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曾宪:警惕圣德杀人

  1999年7月9日,——当大庆建行女储蓄员姚丽面对闯进的两名暴徒,报警未果,开始与歹徒周旋时,她可能想了死。但当她以较小的损失保护了银行的巨额财产和自己的生命后,她却绝想不到自己因此而成为新闻人物,更想不到其因就是自己没死,没“与歹徒进行殊死搏斗”,因此不仅被开除公职和党籍,还被该行负责人斥责为“狗熊”,“是银行系统的叛徒!”

  舆论同情弱者,几大文摘报转发了该消息后,更是一片哗然。这自然令人欣慰:公道自在人间。但同时我却感到有些失望——那些为姚丽辩护的言论竟是那样地软弱,诸如批评其领导是“站着说话不腰痛”、姚丽如果盲目反抗,可能“人财两空”等等。其实,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指出,真正的原告不是姚丽,而应是该行负责人,因为正是他们的安全措施不到位才导致本案发生,并给三名女职员造成巨大生命威胁和精神创伤。这好比歌舞厅缺少防火措施招来火灾,能让服务小姐承担责任吗?有关方面如此处分姚丽,是不是为了推卸责任呢?

  不过,我更关注还是该行领导哪严厉斥责背后的道德观念。听到那斥责话语,我就感到耳熟,细一想,回忆起来了,文革期间,大概也是那“疙瘩”一青年曾用自己的生命演绎出一句豪言壮语:宁为“公”字前进一步死,不为“私”字后退半步生,于是,他为了一块木头而献身了。青年无辜,但那句道德口号却变成极左观念的遗产。人民是社會主義的主人,人民的生命是最珍贵的价值所在;社會主義国家最大的“公”,就是保证人民的生存发展权,让人民安居乐业。既然如此,怎么能随便就把生命视为“私”呢?因此,除去极特殊情况下,如他人生命垂危急需救护而旁人又能救护时,除去对特殊职能部门,如军队公安司法等人员外,任何人无权对一般公民下达以生命为代价的职责要求和道德命令。不仅如此,那些拿人员生命冒险的行为,或号召群众无谓牺牲的做法,本身就是犯罪行为。不是曾发生过让小学生扑山火导致严重伤亡的惨剧吗?

  当然,对于哪些见义勇为、不畏强暴的英雄,应当给予彰扬。因为这种英雄以他们的崇高行为维护了更多人的生命安全。对于真正英雄行为的任何诋毁都是社会道德所不允许的。但英雄行为是个人的道德选择,任何人没有权力以英雄为道德标准去批评别人、要别人一定做英雄。鲁迅先生说好,“道德这事,必须普遍,人人应做,人人能行,又于自他两利,才有存在的价值。”(《我之节烈观》)这就是所谓常德要求。但今天,有人却习惯于按圣德要求别人,其结果,却适得其反:当我们把圣德作为常德要求人们遵行时,恰好使道德的调节功能失效,因为既然大多数人都不能实行,彼此彼此,也就形不成道德舆论压力,反而使常德无人遵守,使缺德不受谴责。事情不正是这样吗?一面姚丽因不壮烈而要受到道德谴责,一面却是许多不顾廉耻地贪污索贿行为被视为寻常,“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竟成为广泛流行的“喻世名言”。这就辩证法的惩罚!

  其实,动辄以忠烈尺度要求他人,这正是封建礼教的传统。鲁迅曾揭露过,当弱女遇暴徒后,身为男人的文人学士道德家们,不谈自己的责任,不提惩办暴徒,却“只是七口八嘴,议论他(她)死了没有?受辱没有?死了如何好,活着如何不好。于是,造出了许多光荣的烈女,和许多被人口诛笔伐的不烈女。”确实,如果姚丽“光荣”了,这便不是姚丽自己的光荣了;但姚丽却活了下来,这便“令人气愤”而被指为“叛徒”了。这种道德的本质是什么,鲁迅先生早已挑明,恕不饶舌了。问题是,已经过去一个世纪,我们仍然要复习鲁迅的教导,这想起来便不能不令人感到悲哀。

  《鹰翔》

  作者:杨曾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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