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顺雷:“白猫”与“黑猫”——大言不惭说制度

  共产主义同宗教一样,也是一种信仰,是人类触摸不到的东西。马克思和恩格斯用他们的语言描述了一个美好的社会,用无以伦比的论证阐述了它最终实现的科学性和必然性。马恩的思维真是伟大,用科学的理论决定了未来伟大的现实,他们何以看的如此遥远而且信心坚定?再伟大的目标也要人类去实现,可实现这一目标要基于对人类怎样的一种假设呢?如果人类并不是按他们的理论需要那样发展的呢?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相信马恩也有忽略的地方,而共产党正在不断地完善它。

  马恩指引的是一条光明的道路,是一种伟大且科学的信仰,共产党是共产主义忠实的信奉者、追随者和执行者,这是件好事,人类确实需要一种信仰,基督是一种信仰,真主也是。不同的是别人信奉神灵,我们信奉真理。

  中国走社會主義道路,在地球上显得越来越孤单,而实际上,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增强,世界各民族越来越感受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交流日渐增多。于是我们发现了,原来我们有的,别人也有,我们没有的,别人也许早就有了。在马斯洛的第一需要层次上,我觉得,讨论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近乎可笑。

  美国是资本主义社会,新旧时期相比,资本主义同样有很大进步,因为他们比我们更善于学习,不计较学习的对象姓资还是姓社。他们同样是工人劳动,获取工资,我们还要说,资本主义仍存在很可怕的剥削吗?如果这样,我们不同样有剥削吗,事实上,不仅剥削自己人,还要把外国资本家请来剥削我们。其实,这都不能叫剥削,既然如此,可以认为社會主義和资本主义在各国的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交流之下已经逐渐趋同,名称不一样罢了,历史上的表现不一样罢了,因为缺乏交流。现如今,大家学乖了,活命要紧,大家还知道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才是硬道理,东拉西扯,把好的东西都拿来,正所谓制度的性质何以跟经济的发展过意不去呢?

  其实,讨论一个社会制度的特性总不能看那些腐朽的、堕落的方面,说到这些,古往今来,哪个国家没有呢?尽管各个国家体制不一,各个政府政策有异,人民意识形态不同,但所追求的目标是基本一致的,无外乎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强盛云云。代表一个社会特征的,我认为应该是那些积极的方面,既然大家都在努力使自己向好的方向发展,又何必分社分资呢,如果历史上没有马恩,没有《资本论》,不知那些政治家们会怎样,还会不会有这种争论。应该讲,资本主义、社會主義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诞生的,何必把历史的问题带到未来世界呢,当一个罪犯经过劳教改过自新成为优秀企业家时,你还要说他是罪犯吗?那么当资本主义国家从剥削发展到不剥削,我们还要对他们上纲上线吗?面对历史,我们习惯了说“历史的局限性”,当我们成为历史的时候,后人会不会说我们也受历史的局限?为什么不能跨越那一步,或者,我们根本就是心知肚明?我没有读过《资本论》,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把社会制度的问题庸俗化了。

  资本主义也好,社會主義也好,最终要百川汇海,归于共产主义的。她是一个美好的社会,是人人向往的社会,不管你是黑人白人,不管你是姓资姓社,老百姓的追求都是一样的。我想,美国或者日本,不会说共产主义是马恩的一套,共产党的一套,与资本主义相抵触,于是放弃追求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人们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的极大提高,(階級对立和“三大差别”最后消失,全社会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人人都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如果“游戏规则”是谁发展到前头,那就体现了谁的性质,共产党和资本主义政党可有得一拼了。

  资本主义也好,社會主義也好,实施的方针、政策及措施正确与否,我觉得都可以用鄧小平的“三个有利于”来衡量,不过就是一些形式或方法问题。“三个有利于”(即是否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利于综合国力的增强;是否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所涉及的方面可以说是不同社会制度的政府和人民的共同追求。其实,很多方面是双方可以互相借鉴的。在这一点上鄧小平和朱镕基可以说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典范。

  鄧小平和朱镕基两人都是主张“经济至上”的务实派,他们认为大力发展经济是强国富民,使中国通向现代化的唯一之路。邓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朱则是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坚决执行者;邓主张“不管黄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猫论”,后讹传为“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朱则强调“什么社會主義,资本主义,只要是共产党搞的就是社會主義”。这句话是朱镕基在学习了鄧小平南巡讲话谈心得体会时说的,当时不少人认为说的太出格,反映到邓那里。谁知邓毫无斥责之意,反而认为朱已经真正懂得自己“新改革”的精髓,表扬朱镕基把问题“讲透了”。

  作为群众俗语的“猫论”,隐寓了一个重要的哲学命题,即表象和实质的关系,因此被进一步引申。白猫、黑猫被夸大成走社會主義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两种根本对立的政治概念。其实,鄧小平引用“猫论”都是有时代背景的,经过深思熟虑的。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为了罗织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名,“猫论”被抛出,批来批去。可实际上,“猫论”非但没被批臭,人民群众从中看出了鄧小平的实事求是的高贵品质,对其产生好感。一方面表示了人民对邓的敬仰,一方面也反映了人民群众要求迅速发展社會主義生产力的强烈愿望。

  当时,社会生产力方面资本主义国家并不比我们社會主義国家逊色,甚至远远超过我们。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经济濒临崩溃,科学技术也落后了。但为了重建经济,日本大量引进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走技术立国之路,加上拥有其他一些有利条件,仅用了20多年的时间就由一个战败国一跃成为世界超级经济强国,举世瞩目。

  可我们呢?解放后的30多年,农业方面,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压抑,农业生产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根本问题是两个禁区没有被冲破,一个就是“包”,一提“包”字就害怕,就是跟社會主義相对抗的资本主义道路,就是对階級斗争的否定;再就是所有制,所有制“一大二公”,越大越好,越公越好。可“包”了以后,农业生产呈现好形势,陈云说:“我举双手赞成”;鄧小平说:“不要争论,就这么干下去完了,就实事求是地干下去”,“哪种生产形式在哪个地方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包干到户,这种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农村新体制在广大农民的推动下终于走上历史舞台。

  经济方面,我先说说股票,有人说它是市场经济的一个象征,在中国很长一段时间里被视为资本主义经济独有的东西。可1986年11月,美国证券大王约翰·范尔霖率团来京与鄧小平会面时,邓赠给他的就是刚刚由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行的新中国第一份股票——飞乐股票,此举成为中国推行股份制的一个信号。鄧小平的观点是:“其实,许多经营形式,都属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手段、方法,既可为资本主义所用,也可为社會主義所用,谁用得好,就为谁服务。”

  1985年10月23日,鄧小平在会见以格隆瓦尔德为团长的美国企业家代表团时,明确指出:社會主義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1992年初,鄧小平在南巡过程中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會主義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會主義,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會主義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一席话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没必要再去进行那些无谓的争论,我们再不能丧失发展的良好机遇,这层窗户纸终于捅破了,我们迎来了社會主義市场经济时代。

  有些东西,至于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比较一下就清楚了。资有经济危机,我们有市场疲软;资有通货膨胀,我们有货币贬值;资有工人失业,我们有职工下岗……资本主义有市场经济,我们有社會主義市场经济。其实,共产党早就开始正视这些问题,愚民政策在封建时期有市场,现时老百姓心里可是清楚的很,所谓“中国特色”无外乎名称的差别罢了。作为党的喉舌的广播台、电视台等新闻机构,越来越多地报道、评论一些以前回避的敏感的问题,无疑是共产党的巨大进步。其实,你正视它了,老百姓的议论反倒是少了些,社会更加安定,共产党的领导更加巩固。

  姓资姓社的问题谁说了算?人民,人民的力量是伟大的,人民是历史的缔造者。各国的事务应当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各个国家的人民有权自行选择和决定他们自己的社会、经济制度。

  “资本主义”、“社會主義”,对老百姓的意义何在,无异于一个标签,是政治家给贴的,老百姓是不在乎给他贴上什么样的标签的,而在乎能带来什么样的利益。老百姓需要物质文明,也需要精神文明,什么制度下能更快更好地满足这些什么制度就对老百姓更有意义。社会的发展有先有后,有快有慢,社会制度也会有暂时倒退的情况,社會主義、资本主义都有领先的时候,都有落后的时候,这让老百姓如何选择呢?其实答案很简单,无从选择,只要能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都一样。

  鄧小平还有一论——“不争论”,有意义的探索是必要的,无味的争论是不必要的。我们把无味的争论留给政治家吧,他们总不能饿着肚子。

  参考文献:

  1.《细说“鄧小平”》龙平平刘金田高屹编著红旗出版社1997.3

  2.《朱镕基跨世纪挑战》李建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8

  作者:吕顺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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