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志军:“后伟人时代”的第一个十年

  “后伟人时代”的开端

  2002年刚刚开始的时候,《南风窗》驻北京记者打电话来说,今年是鄧小平南巡10周年。若不是他的提醒,我竟忘了这个日子。这以后的几天,屡屡对朋友提及这事,他们也都不记得了,而且同我一样地惊讶:怎么会淡漠了这个值得纪念的时刻。

  中国人喜欢以整数来纪念那些对他们的生活发生过影响的日子,也即所谓“5 周年”,“10周年”,还有“20年”、“50年”、“80年”、“100 年”等。严格地说,这类“整数”同历史本来的进程以及我们的认识并无直接关联。比如,我们把“10年”作为一个参照,显然不是因为“9 年”或者“11年”就会有什么明显的不同,而是缘于一种由来已久的习惯。这习惯的值得称道之处,是它提供了一个契机和一种压力,让我们去回顾某些不该遗忘的事情。

  所谓“鄧小平南巡”,是指他的武昌深圳珠海上海之行,时在1992年1 月18日到2 月21日。大家之所以对这个事件记忆犹新,是因为,邓的这个举动在当时即令所有中国人大感意外;也因为,他那一路的讲话具有异乎寻常的震撼力和感召力;还因为,他的这个出人意料的行动和那些出人意料的讲话,对当日中国产生了一种拨正航向的作用,以“反对和平演变”为中心的新政治运动,从此偃旗息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一轮改革开放,从此理直气壮,那些惶惶不可终日的改革的先驱者,诸如深圳和珠海这样的经济特区,以及温州和泉州这样的民营经济繁荣地区,也都重振昔日气概。从那以后到今天,邓一手缔造的这种改革开放的势头,竟能保持10年而无起伏,甚至不会因为他的告别人世而发生逆转。

  从这个意义上说,下面这一句话也许不算过分:

  听君一席话,

  十年保平安。

  这样看来,在“后伟人时代”的第一个十年里,伟人的影响不仅还存在,而且是广大深远而又无微不至的。

  “后伟人时代”是我本人杜撰的一个词。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这是前所未有的时代。它的含义是,即使伟人已去,社会却依然保留着伟人的影响,有如“后农业时代”中农业依然重要、“后工业时代”中工业依然繁荣。

  有两个日子我们难以忘记。

  1989年11月9 日,这是鄧小平正式退休的日子。4 天以后,他会见日本经济访华团的时候,宣布他要“百分之百地退下来”。这里所谓“百分之百”,按照邓本人的说法,乃是“正式向政治生涯告别”。所以,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在刊登这个消息的时候说:“鄧小平最后一次会见外宾。”

  1997年的2 月19日是鄧小平的忌日。邓去世的那个傍晚,京城晴空万里,日月东西相向,天地俱澄澈。我沿着京城的长安大街走到天安門广场上,内心里面不断想起毛泽东逝世的那个日子,也即1976年9 月9 日。较之20年前的那个时刻,这一天中国人的反应,其实并不是悲天恸地,而是平静。

  平心而论,在本世纪中国的历史上,鄧小平的影响和贡献,是不逊于另外一个伟人毛泽东的。中国人大都喜欢把鄧小平和毛泽东做比较。他自己也有意无意地这样做,比如他把毛看作是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把自己看作是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现在,在他去世5 年之后,我们再来比较,就会发现,邓和毛之间的不同,要比他们之间的相同之处更加值得回味。这些不同之处中最重要的一个,正是在他们去世之后显现出来的。毛去世后的5 年里,我们的国家动荡不已,从北京中南海里的一连串变故,直到偏僻乡村中人民公社社员的群起反叛,让每一个中国人都有天翻地覆的感觉。而邓去世后的这5 年,我们却感受着平静和从容。一切都像他去世那一天的情景一样。

  导致这种不同结局的原因,是复杂和多样的。但若追究起来,有一件事情必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就是,邓在1992年的南巡讲话,为他身后的中国定下了基调。他多次说,那是他的“政治交代”,这话音里面,其实就有“政治遗嘱”的含义。相对于毛泽东留下来的“无产階級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邓留下的这一篇“政治交代”,显然是以完全不同的方针和逻辑来引导中国的走向。他的文选以他的这段讲话为终结,本身就有一锤定音的效果。后人又以这个讲话作为“新时代”的开始,亦发挥着“舍此无他途”的作用。

  今天我们回看“后伟人时代”的第一个十年,举大体不论细节,可以发现几个明显的特征。

  第一个特征:不再折腾

  1992年鄧小平南巡讲话的发表,把中国20余年的改革开放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那以前的整个80年代,是中国改革的第一次浪潮;从那以后,直到2001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二次浪潮。

  这10年,我们国家的经济增长,既没有出现80年代初期那种令人兴奋的腾飞,也没有出现80年代后期那种令人沮丧的坠落。总的看,经济总量实现了第二个翻番。商品短缺的历史也终于变成了商品相对过剩。13亿中国人当中,有大约1 亿多人已经富裕或者比较富裕起来,成为中国人所说的“大款”、“高收入者”或者是“中产者”。另外1 亿多贫困者中,也有90% 的部分,能够在丰年得到温饱,遇灾年也不至于饿死道边。除了这最富裕的部分和最贫穷的部分,还有至少10亿人,按照官方的说法是实现了“小康”。这让老百姓有些不以为然,至少是觉得,这“小康”在当初成为“战略目标”的时候,是那么令人激动,及至说“实现了”的时候,方知不过如此。在我看来,这种淡漠的反映,要么是由于普通人当初把“小康”想得过于美好,要么是那些不普通的人后来把“小康”变得更加现实。无论哪一种,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多数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确是进步了。

  然而还有更加重要的。这10年的中国,在政治方面,没有左右摇摆;在经济方面,没有大起大落。用一句简单的话来概括这种局面,那就是:我们终于不再折腾了。

  这里所谓“没有左右摇摆”和“没有大起大落”,首先是相对于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这一段历史说的。

  1992年初,当鄧小平巡视南方的时候,整个中国,无论政治方面还是经济方面,都处在低谷。那种沉闷、彷徨、疑虑和无所适从的气氛,直到今天仍历历在目。

  众所周知,在中国,北方以北京为中心,一向是政治的热闹所在,也是诸种方针和口号的发源地。南方靠沿海一线,则是经济格外活跃的地方,所以,中国有“北政南商”的说法。南边经济的阴晴,多由北方政治的风云来牵扯,所以,若论南北大局,大致为北呼而南应,北行而南效。但是,在1992年早春,这局面居然转了过来,变作“南呼北应”,“南行北效”。所有这些集合起来,南北东西,浩浩荡荡,由此也就令中国改革卷起了第二次浪潮。当时的舆论说,这种震撼整个中国的力量,乃是由南向北的“邓旋风”所推动。这并不是夸张之辞。

  到今天,政治方面的中国,经历了1992年秋天的“十四大”,1997年秋天的“十五大”,1998年春天的“政府换届”,大致上是始终如一的势头,没有重复80年代那种左右不定,起伏无常的毛病。这是了不起的一件事。

  经济方面的中国,尽管有1993年的“过热”和“通胀”,但其波动幅度明显小于80年代,以后的治理,也没有治出90年代初期那种生产停滞和通货膨胀并举的结果。然后是19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和2001年发达国家的经济衰退,中国竟然都没有跟着“风暴”和“衰退”,这令全世界刮目相看,也让我们自己人惊叹:过去几十年,是人家不动荡而我们动荡;最近这10年,是人家动荡而我们不动荡。这也是了不起的一件事。

  经济方面种种数字的累加一如既往,当然,这其中有着过去几十年里建立起来的一切为基础,不能视作这10年的独有风骚,惟有“持续稳定”这4 个字,当得起是前所未有的成功。

  就此看来,这10年里中国的基本特征是持续稳定,而不是大跃进。然则对于熟悉中国历史的人来说,“持续稳定”是比“大跃进”更加令人激动的。在这之前,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10年,是政治上的反右派和经济上的大跃进;第二个10年和第三个10年,是3000万人死于饥荒,以及至少3 亿人受到政治牵累;然后是第四个10年,尽管有了改革开放的大政,也没有了大折腾,但小折腾还是隔三年就来一次—1983年、1986年和1989年。现在,我们终于有了“10年不折腾”的历史,不容易!

  “不折腾”的另外一个含义,是少有自己的创造。过去10年里面,举凡最重要的方针,无论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内政的还是外交的,都是继承前人的。比如确立市场经济体制,以至最终放弃计划经济;比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至最终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比如以一国两制之方针收回香港和澳门;比如面对国际争端的韬光养晦;比如申办奥运的成功和中国足球的冲出亚洲……以上种种情节,若说全都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似有崇古抑今之嫌,但若说是前人开场后人做戏,则有充分的根据。鄧小平在1992年南巡的时候就说过:“即使没有新的主意也可以,就是不要变。不要使人们感到政策变了。”他还说,“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今天回头再看,这话表面上委婉从容,但却大有深意可鉴,实在是切中“中国病”的一剂良药。

  第二个特征:没有权威

  中国不再需要权威,鄧小平虽然毕其一生没有直截了当地这样说,但看他晚年的为数不多的公开讲话,里面是包含着这个含义的。1989年11月他公开宣布“告别政治”的时候,似乎是要下决心不再过问台前的事。他对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说: “我已经退下来了,中国需要建立一个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制度。”1992年南巡的时候,他又讲到这件事,反复地说,不要迷信老人。

  当鄧小平的辞职公开之日,不少老百姓认为,他辞职却不一定会辞事。中国的新任领导者也在多种场合宣布,中国的方向仍要由他来把握。然而,鄧小平公开宣布他“告别政治”,似乎是要下决心不再过问台前的事。用他自己的话说,退就要真退,他今后不再代表集体、党和国家,亦不再插手于领导中国的事。

  然而鄧小平的“告别政治”是有条件的。有如他自己在最后一次会见外国代表团时说的,中国近10年来所执行的方针政策以及发展战略不会变,中国要发展。这话与其说是讲给外国人听的,不如说是讲给他的后继者听的。他的想法,无疑是要中国在他已经开辟的道路上走下去。倘若真的能够如此,那么,中国的政坛上有他没他都是一样。但若出现偏离这条道路的征兆,那就要出来说一说,这也就是1992年他的南巡讲话的背景。直到多年以后,党内一位很高层的理论家还对我谈起这件事。“为什么小平同志要讲基本路线100 年不动摇呢?”他自问自答道:“就是因为那时候有动摇的现象。”

  当初毛泽东选择接班人费尽心机,前后历时近20年,选了4 人,都不对头。第一个被他自己打倒了,第二个背叛了他,第三个被第四个抓了起来,第四个在鄧小平崛起之时辞了职。鄧小平的接班并非毛的选择,但却非常对头。后来轮到鄧小平来选接班人。前后10年,选了两个人,又不对头。邓在南巡的时候曾经感叹这件事。他说,靠一代人解决不了长治久安的问题,要找第三代。今天回头看,“长治久安”这件事,鄧小平做得更好。

  毛泽东的后人把他留在了天安門广场,让中国人世代瞻仰;鄧小平的后人却把他撒向了大海,让他杳无踪迹。看来,鄧小平是不愿为自己身后的中国留下权威的。到如今,他不在人世已经整整5 年。我们的国家仍在进步着。

  没有留下权威的人却留下了“长治久安”,这是值得后人好好想一想的。

  第三个特征:不搞争论

  鄧小平南巡讲话发表之后不久,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在那里面,我提到,尽管鄧小平说过“不争论”,但方方面面的争论仍然沸沸扬扬。我还把那些年发生在中国的最重要的争论,归结为几个焦点。

  比如“基本路线的要点在哪里?”

  比如“改革开放姓‘社’还是姓‘资’?”

  比如“市场经济是魔鬼还是天使?”

  比如“厂长负责制是否削弱了党的领导?”

  比如“私营经济是否动摇了社會主義?”

  比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不是‘单干风’?”

  ……

  10年以后再来看,这些问题都有了结论。总的趋向是,原来被看作异端的想法,如今都被接受了,其中很多已经成为大家正在做的事。

  记得1991年,我的一个朋友从欧洲回来,问我中国人现在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我说,最关心中国的经济改革“姓社”还是“姓资”。他听了就觉得很好笑,还说这在欧洲人当中是不可想像的事。10年以后,我由这件事情联想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今天拿了这个问题,和中国的年轻人去讨论,他们是不是也会觉得好笑呢?

  就整个国家的社会心理来说,这也许是一种进步。共产党立国52年,前42年都是争论不休。今天“一贯正确”的,到了明天,就有可能全都错了。今天是错误的甚至反动的,到了明天,就有可能成了什么方面的“先行者”。这后面的10年,中国人不再把自己的智慧和热情浪费在无谓的争论上。有了以往多年的教训,我们正在变得聪明起来,也懂了一个常识:那种硬要辨别是非分清敌友的做法,最后总是适得其反。

  举个普通人的例子。户籍制度的不合理以及必须改变,在今天已经成为不言而喻的事。根据我的有限的消息来源,至少有福建和湖南两省,已在全省范围内取消了户口的界定,其余大多数省市区也在局部地区或疾或缓地对其加以改革。但是,就在10年以前,有一个人却因为批评了户籍制度,被判有罪并且被监禁。他叫黄庆,先是昆明市搪瓷厂的团委书记,后来又是云南省人民检察院政治部的秘书,由于工作的努力和卓有成效而多次受到上级表彰。他的命运转折,是因为撰写了一篇文章抨击中国的户籍制度。他认为户籍将公民分为高低贵贱,是一种不公正的歧视性制度,应予改革。1991年12月5 日,黄被警察逮捕收监。根据“工人日报天讯在线”一位记者的报道,次年4 月,在一次不公开的审理中,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他有期徒刑一年,罪名是“反革命宣传煽动罪”。6 个月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黄的罪名成立,管制2 年。等到管制期满走出看守所的时候,黄已经失去了原来的工作和原来的地位,衣食无着,艰难度日。与此同时,他所批评的户籍制度,却在他的身边悄悄地改变着。到今天,已经没有人还会说那是一个不能被批评被反对的制度。

  鄧小平在1992年南巡的时候曾经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从那时以来的10年已经证明,这对国家的进步有好处。有时候,对于一些走在时代前面、敢于独树一帜、并且因此受了委屈的人来说,这并不是一种绝对公平的选择。我们国家处理纷争的办法,不是追求一人一事的绝对公允,而是追求大局的平衡。这中间的道理不在于是非分明,而在于必行的策略。

  当然,“不争论”不等于就没有问题。今日中国,人们思想上被束缚的情况还有很多,很多问题也还没有一个大家都能同意的说法。事情的关键,并不在于有没有分歧,而是在于,在一种尚未建立充分民主的环境中,解决众人间存在的纷争,找到大多数人支持的行动方针,使国家的发展有利于每一位公民的生活,这正是一项最为重要的工作。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这既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对他的一个挑战。懂得了这一点,就有可能更深更远地理解鄧小平本人一生的沉浮,以及他给我们后来人留下的精神遗产。

  (作者为《人民日报》主任记者,著有《历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的兴起和衰亡》、《交锋》(与马立诚合著)、《沉浮》等作品本文摘自《南风窗》)

  作者:凌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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