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雁:媒体失缺公信

  我一说话,对一些专家不中听,对一些媒体也不入调。

  一般专家不便得罪媒体,他们是公众人物,象茅于轼、刘国光、张曙光、林毅夫、盛洪这样的大腕,受到媒体的非礼,也只好抱怨一声,隐忍作罢……。收不到样刊、样报,收不到稿费,拖欠稿费,以致贪污稿费,甚至敢把专家稿子粘贴自己名字来骗稿费,不发车马费,胡乱改稿……当今有些报人不知想干什么,报人的基本原则全孰破坏。我不是大腕,也无需经营自己,我就要批评媒体。

  80年代初,意识形态的弱化,个人主义强化,约束空间放大。90年代发生了最大的社会变迁。小人、狂人、穷光蛋、在逃犯、投机家、封疆大吏、社会名流都极尽表演。明星崇拜、贵族化、世俗化、资产階級、另类都在大肆张扬,传媒已变成权钱的奴隶。金融市场以绝对优势弱化了国家、团体、等级、意识形态、权威和权力,向传统的机制发出挑战,利益格局的划分,改变以往冲突的形式。意识形态、文化思想、政治体制的弱化,舆论、信仰、宗教、文化、教育,这些社会控制工具,跟不上社会形势的飞速发展,退化到可有可无的地步,不同的利益冲突、协调、合作、制衡就很难完成。利益格局的分化,很酷,也很无耐。个人预期紊乱、浮躁,在利益趋动下,伪幸福、伪科学日盛,名流、权贵、精英和传媒绑在一道,相互依赖,沆瀣一气。世纪末到2000年以来,炒星,炒老板,炒专家,几乎爆发了一场本世纪的最大造神运动。

  君不见,官员腐败亦猖獗,学人作伪也疯狂,成天招摇于电视报刊,危言耸听以邀名,不着边际就获利,少有人意识到:名利场上传媒是件武器,巨星、大腕、精英一个个兴高采烈的作秀,那些大师术士们,令今人古人汗颜。媒体在进行资本扩张时,名流只是件小道具,它像一只高兴的狗,追着自己尾巴跑——具有强烈的投机色彩,急于贴现,从自我加强到自我毁灭,带有明显的垃圾股的特征。

  温铁军指出: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到底要什么?的确值得我们好好想一想。为什么我们每天的舆论渲染的都是这个成功人士那个成功人士,好像我们不像他们那样我们就白活了似的?就像现在的“大款”满天飞,许多人做出各种努力想成“大款”,但是大多数人永远达不到,而且追求的过程中也平添许多痛苦。

  李希光说:媒体应该为弱势阶层说话,因为弱势阶层缺少发言机会和发言场合,可是现在不是的。这违背了新闻媒体存在的价值。媒体不应成为有钱、有权人的媒体,不应成为为一些看热闹人服务的工具。

  宋晓军指出:赵薇军旗装事情的前前后后,传媒没有担起应有的责任,没有去深层次挖掘年轻人信仰迷茫的原因,反而只是在就事论事,这不符合传媒在社会生活中应当担当的责任。说明传媒的工作做得还很不够。

  中国传媒和精英们,如今干的事,越来越让人看不懂。对传媒的泛商业化及垃圾化,一些传媒研究专家颇有微词,社科院传播研究中心的闵大洪、唐绪军等人早就看不上传媒,人大舆论研究所喻国明、刘夏阳都想出手就出手收拾收拾这些垃圾文化,以清华传播中心李希光最烈,批评抨击不断。新华传媒工厂自有主张,浙大传播所也是大路朝天,各走半边。

  杨帆:90年代以来的中国,经济学思维统治了整个社会科学,经济学由实证科学几乎变成了神学,经济学家成为神学家,利益关系成为信仰,腐败盛行,物欲横流而缺乏信誉和道德,社会风气浮躁容易盲目崇拜,大小神仙层出不穷。

  王小东:“没有原创性,造成了中国学术界的全行业大抄袭;没有原创性,是中国学术界的真正危机。人们早就在说:”学在民间“,”大学和研究院无学“,至少在人文、社科,这个说法基本上反映了现实。”房宁说:“中国有三大病——穷病、富病、穷富病。贫者抑郁,内生疾患,外露怨怼;富者张扬,奢侈放浪;贫而欲急富者,为娼为窃、为贪为盗,恣意妄为。如今无论贫富贵贱,不满情绪相当普遍。如今社会角色混淆,角色意识相当混乱,过分地向金钱、权势倾斜。大款、权贵成了绝对英雄,精英张狂、浮夸、虚妄;这是极不正常的现象,甚至是危险的。”

  丁东(1/25)” 失职的年代” 中说:“当今的中国学界,成为尾随在官员和商人之后的另一个得利阶层,从整体上看,失职的现象触目可见。恪守学术的严肃性,是学者之所以为学者的底线,但这条底线,现在已经出现了普遍的失守。把学术本身当作游戏甚至儿戏,把与学术相关的文凭、学位、职称、评奖、研究项目、学术论著,都当做交易对象的情况比比皆是。学术腐败愈演愈烈,在金钱的诱惑面前,学术尊严的堤坝已经大面积坍塌。随波逐流、媚上媚时的文字,却充斥着学术界的话语空间。学界的脊梁从整体上是弯曲的。”“优秀的学者,一个突出的标志,就是为受污辱与损害的人们说话,为弱势群体代言,匡扶正义。当官僚利益与公众利益发生冲突时,一定有人站出来为公众利益呐喊;当弱势群体的利益与强势群体的利益发生冲突时,一定有人会站出来为弱势群体声辩。现在的情况是,社会不公的现象到处可见,但学人乃至整个知识界对此麻木不仁,一些尚能洁身自好的学者,在专业领域尚能严肃认真,对公共事务却无可奈何,也缺少在公共传媒上表达的机会和渠道。这样,在整个社会舆论当中,良知的空白和缺位居然成了常态。”

  布尔迪厄在” 现代世界知识分子的角色” 中分析:专家治国就是这样借助对大众传播的控制,运用其权威促成了一种普遍化的不负责任的态度,使公民不再关心公共事务。专家治国论者,以及所有把政治化作为管理(management)问题,专家治国寻找到了乐意的合作者。通过传媒新闻记者的判断以及由其触发的经济效果,越来越直接地对文化生产进行干预。那些垄断传播渠道的人,甚至在没有意识到或做出尝试的情况下,就促成了知识缴械以及相应的政治缴械。在实际上没有什么可以传播的情况下,他们在无所不在的传播体制的中心创造了一个真空。并不只有宣传或隐讳的劝说的效果,还有虚假的甚或真实的问题:日复一日的喋喋不休占满了所有的符号空间。其结果便是一种吊诡的符号效果:通过不断的灌输创造真空。

  传媒失去了公信,商业新闻和俗文化有时在向大众传播误码。社会暴力及腐败现象骤起,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彰显到极致的恶果。20年来价值观被彻底颠覆,全面向封建回归。英雄观是:江湖大侠;生活观是:痞子化;信仰是:东方神秘虚无主义;幸福观是:传统“福、禄、寿”;预期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心态是:迷狂而凶暴。传媒一面向权贵、富豪、外国资本家献媚,一面又热衷于揭黑幕丑闻,制造垃圾文化,美化皇权。文明的传承就变得十分艰难。面对权贵,媒体他花枝招展去勾引,何谈公信;面对弱势群体时,他可神气了,可霸道了。“知识生活”与“公共生活”有着密切联系。

  中国名流毫无顾及的营私就等于自杀,约束空间放大后,好东西没继承发扬,封建糟粕沉渣滓泛起。中国古代士大夫的传统作用就是王道仁道,扶危济困,匡扶正义,为民请命,建风雨亭,修宗庙,建祠堂,办私塾。公益是仕绅安生立命的法宝,轮到今人面前就算“稀缺资源”,公信公德,公平公正像天籁之音。无公无益,公信、公德,公平、公正都变成稀缺资源,法规制度是公器,省缺公器将阻断流通与贸易。

  公信力应当是国家的第三种权力。市场靠“两信”,一是信用,一是信心,砸掉“两信”天下大乱。全球化、自由化的伪幸福,蒙住了一些精英和传媒的双眼,腐败败坏了公信,也加速摧毁中国人的信心,还有多少年青人知道冷战时的“杜勒斯计划”?有多少人还记得鄧小平97年临终的嘱托?国家腐败,学人作伪,传媒腐烂,失缺公信,宣传口对此要保持高度警觉,现如今人们反正根本不在乎,今儿说人话,还是明天说鬼话,今儿拿人民币,还是明天拿美元。精英在跑会,跑棚,拉朋党。精英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同时,文化上就只剩下糟粕。以文革为例,让人民庸俗比让人民疯狂更容易。知识分子全面放弃公益责任,将是社会的全面腐败与彻底堕落。古人云:士大夫无耻,谓之国耻。今天学人的自大狂,远不及古人智慧和风范。

  历代政权都非常注意舆情、民情的搜集工作,这自古而然,并不新鲜。为防止信号衰减和失真,各国君王都有两条渠道来保障信息畅通,一条是正规的官方渠道,一条是非正规的民间渠道。当官方渠道堵塞后,民间渠道自动打开,保障信息有效传递。官方渠道因政绩考核很容易受到人为节流和堵塞,而民间渠道又被当今名流所左右,他们贩私挟私,既谣言惑众,又妖言惑主。还有一条渠道那就是传媒,道德和公信的力量远比传统势力要小得多。当信息环境污染了,一些清流派的呐喊则微不足道。“良士、良绅、良民”退出交易或陷入沉寂和失语,垃圾将第三条渠道全都堵死;官方与民间的联系,完全依靠这三条信息渠道畅通。这三条渠道同时都堵塞,就会造成官方与民间的冲突和对立,造成一连串矛盾上升。如果一个人的神经传导系统出了毛病,人们很容易指出他有病,或弱智或痴呆,但一个机构,一个国家的信息传导系统出了问题,我们却不愿意承认,还觉得它挺不错、很好。一个不能为失败者提供任何希望和援助的体系,很容易遭到绝望者的攻击。穷人骚乱会使一个国家破产,谁要假装看不见,那就很蠢。

  温铁军指出“:古代维护政治制度的稳定主要靠的是科考取仕,这个制度非常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建立社会稳定机制。一旦断绝了这种科考取仕的晋升体制,意味着农村小知识分子永远改变不了自己的階級地位和农民身份,不安分的小知识分子就将和造反起家的农民(如鲁智深、李逵之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而小知识分子的加入,是农民革命成功的必要条件。皇帝还可以利用科考建立维护政权的”清道夫“队伍。那些”锥刺骨“、”发悬梁“,”囊萤凿壁“、”十年寒窗“的农民青年一旦考上,满脑子就只剩下”圣贤之道“了。其中有些人操着一柄皇帝赐给的尚方宝剑,出去当”巡案“,”微服私访“,惩治贪官污吏,缓和社会冲突,维系社会稳定。”“辛亥革命革命的主体:一是废除科举制度断绝了出路,不能靠孔孟之道改变自己命运地位的农村小知识分子,二是那些以流民为主体的最有组织的帮会。旧中国军队相当部分是流民成分,而流民又是由帮会控制的,因此造成了革命党可以和帮会结合,利用帮会的民族主义情绪和严密的封建性质的组织系统起事。孙中山的所谓民主革命无论理论上如何民主,实际上只能利用这两种势力。革命发生后军阀窃取权力,各地被分割控制,则又给帝国主义列强以可乘之机。因此,资产階級民主革命在几乎没有资产階級的旧中国,事实上不可能成功,这就是历史悲剧。”

  CIA 局长乔治·特纳特承认:“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要应付如此高的不确定性。躁动的公众越来越具有不经过领导和组织就随意采取行动的能力。使政府、集团失去谈判和威胁对象,一个没有面孔的暴民——躁动的街道,是决策者最终的噩梦。很少有人意识到,冷战结束后最大的变化——统一的超级敌人不存在了,没有对手了,没有敌人的尴尬。无论是通过相互威胁还是缓和。各大国没做好准备,疲软的国家在对付分崩离析的国家,帝国对付共和国,到处都是”躁动的街道。“(听证报告《变化世界中的国家安全》2002年1-7 日)基地、哈马斯、哈布扎耶夫、亚丁- 伊斯兰军、索马里”伊斯兰联盟“、埃塔等恐怖组织。国家动员起整个军事机器,各国倾全力来对付它,它不露面了……

  2002年2 月在纽约召开全球经济论坛上再论“脆弱年代的领导作用”。新世纪最大的不确定因素是:本土安全。迄今,大国战略还是冷战时的老办法,建一条军事上和精神上的马奇诺防线,调动军队来对付“没有面孔的暴民”,调动传媒大搞信息战。信息社会的发展,使传统机构解体,信息渠道大大落伍。尽管各国有庞大的国情、军情、安全系统,但有效信息提供不足,有平台,有预警糸统,却没有称职的分析家。利用公共资源和私营资源寻求下层的沟通渠道,朝野共建多通道的“底层热线”;加强新安全体系,用神经网络的C4(通迅、电脑、指挥、控制)加强安全预警应急功能;(全称C4ISR 调动、侦察、需求)加强快速反应能力。

  中国的信息能力处于世界底层,仅为美国的8.6%,只有韩国的15.3% 。国家统计局报告中指出,信息技术差距,(信息不对称)将使中国在21世纪的国际竞争中处于极不利的地位。经贸发展、企业商机、消费者权益保证、政府公共服务质量的提高等都离不开及时获取准确信息。信息公开和信息自由成为世贸规则的基本要求和各国政府规范改革的主导方向。信息公开是贯穿于多边贸易体制的基本要求。信息公开不仅是贸易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当前各国政府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等全面发展方面保障公民权的一项基本义务。公民对政府和公共部门拥有的公共信息享有知情权。

  面对全球化与中国传媒,发生了一些深层变化,一、意识形态的弱化,约束空间放大。二、超编缉因素扩张。三、采访环境恶化。四、跨学科领域加深。五、信息识别难度加大。六、权力资本扩张,资产重组加剧。中国传媒近年来有几个值得注意的动向:1 、大媒体影响力加强;2 、大众对国际问题倍加关注力。3 、资本扩张和资产重组加剧,3-5 年内中国传媒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波动。如果传媒失缺公信,主动丧失第三种权力,大量制造成垃圾文化的媒体是不能应对这种挑战的。

  媒体有三个禁区:一是不能危及国家安全和利益;二是淫秽文字或图像;三是虚假新闻和广告。可以肯定,媒体再发展,再变化也决不能变成大百货公司。媒体为了保持一定的独立性,还得保持公信力。反映中国精英的主流观点不会变,维护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则不能变。

  媒体的功能从古至今没有变,它除了新增加各种功能外,仍然是件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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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南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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