分展开,人们就会迟早认识到这一点。

  本文所提出的将“解放台湾”与“一国两制”进行对比的分析框架,就是为了超越“和、战”两个选择的思维方式,以考察二十年来台湾问题发展到今天危机边缘的地步的真正原因。只有如此,才能认识到:“和、战”两个军事上的选择,必须统一在一个正确的政治立场和工作方法之下,不然,无论是“和”还是“战”,都会继续碰壁:“和”很可能是“和”了闯进家门的强盗,而丧失了自己的同胞和盟友,“战”也搞不清为何而战、与谁作战,难免滑入单纯军事观点和对先进武器的崇拜,在貌似强大的敌人的面前,必然会中途妥协、失败。

  分清谁是敌人,谁是朋友,搞清楚为何打仗,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所关注的首要问题,也是武装斗争取得胜利的关键。明确我方的正义,敌人的不正义,区分统治者和被统治的人民,这决不仅仅是一些空洞的、无法操作的抽象原则,而是在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得到各种生动体现的克敌制胜的法宝: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优待俘虏政策、改造战犯政策、人民战争、人民大众为主力军的统一战线、敌占区的人民運动、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这些中国革命的传家宝,一定能够发挥出比先进武器还重要的作用。

  当一个革命政党还执着于最初的革命理想、保留着革命精神和革命传统时,它的一切政策方针的出发点是群众利益和人民的解放。这也是为什么新民主主义革命在祖国大陆取得全面胜利后很长一个时期,共产党坚持“解放台湾”的口号。当一个革命政党不注意克服它的官僚化倾向、丧失革命理想和朝气蓬勃的精神时,就会走上脱离群众、“告别革命”的道路,民族的解放,人民的解放,乃至人类的解放的理想,就会显得和执政者的官僚主义和“务实”态度那么格格不入。无疑,对台政策的失败是和二十年来其他各方面政策和总体路线的失误乃至失败紧密相关的。反省对台政策的同时,也必然要求我们去思考总体上的问题。

注:①《海峡快讯》 2000年,3月18日。②《海峡快讯》2000年,3月25日。③《毛泽东选集》,合订本1131页。④《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北京,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三日。⑤《台湾问题与中国的统一》,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一九九三年八月,北京。⑥社论:“台湾劳工必须组织自己的政党! ” 《海峡》 1987年第4期。⑦赵定一,“美国统治下的台湾”,《夏潮论坛》 1984年6月号,p22-24。⑧张俊宏,《到执政之路--“地方包围中央”的理论与实际》,南方丛书出版社,1989年。⑨《台湾民主运动四十年》,李莜峰,自立晚报社,1989年。⑩毛泽东:《在中共第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1325页。

原载[中国与世界]

  作者:萧喜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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