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力丹:假新闻何以泛滥成灾?

  读到今年第1 期《新闻记者》发表的《2001年十大假新闻》,我不知该笑还是该哭。笑的是这些假新闻之荒谬绝伦,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哭的是这些假新闻大多出自专业新闻工作者之手,并且被一再转载。我们的新闻媒体居然制造了这么多的假新闻,这是新闻职业道德的悲哀!

  《北京青年报》曾接连三次发表“换头术”的假新闻

  我想以《2001年十大假新闻》中一条假新闻为例,来谈谈假新闻不断出现的惯性和顽固性。

  如果不了解情况,人们或许以为《北京青年报》2001年7 月22日发表的“美国医生怀特赴乌克兰操刀换人头”的消息,只不过是偶然失误。其实不然。早在1998年,该报就发表过类似的假新闻。当年4 月24日该报“前沿新知”版发表头条新闻《换头术:我是谁?》,占了全版的四分之一强。第一段用的是黑体字:“美国中央情报局不久前宣称,他们精干的科技间谍已经从俄罗斯和东欧成功地获取了所有最先进的换头技术,包括换脑(把全部脑子装入另一个颅腔中)和灌换脑细胞……”接着又谈到,美国影星伊丽莎白·泰勒不久前已经签订合同,预付3 .5 万美元定金,一旦确诊她死亡,立即将她的头颅割下冷藏……该文的第二段,讲述了1998年春天发生在瑞士的五个W 俱全的新闻:由于车祸,一对情侣中男的身体被压坏,女的脑袋粉碎,于是聪明的医生将男的脑袋换到了女的身上。结果人是活了,但由于此人因男女的名份发生矛盾最终忧郁而死。医生为“人类医学史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条新闻中还详尽地谈到此前苏联在20多年前,如何在动物和犯人身上做换头试验获得了成功。该文后经《作家文摘》转载,得到更广泛传播。

  同年,上海科学教育出版社的活页科普文选第3 期头条文章竟也是这篇“震惊世界的换头术”,文中还配了医生正在换人头的插图。其实,只要具有一般常识和正常的推理能力,就不难判断“换头术”在目前是不可能的。为此,我在不同的报刊上发表了几篇文章,揭露“换头术”是假新闻,但没有任何反应。当我看到这年的《文汇读书周报》某期头版表扬该出版社如何为社会服务,将这些文选免费送给上海几十所中学和一些农村图书馆时,顿感苦涩,马上给该报写了一篇小文章,告之该出版社的科普文选发表了伪科学的文章。但出版社没有给我任何答复。

  一年后的1999年9 月17日,《北京青年报》的“前沿新知”版又发表一条通版大新闻《伊丽莎白·泰勒大脑移植已交定金》,并附有“移植大脑相关的医学突破里程碑”的背景资料。文章重复了前一篇文章里的“事实”。我真是气蒙了,马上给该报编辑部主任打电话,告之这是假新闻,一年前他们就已经出现过同类问题了。没想到,这位同志先是将责任推给责任编辑,接着又反驳我例举的70年代末出现“牛西红柿”假新闻的事情,认为许多过去不敢想像的事情最后会变成现实。

  这次看到该报第三次发表同类假新闻,而且更像有那么回事儿。由此看来,《北京青年报》确实应该反思一下了。

  记者编辑为什么会采写、编发假新闻

  我以为,出现这么多假新闻的根本原因,是因为记者编辑选择新闻的标准不是其社会价值和现实意义,而仅仅为了满足受众的心理需要。随着受众兴趣逐渐转向社会新闻,即使记者编辑主观上有正确引导的意图,但往往经不住精彩“事实”的诱惑。十几年前就开始的关于人体特异功能的报道,也许最早报道的记者的确是为了探索科学奥秘,而一旦这些新闻“以受众为向心”而不是“以事实为向心”的时候,原来的初衷便异化了。于是,这类明显缺少可靠证据的“事实”,竟能在我们的媒体上连续十多年不断出现。这早已不是什么“倡导科学”,而是在迎合“宁求其怪不求其真”的一种社会心态。

  另外,媒体竞争的激烈,往往使得记者编辑对新闻真实性看得很轻,而不管那些精彩的“新闻”是否可靠。因为你不刊登,必有其他媒体会发表;而其他媒体发表了,你不转载,又会失去部分受众。当单纯追求商业利益成为新闻工作的出发点时,便日益腐蚀着新闻传播者应有的道德观念。当一件假新闻被揭发之后,也许有关人员会苦恼一阵,但当又出现更精彩的“新闻”,诸如发现了“孙子兵法82篇”或上千年前的某个历史名人家谱(现在这类新闻时有可见)时,记者编辑们又会迫不急待地抢先发表,真正能核查事实的仅仅是少数。人在这个时候往往容易失去理性,所以关键在于传播者的理性思考必须成为工作习惯才行。然而,媒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驱动是非常强大的,法规和道德自律可以抑制假新闻的出现频率,但却无法根绝假新闻。

  为什么多数受众会相信假新闻

  作为成年人,儿童时期的“在很久很久以前……”之类的故事已经不能满足现实生活的精神需要了,特别当生活的深层意义被高密度、快节奏的物质性内容填平之时,以真实、现在完成时态的面貌出现的有意思的新闻,便为受众提供了一种精神上的刺激或松弛,赋予一种现实感很强的生活意义(无论是娱乐还是生活哲学)。仅仅一个“现实真实”,其吸引人的魅力就会大于那些“瞎编”的影视故事,因为当人们看电影或电视剧时,事先已知“这不是真实的”,而假新闻却是以真实的面貌出现,因此更具欺骗性。在这个意义上,各种以科学的名义出现的新闻,就像为停滞的生活打开了一扇透气的窗口。正是由于这种情形,如果新闻是假的,便会产生明显的毒害作用。

  为什么像“换头术”之类的假新闻并没有出现群起而攻之的局面,反而被当作新鲜事物更广泛地传播?因为这类新闻远离受众的生活现实,同时五个W 俱全,既曲折动人,又震撼人心,还有许多令人感兴趣的“真实”细节,如美国中央情报局、美苏争霸、伊丽莎白·泰勒、外科医生怀特等等,叫人无法不相信。李普曼就曾说过:“除了感兴趣的当事人外,很少有什么人能够检验一篇报道的准确性……因为题材离得很远。”现在被揭发的假新闻,通常涉及到当事人的利益或名誉,故而被揭露。而绝大多数的假新闻是社会新闻,与具体生活中的人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即使有人怀疑,也很少会与报道者较真。关于这种现象,李普曼指出:人们通常只接受感兴趣的新闻,即使有疑问,“他们就用其他一些标准而不是正确的标准来判断。在这里,他们所阅读的题材在他们看来很难区别于小说的。真实的准则是不适用的。如果这种新闻与他们的成见相符,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接受它。”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假新闻才有恃无恐,层出不穷。除此之外,人们还有一种接受习惯,既然媒体把它当作纪实性的报道发表,受众也就把它当作真实的事实接受。许多媒体上的纪实报道十分离奇,但人们依然很有兴趣地接受,并不认为自己已上当受骗,就是这个道理。

  越是精彩的新闻越要多一些理性思考

  减少假新闻,当然首先要求传播者具有较高的素质,但是更需要公众整体素质的提高,因为只要有市场需求,就不可避免会有满足市场需求的提供者。积于经验,当问题涉及科学暂时无能为力的地方、科学探索感到困难的地方、随机性复杂和因果关系复杂的地方、人们渴望健康和幸福的地方,突然有人宣布一下子解决了问题,新闻提供的事实越精彩,即报道中矛盾越集中、事实越典型、越有高度的情感或趣味,就越要冷静。人们都有买彩票的经验,不管彩票的主办人如何宣扬中奖的精彩“事实”,其实自己中奖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如果以这种心态(批判思维)看待那些精彩的“新闻”,就会有更多的假新闻被揭露。

  当然,仅仅凭经验是不够的,更要提倡理性,因为有些所谓“眼见为实”的东西也可能是假的。就像恩格斯揭露降神术士时说的那样:单凭经验是对付不了降神术士的,因为许多群众相信似乎是事实的东西;另外,他们也不在乎成百件所谓事实的暴露,除非一件一件地揭穿,否则总有足够的活动地盘。驳倒请神论,势必要用理性的思考。回到“换头术”假新闻,如果我们的记者编辑能用生活经验和理性来加以思考,又怎么会相信这种胡说八道,继而一而再,再而三地予以报道、转载呢?

  需要有可操作性的法规来惩处假新闻的制造者

  新闻出版总署两年前就已经出台了一项惩处假新闻制造者的规定,但是被惩处的造假者却非常少。一个重要前提是,按照“不告不理”的规则,必须先要有人告诉(一般是利益相关的人)。但是,多数假新闻没有涉及到具体的、真实的人,所以明明是假的,却无法惩处造假者。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新闻界参与物质商品的“打假”取得了很大成绩,但自身的“打假”却未见成效,假新闻反而越来越多。况且,即使有假新闻被揭露,除了遭到舆论的谴责外,假新闻的作者、编者以及媒体领导人大多没有受到任何处分。这也是假新闻得以泛滥的一个重要原因。1991年我随团访日,原来说要接见我们的《朝日新闻》的主要领导人临时易人。一问才知,不久前该报社有一摄影记者制造了假新闻照片,东窗事发后,不仅当事记者被开除,负责领导摄影部的报社各级领导人全部受到处分,报社第一把手甚至“引咎辞职”。而现在被揭露的这些假新闻的造假者和有关领导是如何被处理的?建议《新闻记者》还可以再写一篇调查性报道。有了这些材料,我们就可以有针对性地对新闻出版总署的有关规定提出修订性意见,以便有效地惩处假新闻的制造者,从而以正视听。

  当然,这还是一种被动的手段,我更寄希望于受众的监督。因为受众知道了假新闻出现的原因和危害性,就不致陷入对奇闻怪事的追逐之中,同时在接受新闻报道时更善于思考和质疑,这样问题就解决了一半。带着怀疑的眼光,对看到的新闻多一分挑剔,会带给你一种全新的快乐,这是一种理性的快乐,因为识别真假需要思考和知识。

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研究员、博导

原载:新语丝

  作者:陈力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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