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树清:十问南水北调

    ——评两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副院派潘家铮院土的《九点看法》

  读罢全文(潘家铮院土的《九点看法》见附文),深感潘院士用心良苦,为南水北调泼了一些冷水,下了一点清凉剂,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关键问题。在许多人头脑发热的时候,他能不为所动,坚持清醒的认识,不能不令人对潘院士敬业操守肃然起敬。

  但是,潘院士的九点看法有如隔鞋搔痒的感觉,有些东西虽有触动,但有所顾虑,没有做到言无不尽。另外,该文可惜没有言及‘海洋水库群方案’,也就是在各河流入海口以类似于围海造田法营造海洋水库;沿海岸线作渠/ 管道将各海洋水库相连,实现跨流域调水;各河流建闸和泵站,从海洋水库提水治河道输往内陆,一举解决洪水威胁和干旱问题( 如江都泵站) 。

  潘院士也许是‘不识庐山真面,只缘身在此山中’。笔者少不更事,所谓初生牛犊不畏虎,愿替潘院士言尽《九点看法》中未尽之言。不敬和误解之处请潘院士谅解,错误之处望潘院士及其他网友指正。

  一问‘南水北调要不要坚持群众路线’

  潘院士的力作开宗明义地提出南水北调要取信于领导、同行专家和群众。前水利部长杨振怀也提出南水北调是否要人大批准这一问题。说到底南水北调的工程费用来自于全民税收,工程的营运成本和水费也要靠人民承担。所以这是一个与全体中国人民相关的巨大工程,一个人均承担500 元,每户出1500元以上的工程。既使不举行听证会,起码也应该交由全国人大批准。正如杨前部长所耽心的:南水北调要几届政府共同努力才能完成,如果没有人大批准,则缺乏法律效应,下一届政府完全可以推翻这一决定,使之半途而废,招致巨额浪费。高高在上,对人民呼声不理不睬是有悖于共产党员的基本准则,是要不得的官僚主义。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的惟一动力,希望南水北调能广泛征求包括民间水利专家在内的社会意见。目前,国内大多数媒体对南水北调的优越性同声应和,而不同意见和工程负面影响很少报道,这极不正常。是骡子是马,拿出来溜溜。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应当充分相信他们的判断力和权衡利弊的能力。

  二问‘水利部错了要不要改’

  潘院士语重心长地告诫参与规划工作的有关单位和同志:要认真按照水利部制定的规划原则和思路去处理问题,不要受过去已做工作的影响,不要总是跳不出老框框、旧方案、原思路,总是认为自己过去做的方案最优、最正确。那样,就不能得出科学和符合实际的结论。

  这里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要跳出老框框,旧方案和原思路。但更深层次的问题是水利部的规划原则和思路本身有没有跳出老框框,旧方案和原思路。水利部是否总是认为自己的方案最优、最正确?那样,水利部能否得出科学和符合实际的结论。归众所周知,解决北方缺水问题的老框框、旧方案、原思路就是在崇山骏岭中钻山打洞、跨河架桥的调水方法。各种方案之间的差别也就在50步和百步之间,这就是至今难以形成统一意见的根本原因。现在潘院士呼唤的新方案已经出笼,见强国论坛之两会论坛之笔名为‘东海渤海渔民’系列文章,提出的海洋水库群方案远优于南水北调,那么水利部能否从自己作起,主动‘跳出老框框、旧方案、原思路’。

  如果水利部认为作者言过其实,那么拿出证据批一番,谎言和大话是在阳光底下,显微镜底下藏不住的。相反如果发现作者所言确实,去接受它又有何妨?英明的政治家总是能从善如流的。回避绝不是解决争议的方法。

  三问‘南水北调的理论基础站得住脚吗?

  北方缺水是不争的事实,所以潘院士说要开源与节流并重,节流为主。在开源中包括开发新的水资源和挖潜两部分,要二者并举,把挖潜放在第一位。且不说南水北调实施尚需时日,即使实施了,调水量毕竟有限,只能以建设节水型社会为主要出路。在进行地区经济发展规划时,必须与水资源条件相协调。不能完全“以需定供”。

  这里潘院士批判了‘南水北调一通水,北方万事大吉’及‘北方水资源己无潜可挖’两种错误观点,他非常清楚明白‘南水北调作用非常有限’。实际上,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南水北调的理论基础,因为老百姓自然有权问,拿我们这么多钱修工程原来只是个花架子,既然北方还有潜可挖,为什么不去挖。

  首先看节流的潜力。按照中国工程院‘中国可持续发展水资源战略研究综合报告’(2001 年12月10水信息网) ,在2030年用水高峰,黄淮海流域平水年缺水150 亿方,枯水年缺水300 亿方,考虑到生态用水以后,黄河以北枯水年缺水为150 亿方。又据2001年10月6 日新华网,《中国三年完成退耕还林还草两千五百多万亩》的试点工作。武汉大学王宏硕教授( 中国水情分析研究报告2001年第一期) 指出:南水北调供水区平均每亩耕地耗水340 方。假定退耕还林一半在黄淮海流域进行,还林还革后从高耗水的农田到低耗水的生态,每亩耕地可节水170方,那么,三年的试点工作每年已为黄淮海流域节水200 亿方。光此一项就已经解决了平水年的缺水问题,枯水年缺水也仅为100 亿方。

  再看开源的潜力。根据贺伟程教授对1950至1998年黄河水资源情势的分析(中国水情分析研究报告2000年第7 期) :黄河平水年入海水流220 亿方,枯水年为140 亿方,特枯年66亿方。八十年代断流超过30天的8 年中,实测入海淡水量为为140 至200 亿方。对海河流域而言,海委主任王志民在中国黄淮海流域水问题研讨会上指出( 海河流域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战略对策,2001年4 月16日水信息网) 海河流域的入海水量五十年代年平均为240 亿m3,到八十年代的27亿m3,九十年代为67亿m3。平水年1998年,入海水量43亿方。

  综上所述,只要采用海洋水库蓄淡水方案,北方缺水问题就可以完全解决。这里的开源措施尚未包括‘人工降雨’和水库适量超蓄,深层地下水的开采等方案。

  四问‘北方缺水问题有没有夸大’

  潘院士着重强调:南水北调的综合性数据和结论要能使人信服,切忌用一个大平均值来包揽一切,这非常具有针对性。在现有的谈到南水北调必要性的文献中都是统一地以人均水量来说明其必要性和紧迫性。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以一个平均值包揽一切的作法。钱正英副主席曾就此反问,上海的人均水量与宁厦相当,难道两者都极端缺水?

  为了争取防洪拨款就尽量夸大洪水威胁,为了上调水工程自然地也会夸大缺水问题,这是可以理解的水利通病。自六十年代起,长江委提交中央的相关文献中,每次都预言:十年后长江水若不进京,北京生活生产就会受到严重影响。弹指一挥间,四十年已过去,北京人生活还是好好的。

  中国工程院的《中国可持续发展水资源战略研究综合极告》列举了一系列事实:八十年代水利部预测2000年全国用水量为7096亿方;1994年《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预测2000车耗水量为6000亿方,而实际上仅为5566亿方,高估434 至1530亿方。水利部曾预测1990及2000年山西耗水量为74亿方及95亿方,实际仅为54亿方和63亿方,高估耗水量导致万家寨工程浪费巨大。

  这种高估缺水值,以求上工程的情形近年来有所改观。但对北方缺水预估而言,依旧要警惕少佑,但主要防止多估。因为这是人的本性所决定的。国内国外一样,自十八世纪以来,一个接一个的警世危言被炮制出来,如煤炭危机,能源危机、石油危机、人口危机、粮食危机、核子武器危机、千年虫危机、水危机等等。

  目前,中国工程院的缺水量预测虽然谨慎,但仍然有高估的危险,为什么呢?中国工程院在预测2030等用水需求时,假定耗水大户农业维持在1997年水平,显然这没有考虑农村集镇化,农业现代化,节水农业的出现,退耕还林的等新局面。农业用水目前占总耗水量的80% ,随着技术的进步,农业战略的改变,百分比稍略降低10% ,整个结论就大不一样。

  对于全国工业和居民用水量中国工程院预估至2030年将分别比从现在增加一倍至2000亿方和1100亿方,但是,按照中国水法研究会名誉名长柯礼丹(中国水利2002年3月27日)的研究:1980至1999年我国用水量比1950至1980年降低4%,北方的一些城市如北京天津与1980年相比己处于负增长。1989年至今北京市工业用水减少了12%,668个城市用水从1993至1997年用水量由291亿方减少至260亿方(中国工程院中国可持续发展水资源战略研究综合极告)。据2001年7 月4 日北方网。天津市城区年供水量从1997年开始已连续四年走低,年供水量从1997年的4. 87亿立方米下降到了2000年的3. 75亿立方米,尤其是2000年的供水量降幅更是高达14. 4%。

  所以既使是中国工程院缩水了的预测,耗水量的预测亦极有可能被夸大,连带的必然是需谨慎看待南水北调的必要性,警惕泡沫。

  五问‘高水价到底是促进北方经济发展还是窒息北方经济发展’

  据称:南水北调的一大好处就是能促进北方国民经济的发展工业。对此,笔者颇不以为然,我一直赞同水资源问题是社会经济能否持续发展的前题,但认为只有廉价的水资源才是支撑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因素,否则就走向了目的的反面。高昂的调水工程必有高水价,必然导致企业、资金人员外流,无异于杀鸡取蛋。最后同样会出现‘一片孤城万刃山’的败落。过去20年来为什么中国经济能一枝独秀,说到底:就是有廉价的人力资源、自然资源。而日本也是社会稳定,经济为什么一直走不出底谷,人力资源,自然( 土地、水…) 资源过于昂贵,导致企业、资金纷纷外流是一个重要原因。所以,如何维系低廉而充分的水供是我们应特别关注的。

  在另一层面而讲,高水价就相当于高税收,在全世界都纷纷减税吸引投资和人才的今天,如果我们维护高水价,就相当于对全民、对全部企业实施高税收,结果不难预料——必然与苦果相连。

  六问‘南水北调有可能优先使用当地水资源吗’

  为协调长江水和当地水的矛盾,潘院士提出了如下原则:当地水和外调水都是可贵的水资源,要统一考虑,进行合理配置。原则上应是在充分、合理利用当地水资源的基础上考虑外调,否则,外调愈多,浪费愈甚,污染愈剧。要指望这点水实现经济大发展是会落空的。

  也许会落空的就是潘院士这套先进合理的设想,因为南水北调的运作是采用股份公司制,各地政府都是股东之一,为了赢利,很有可能采用行手段限制当地水的使用而全力推销长江水。因为当地水不要钱,而长江水可以赢利吗!设想一下要是北方出现50至60年代的长期丰水年,本地水足够用,该公司将去哪里找钱维持运作。设备运折旧费,渠道清理费由谁出。

  ‘引滦入津’工程于1983年完工,去年又要对百多公里长的渠道进行维修,总值达24亿元的维费(2001年10月25日新华网)。可以预料,东中两线20年后的维修费近800至1200亿元。如何筹得?不难想象。

  七问‘南水北调的使命包括生态环境治理’?

  潘院士认为:生态环境问题必须受到充分重视。第一、生态环境用水,一定要给予满足,在耗水量计算中,植被、造林、绿化等需水量必须计入,超采的地下水必须补回,对地下水的开采利用必须做到在长系列中维持平衡,丰水年回灌,枯水年临时超采。各河道要在一定季节维持一定流量,不使河道长期断流、萎缩、淤高和导致河口地区情况恶化。第二、必须解决污水处理问题。特别在水资源短缺且污染严重的地区,不治污是没有出路的。

  这些无疑是正确的,但如果千里迢迢从长江调水到北方就为了冲洗海河,则似乎得不偿失。套用潘院士的一句话:要指望这点水实现生态大改善是会落空的。

  中国工程院的报告称中线的一部份为生态河和新海河,就是要依此改善北方生态。对此,笔者不敢苟同,解决北方生态应该有更省的方法,如笔者提出的生态原则:严格控制有毒物质排放,对于生活废水和轻度工业废水,一部份净化回收,中水利用,一部份转为有机肥,有条件的地方向沙漠排污以植草树(如北京离沙漠前蜂仅百多公里),天津直接向大海排污等。

  至于河段断流断流,河口淤高,则更是容易解决的事,只要从海洋水库中向河道上游抽取一小部份的水,循环冲洗河道就可保河不断流,流水不腐。2001年淮河爆发大面积污水,根本原因就是河道闸门长期关死,滴水不露,所储之水变成死水、污水、腐水。正确的作法是闸门敞开小缝,小水常流,上游流光了再从下游抽上来,如此循环,小水长流,河水自净,水质可以彻保。

  反观南水北调则是一种挖东墙补西墙的作法,以破坏长江汉江流域,牺牲上海武汉生态环境为代价的作法。

  八问‘垄断经营的南水北调是否符合社会议的市场经济原则’

  潘院士强调:南水北调要充分考虑并按照社會主義市场经济规律办事。但是实际上南水北调工程管理局准备采用容量计价法来限制当地水使用。所谓容量计价法就是不管你用不用长江水,都要交足所分配的定额供水金;在地下水停止开采数年或数十年后,地下水位就可恢复至开采前的水平。所以华北的百姓将面临如此尴尬的局面:充沛的当地地表水不给用,饱满而干净的地下水不许用,只有被迫使用长江水。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衡量,长江水不可能跟当地地表水,地下水竞争,也不可能与其他方案竞争,如人工降雨,外国水务集团的其他水源供给。工程正常运行的前提必将是行政保护,垄断经营。水事纷争的出现和苛‘水’猛如虎的抱怨看来是不可避免的。

  九问‘南水北调到底应不应该考虑全球变暖及其他问题’

  潘院士认为:对各方案存在的主要问题要鲜明点出,不回避。体现了老一辈科学家的严谨学风。

  南水北调至少不应该回避全球变暖的影响,新华网消息:中国气候专家指出,全球气候变暖有可能导致西南季风在未来越过“世界屋脊”,从而使青藏高原乃至整个中国西部的降水显著增加。中国科学院院士施雅风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说,目前持续升高的温度正在逼近距今3 至4 万年前的间冰期时代的气温。当时,中国出现了特殊的暖湿气候。

  据预测,如果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含量按现在的速度继续增加,中国到2050年气温会比现在上升2.2 摄氏度,青藏高原地区则可能上升2.6 摄氏度。西昆仑山古里雅的冰芯记录表明,在当时的间冰期时代,青藏高原温度要比现代高4 摄氏度。对柴达木湖的湖泊沉积的分析则表明,当时温度要高出2 摄氏度。

  美国加州己将全球变暖纳入水利规划,南水北调不考虑这一影响,实为不智第二,沧海桑田问题。泥沙雨落地上形成径流,也造成侵蚀,水流沙随,水停沙落,这是所有沧海变桑田的根本原因。从长江调水则必有南沙北调。而明渠千里调水,除非槽底全部衬砌,否则要作到两岸无沙进入水中绝非容易。即使衬砌,由于渠底长期浸泡,经受水流摩擦,所谓水滴石穿,加上山洪、地震、地质变迁等因素,这些砌缝不到百年将土崩瓦解,泥沙将由渠底进入水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东中两线都需途经土质松散、古黄河造地填出的区域,清水流过这些黄沙堆,将形成另一条黄河。而挟沙水流止于华北及京津,其沙必淤积于华北及京津。工程运行千年以后,可将5 倍于香港的地方深埋至5 米以下。将淤海造地的泥沙迁淤于陆地,北京、天津是否有足够的水库来让其淤废呢?

  第三,南水北调的使用寿命问题不容回避。上述两个问题之外,我国人口总数在2030年以后将持续减少,北方人均水量将持续增加,有可能导致使寿命小于100 年,100 年中扣除北方丰水年不需要水,南方干旱无水可供几种情况外,仅剩下几十年的有效使用期,那么每方水的真正价格将远不止目前公布的单价。

  第四,东线治污成功的把握有多大,中线遭地震,类似于75.8板桥水库跨坝的山洪、炮火毁灭性打击的可能性有多大,能否提出一个量化指标。一条黄河已成为全中国人民的心腹之患,我们很难忍受另一把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剑。

  十问‘南水北调是否给新技术、新方案、新思路留下发挥空阔’

  潘院士极具前瞻地指出:南水北调从启动到实施,跨越时间较长,而现在的科技发展极快,建议在做各种预测时,适当考虑这一因素,采取较先进的指标、措施和技术。

  21世纪是新方法,新思路、新技术层出不穷的世纪,光采用先进的指标、措施和技术也代还不够。我们应为他们留下发挥的空间。例如,我们今天宣布南水北调胜利建成通水,明天英美帝主义却宣布大规模人工控制气象成功,我们怎么办,不少网友纷纷建议国家认真研究空中调水,不见得个个有神精病吧!人类的发展都是从梦想天开起步的。一百年前,李鸿章、曾国潘、左宗棠等远见卓识之士谁能想象到今天的原子弹威胁,飞机满天、神舟四号登上月球呢!就拿一波三折的南水北调而言,当初提出的京杭大运河方案,通水又通航,多么诱人。我们多少先前辈为此皓首穷经奋斗了一辈子,回头看看是否会感触良多。

  总而言之,我们需要正视北方缺水问题,正视南水北调工程中的问题,正视如海洋水库一类的新方法。该提倡的大力提倡,该否定的彻底否定。立足于世界强国之林的中国,有赖于全体国民的共同努力,更有赖于领导阶层的英明贤能,虚怀若谷。对于中国水利而言,衷心希望包括潘院士在内的重量级专家与大家交流,沟通。

  中国一定能走向繁荣富强,诸君多努力!

  (文/ 杨树清,作者为新加坡国立大学土木系博士来源:人民网)

  附潘院士全文:《关于南水北调的九点看法》

  南水北调问题已研究了几十年,至今还没有正式全面实施,究其原因,一方面工程规模宏大,投资集中,正负影响面都极大,国家不易决策;另一方面问题太复杂,变化因素太多,过去工作中对一些问题、情况还未能摸清说透,以至于意见分歧,一些方案难以取信于领导、同行专家和群众。

  关于这一工程,我有如下九点看法。

  一、关于规划原则和工作思路

  参与规划工作的有关单位和同志,要认真按照水利部制定的规划原则和思路去处理问题,不要受过去已做工作的影响,不要总是跳不出老框框、旧方案、原思路,总是认为自己过去做的方案最优、最正确。那样,就不能得出科学和符合实际的结论。

  二、关于开源和节流的关系

  开源与节流并重,节流为主,这是十分正确的。在开源中包括开发新的水资源和挖潜两部分,要二者并举,把挖潜放在第一位。北方地区是缺水地区,且不说南水北调实施尚需时日,即使实施了,调水量毕竟有限,只能以建设节水型社会为主要出路。在进行地区经济发展规划时,必须与水资源条件相协调。例如,不能大量发展耗水工业,必须搞节水农业,城市生活用水只能是低标准的,要在不增加、少增加供水的基础上发展经济和提高产值。总之,不能完全“以需定供”。

  三、关于全面统筹与局部分析的关系

  南水北调既要在全流域大系统内统筹考虑,又要分清各局部地区不同的条件,区别对待。有的地方水资源相对多些,有的地区特别紧缺;有的地区地下水尚有潜力,有的地区已严重超采;有的地区可利用雨水,有的地区可利用海水;有的地区容易做到地表水、地下水联调,有的地方无法用调水来解决问题等等。凡此都要尽量摸清,分别选出最好的配置与解决方案,在此基础上得出全局性结论。对局部问题摸得愈深愈透,最后的综合性数据和结论就愈能使人信服。切忌用一个大平均值来包揽一切。

  四、关于基础数据和基本情况问题

  对基础数据和基本情况,要调查清楚。数字要确切,预测要合理,所述情况要符合实际。有疑问要查清,一时弄不清的也要说明,大的水账一定要对得上口径,没有矛盾和疑点。对现有调水工程的调查资料还可再深入。要针对各界提出的疑问、主要的分歧意见、不断出现的新情况、历次会议上专家提出的建议来开展补充调研工作。

  五、关于各种水资源的合理配置问题

  地表径流、地下水、雨水、污水、外调水……都是可贵的水资源,要统一考虑,结合不同地区情况,分别就工农业和城市生活用水进行合理配置,找出最优方案,各类用水必须规定先进的定额。原则上应是在充分、合理利用当地水资源的基础上考虑外调,否则,外调愈多,浪费愈甚,污染愈剧。不要完全根据过去的老数据,把希望完全寄托在调水上,否则,南水北调第一期工程调来的水恐怕只能还旧账,要指望这点水实现经济大发展是会落空的。

  六、关于生态环境问题

  生态环境问题必须受到充分重视。第一、生态环境用水,一定要给予满足,在耗水量计算中,植被、造林、绿化等需水量必须计入,超采的地下水必须补回,对地下水的开采利用必须做到在长系列中维持平衡,丰水年回灌,枯水年临时超采。各河道要在一定季节维持一定流量,不使河道长期断流、萎缩、淤高和导致河口地区情况恶化。第二、必须解决污水处理问题。特别在水资源短缺且污染严重的地区,不治污是没有出路的。

  七、关于政策研究问题

  在制定政策时,要充分考虑并按照社會主義市场经济规律办事。没有合理的、可行的、严格的政策(有的要立法),要想建立节水型社会,做到水资源的合理配置布局,解决生态环境保护和治污问题是不可能的。现在工业、农业和城市用水存在大量浪费现象,各地各行业都可以自由抽用地下水,没有制约手段,这样下去,调再多的水进来,也解决不了问题。

  八、关于方案问题

  现在可供选择和组合的方案很多,最终形成的方案应当灵活一些,可以组合(积木式),可以分步分期实施。对于工程量和投资,要认真核算,宁可多估一些。要使所调的水能真正发挥作用,除了主体工程外,还要有大量的配套和辅助工程,这都要有明确说法。对各方案存在的主要问题要鲜明点出,不回避。

  九、关于新技术利用问题

  南水北调从启动到实施,跨越时间较长,而现在的科技发展极快,建议在做各种预测时,适当考虑这一因素,采取较先进的指标、措施和技术。

  总之,我希望最后形成的方案是科学的、符合实际的、可行的,而且是调水量最少的、代价最低又能满足要求的方案。希望这一方案不仅能满足北方地区水资源的需求,而且能促进整个社会向节水、文明、清洁、可持续发展的方向进步。

  潘家铮土木工程学家。1950年毕业于浙江大学。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为中国工程院副院长、国家电力公司顾问、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技术委员会主任和清华大学教授。长期从事水电站的设计、建设和规划工作,先后参加和主持过黄坛口、流溪河、新安江、乌溪江、锦屏、磨房沟等大中型水电站的设计和勘察工作,指导龙羊峡、东江、二滩、小湾、龙滩、三峡等大型水电工程的设计和建设。

  (文/ 潘家铮作者为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 来源:中国能源网)

  作者:杨树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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