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利华:中国城市大众心态的新变化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不仅使中国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地理发生了重大变化,也使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中国社会階級、阶层发生了分化与重组,出现了一些新的阶层。中国出现了大众社会和大众群体,这里所说的大众社会主要是指由城市市民构成的社会,大众群体主要是指当今中国城市里的非农业人口市民群体。

  市场经济猛烈冲击着中国旧的传统文化和观念,使大众心态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环视今日中国,大众心态的变化突出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由“重权”的“官本位”转向“重钱”和“重技术”等多向选择:

  两千多年的皇帝专制统治在中国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文化,这种思想文化在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时代仍然十分流行。那时,中国人把“做官”和“升官”视为实现个人利益的惟一途径,至于知识分子、教师和专业技术人员,在人们眼里不过是些无权无势的“工具”。

  市场经济发展的最大成就之一就是猛烈荡涤了在中国流行了几千年的旧的思想观念,给人们提供了竞争的空间和多样化的选择。中国的市场经济是跳跃式发展的,它具有相当大的后发优势。

  也就是说,当中国开始发展市场经济的时候,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进入了知识经济阶段,中国可以直接汲取西方市场经济和知识经济最新成果和经验,实现一次“双跳跃”,所以,中国的市场经济包含着知识经济的成分。

  知识分子的命运大大改变

  市场经济和知识经济的发展使知识分子和专业技术人员在各个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重奖在科学研究和技术领域里做出重大贡献的人。教师和专业技术人员的经济收入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其社会地位也在上升。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知识成为社会生产的主要资源,人力资本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教育、科学和专业技术领域更有一片实现个人价值和抱负的蓝天。

  80年代以来,高等院校的电脑、电子信息、自动化、生物工程以及经济、法律、传播学等成为青年人竞相报考的热门专业,“MBA ”和“MPA ”也成为青年人渴望拿到的学位。

  城市居民越来越注重对本人和子女的教育投资,城市里兴起了“出国热”,一些父母不惜血本甚至借钱送子女出国留学。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把“当官”看作惟一的出路,有些人甚至更愿意选择走专业技术之路。

  随着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主要手段,企业成为市场的主体,追求利润最大化也成为企业和各种经济主体的明确目标。“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成了一句既时髦又现实的口号。人们不再信奉“君子重义不重利”的古训,不再以谈钱为耻,对企业的评价中,效益如何是第一位的指标。

  市场经济打破依附关系

  过去,大城市里的高级宾馆只对高级领导干部开放,现在只要有钱,五星级、四星级宾馆都可以住。中国股票市场的开张,为千百万梦想发财的股民提供了大显身手的机会。因炒股票而巨富的“杨百万”成为人们瞩目的人物。

  市场经济使人们摆脱了人对人的依附关系,因为,对于用思想去生产知识的人是强迫不得的,它需要人的独立自主性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所以,启发人内在的积极性和潜力是市场经济和知识经济的内在要求。

  虽然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流行的“金钱至上”、“货币拜物教”观念会诱导人们陷入对物的依赖之中,但是,“金钱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破除了“官本位”观念,给人们带来了多样化的选择,其积极意义是无法估量的。

  二、由“惟书、惟上”转向追求个人自由和民主权利:

  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企业和个人成了具有自主性的主体。过去,厂长经理“碰到问题找市长”,现在则是“碰到问题找市场”。过去老百姓“碰到问题找领导”,现在老百姓则是“碰到问题讨说法”、“碰到问题找法院”。

  这种独立自主意识的增强使城市居民有了较大的自由空间,人们可以比较自由地择业、购房和买汽车,旅游、娱乐、消费、出国留学有了很大的便利。有的人“下海”经商,有的人自创实业,有的人出国发展,过去那种“唯上是从”的观念淡化了,对领袖人物的崇拜也逐渐减弱了。

  老百姓说话的渠道增加了

  个人自主意识的增长在政治上的突出表现是中国人政治参与意识的明显提高,民间自发的政治参与活动日益增多。老百姓常常编出各种顺口溜和政治笑话来讽刺官场的腐败行为,有些人还借助网络发表自己的见解,广播、电视、报刊杂志也开辟了让老百姓说说心里话的栏目,像中央电视台的《东方时空》、《焦点访谈》、《实话实说》,北京电视台的《今日话题》等节目。

  城市里的消费者协会也积极帮助市民解决生活消费品方面遇到的问题。近年来,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参政议政的积极性也在提高。1983年3 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县级以下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直接选举的若干规定》,规定中国县级以下人大代表由公民直接选举产生。

  三、由平均主义心态转向勇于竞争和敢于求富的心态:

  几千年农业社会僵化的经济体制造就了小生产者的平均主义观念。而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全民所有制企事业单位和人民公社普遍存在的平均主义分配方式,使中国社会出现了均等化和普遍贫困的现象。

  改革开放以来,政府采取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允许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基本国策,使得不同地区、不同阶层和不同群体的人“八仙过海,各显其能”。

  从中国的收入分配的现实状况来看,阶层差距和区域差距都在扩大。据社会学家李强教授计算,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达到0.4577,美国同期的基尼系数为0.38~0.39 。

  然而,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人民的总体收入和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据中华新闻网2001年12月25日报道,2001年9 月中国市民生活满意度“零点生活指数”调查对北京、上海、广州3 个一线城市和武汉、成都、南京、西安、郑州、大连、沈阳7 个二线城市进行了多段随机抽样调查表明,2001年市民总体生活满意度得分为3.28分,处在“一般”和“比较满意”之间,偏向于“一般”的水平。

  痛恶“暴力致富”

  可见,中国人在市场竞争中逐渐适应了贫富差距的现实,并且对一部分人依靠技术、知识、智慧、管理、经营等合法手段所得到的高收入持认同的态度。

  勇于竞争、敢于求富成为大众的一种较为普遍的心态。当然,人民大众对于那些靠贪污腐败而暴富,从事黄、赌、毒而发家以及黑社会“暴力致富”等违法行为是深恶痛绝的。

  四、由封闭、内向、保守的心态转向开放、进取的心态:

  在专制主义统治的农业社会里,中国人被束缚在土地上,每个地区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传统、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审美情趣和社会心态。封闭内向、求稳怕变、墨守成规是农业社会老百姓的一种普遍的心态。

  市场经济的发展极大地解放了中国老百姓的感性欲望,带来了人的需求的高涨和物质文化产品的丰富。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尤其是青年人用“追求自我价值实现”的心态迎接各种挑战。

  过去中国城里的女孩找对象时普遍注重的是小伙子是不是老实、稳重和可靠,现在城里的许多女孩子除了注重对方的人品之外,更注重的是对方是不是具有开朗的性格和进取精神,是不是有技术、知识和本领。

  中国大众文化生活和生活中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样化态势。麦当劳、酒吧、夜总会、咖啡馆遍布各大城市;各具特色的流行音乐风靡全国。清晨和夜晚,一些老人聚集在城市街区花园和广场里跳舞、扭秧歌、练拳、耍剑。

  近来,一些大城市出现了“购车热”,假日旅行、出国旅行成为时尚。一些中国人还在各国流动,成为追赶时代潮流的“世界人”。

  总之,市场经济的发展形成了现代化的生活方式。现代化的大众生活方式是实现政治民主化的物质基础,大众主体意识的形成是实现政治民主化的思想前提,中国社会大众心态的这种空前未有的变化呼唤着新型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出现。

  作者是北京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教授

原载:联合早报

  作者:张利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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